2009年6月7日 星期日

1.12 北望神州

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1.12 北望神州

金融風暴後,香港人對中國大陸的優越感頓失,換來一份複雜的心情,又愛又怕。商人急不及待擁抱十多億人口組成的廉價勞工和龐大市場,從容不迫把香港面對的「危機」視作「有危(險)也有機(會)」;普羅大眾則藉著相差數倍的物價,紛紛北上消費,特別是搜購盜版與冒牌貨、打哥爾夫球、享受腳底按摩,甚至嫖妓等吃喝玩樂消遣。然而他們心底還是害怕香港地位不保,尤其是O一年北京奪取O八年奧運主辦權和中國獲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後,叫人擔心香港快將被趕上,無力擔當中國與國際間的橋樑,從此淪為「中國沿海的一個普通城市」。適值香港本身也找不到新的定位和出路,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自卑及恐懼感悠然而生。事實上,一度被香港人譏為「阿燦」、「表叔」的大陸人,漸漸反過來喊香港人作「港燦」,也越來越瞧不起香港。

這時香港人已經不相信、甚至紛紛揶揄董建華上台時高喊的:「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不少人視大陸的競爭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零和遊戲。當大部份市民在居留權爭議中,敵視來自中國大陸的爭取居留權者為「爭飯碗」和「呃綜援」(騙取政府援助)之際(詳見第四章),城中商賈亦爭相把「雙城記」降級,從此香港的頭號競爭對手,由同樣是「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改為後起之秀上海。例如貿易發展局在千禧年時,直指十五年後(二O一五年)上海便可追上香港,記者也老愛追問新任上海市長陳良宇對滬港競爭的看法,反映了香港人其時誠惶誠恐、失去自信的情緒。

跟廣東省的關係是另一道難題。經濟陷入困局後,香港人猛然發覺鄰近的廣東省已不甘心「前舖後廠」的格局,立志取代香港的珠江三角洲(珠三角)龍頭地位。這邊廂廣東省長盧瑞華矢言打造廣州為國際金融中心,跟香港爭一日之長短,那邊廂深圳市的貨櫃碼頭如鹽田港等迅速發展,吞吐量大有趕過香港之勢。於是有人提議香港經濟應盡快融入廣東省,好抗衡上海牽頭的長江三角洲(長三角)。可是不少香港人對此不以為然,把接壤廣東省的邊境改行全日通關視為洪水猛獸,害怕更多人北上消費和拖低邊境地區(北區)的樓價。官員需要多番討論後,才能在O三年初於落馬洲推行廿四小時通關。與此同時,銀行和傳呼機公司等不時傳出把後勤部門搬遷到廣州等地,以便裁掉薪金較高的本地員工,更加深香港人對中港經濟一體化的疑慮。無奈大勢所趨,越來越多香港打工仔要北上「搵食」,長駐大陸工作,又或是要常常到「上面」(中國大陸)出差。

面對中國的崛起,香港該如何自處,成為金融風暴後政、商界的一大熱門話題。有人覺得香港應該跟大陸保持一點距離,避免走得太近而失掉本身的獨特之處。最能表現這種想法的,是社會上謠傳政務司長陳方安生為了保持一國兩制下香港的自主地位,屢次冷待商討經濟融合的廣東省官員,刺激北鄰的省市下定決心,取代香港的地位。另一方面,部份人則自我「矮化」、愛揣摩北京上意,不斷強調香港唯有「背靠祖國」,以至依賴大陸的食物和食水供應,才能生存,希望特區政府事事奉迎中央。還有一些人想趁著中國已經收回香港主權之便,請求北京幫忙解決當下的經濟困局,例如放寬大陸人才來到香港。他們甚至建議香港的失業者到中國大陸找工作,「勸勉」領取政府經濟援助(綜援)的低下階層搬到大陸,好把「包袱」丟到廣東等地。這些人無視一國兩制之下,特區早已因為不用負擔駐香港解放軍的軍費或上繳稅收予中央,招惹了其他省市眼紅。無怪乎香港人被批評:「有著數(好處)就一國,無著數就兩制」。

不管怎樣,隨著陳方安生在O一年初引退,特區政府明顯少了顧忌,不怕經濟上向中國大陸靠隴。先是接任陳方安生的曾蔭權在O一年五月,響應中央「開發大西北」的號召,親率香港全體富豪訪問中國西北多處,繼而是梁錦松跟北京商討設立「中港自由貿易區」(CEPA前身)(詳見第五章)。最後連董建華也承認他曾去信中央,請求京官幫忙。但他這一下「求救」,教香港人無地自容,恨他無本事帶領香港擺脫困境,怨其丟盡香港的面子--明明是全國最富庶的地方,卻公然厚著臉皮向「阿爺」(北京)伸手討好處。其實香港人雖然都在北望神州,欲在中國崛起之際分一杯羹,但很多人卻覺得交往過程應是公平地互惠互利,而非中央單方面的「偏愛」,無條件不斷施予優惠,做中國的「敗家兒」,更不希望北京以此來換取香港人的支持,讓無能的董建華繼續掌權。

(1745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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