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7日 星期六

香港之死局

又到七.一!

自O三年起,七月一日已不再是慶祝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一天,而是大眾上街向政府喝倒采的「仲夏祭」。可以預期,今年遊行人數定是曾蔭權上台以來最多,罵其「不該」(「不該」的國語跟粵語粗話「仆街」相近)之聲此起彼落。如今民怨再起,曾蔭權逐漸步上董建華灰頭土臉的下場,一些老問題亦重新浮現,彷彿在說特區成立十二年來,繞了一圈,卻原地踏步,教人沮喪。

回想六年前,香港飽受廿三條的威脅和通縮的逼迫,一天比一天惡劣,催使數十萬人奮起自救,走上街頭。自此以後,董建華淪為跛腳鴨。面對這個爛攤子,北京嘗試補救,一度予人「中興」的希望。只可惜,其努力漸成白費,死結沒有解開,香港又一次走進死胡同。

北京的對策可說是全方位進行。眼見七.一大遊行燃起市民爭取雙普選之心,為免「失控」,便採用先硬後軟的策略來穩住局面。O四年初,一群親共人士突然跑出來宣揚「愛國論」,鬧得沸沸揚揚,把香港人「還政於民」的呼聲壓下去。接著輪到黑社會粉墨登場,嚇得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兩名電台時事節目主持鄭經翰和黃毓民被逼封嘴,甚至暫逃他邦,好使政府免受輿論壓力,而商業電台三十七年來建立的公信力亦毀於一旦。及至年中,立法會選舉在即,北京接連抖出民主派候選人的醜聞,以阻止民主派取得過半數議席。結果一鼓作氣爭取普選的群眾力量漸呈衰竭,局勢緩和下來,這下北京才讓董建華「腳痛」離開,把最受民意支持的曾蔭權扶上去,替大眾「消消氣」。而為了防範再出「亂子」,中央開始插手干預特區事務,長遠來說更是親自扶植民建聯,把更多「親信」送進政府部門,使曾蔭權得到的權力,大大削減。

至於經濟方面,北京以打通中港兩地經濟障礙的方法來「拯救」香港經濟。一方面准許大陸多個省市居民無需參加旅行團也能自行跑到香港旅遊購物(即「自由行」),為香港消費市道注入一股動力,另一方面,大批國營企業排隊到香港上市,使香港股票市場一下子壯大不少,每天成交額較O二年狂飆十多倍,讓香港市民炒個不亦樂乎,還得到外國人「賜予」的「紐倫港」(Ny-lon-kong,紐約、倫敦、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美譽。

施行上述部署後,北京大概會滿意自己的「傑作」,經濟重拾升軌,恆生指數更一舉創下三萬點高峰,政治上也依從香港人的意願,把董建華讓位予你們最愛戴的曾蔭權。既是如此,那麼香港人究竟還有什麼不滿呢?今天失業率回升也不過是金融海嘯衝擊全球經濟,是「非戰之罪」,何苦人們還要苦苦相逼呢?

答案是,北京在O三年穩住局勢的一連串動作,並未解決問題的核心。為了安撫群情,卻又想逃避民主選舉,於是北京想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以民意作挑選特首的準則,只要通過信任測試,誰最受歡迎誰就能當特首(或誰受人唾棄誰沒機會當特首)。於是曾蔭權便能以「港英餘孽」的身份繼任,而非「貴公子」唐英年或「人見人憎」的梁振英(若說此人是共產黨員並不教人意外)。然而這種「挑選機制」下勝出的特首,終究不是人們投下神聖一票普選出來,於是曾蔭權跟董建華一樣,揹負著沒有認受的「原罪」,不能「代表」香港人。當市民對施政稍一不順,便想起眼前的特首並非自己選出來的,而是由中央欽點,硬塞給香港人,民怨便很容易爆發。既是如此,政府施政時便無法理直氣壯,不敢推行容易得罪既得利益的改革,整天在玩「政治化妝」,以哄騙無知婦孺來維持民望。奈何日子久了,越來多越人看得出曾蔭權只會「有功就領,有鑊就卸」,也就教人對他失望,加上他「競選」連任時的口號「我要做好呢份工」,使人覺得他沒有承擔,純粹是一個混日子的「打工仔」而非一名具風範的領袖,香港又一次失去掌舵人。

與此同時,雖然曾蔭權曾有九八年打跑國際大鱷和O四年盡忠執行否決即時雙普選的「功勞」,因而獲得北京信任而「升職」,但曾蔭權始終是英國人訓練出來的官員,故此北京用上他只是權宜之計,長遠來說還是「自己人」可靠。於是自曾蔭權任內開始,北京刻意拋開「用人勿疑,疑人勿用」之道,開始安插「親信」,陳克勤、曾德成、蘇錦樑等一一送進官府,乃至掌舵個別部門。於是曾蔭權的麾下並非「理念一致」,不可倚重,催使他只能混日子捱到任期結束。此外,北京執意讓有意角逐第三任特首的人有機會「熱身」,爭取民心,結果弄巧反拙,開啟了政府內部的「宮廷鬥爭」。好聽點說這是互相競爭,實際上卻是互扯後腿,彼此傾軋。也許北京樂於看見香港各路人馬扭作一團,好使它能擺佈一切,但這絕非香港之福,造成特區政府的效率每況愈下,公務員也了無士氣。

說到公務員,這就不得不論及政治人才的問題。過去由於董建華弄得一團糟,使香港人懷緬昔日港英時代的美好舊歲月,原是港英政務官(AO)的曾蔭權遂能「不孚眾望」,取而代之。可是在曾蔭權年代,這批「天之驕子」屢遭逅病,不少論者指出他們只是有能力執行英國人的政策,根本沒有多少政治智慧。以梁展文事件為例,被視為能力超卓的公務員事務局長俞宗怡竟批准負責土地政策的梁展文退休後加入地產商工作,惹來極大的官商勾結非議,要立法會展開聆訊。她若非有意「官官相衛」,便是不諳人間世情,且別說梁展文的行徑盡現貪婪一面。於是昔日的「AO神話」徹底破產,偏偏部份高官仗著對政策瞭如指掌,有意無意間對不知就裡、「只懂辱罵」的議員反唇相譏或不屑一顧,沒有想到政府上下沒有一人經過正式選舉的洗禮而揹上原罪,不懂得謙卑為何物,遂拉闊了官員跟大眾的鴻溝,前者覺得受「刁民」詰難,後者則覺得官爺不吃人間煙火。

「AO神話」既滅,香港的政治人才往那裡找?這就不得不提及北京介入香港的選舉,使每次選舉淪為「親共」與「民主派」的壁壘分明對決,任何政策討論,好像對教育、醫療、環保、勞工、土地等的意見,根本就不重要。這種情況在北京自O四年起高度「參與其中」,使情況弄得更僵,死結更難解。其實不少人很厭惡這種非黑即白的狀況,想走「第三條路」,但到了最後,選民還是要先辨別「忠奸」,才能考慮政黨在各議題的立場。說到底,北京扶植的親共政客每每替建制塗脂抹粉,在大是大非的事情(如六四屠殺)上不敢吭聲,便教逾半市民認定這幫人根本是攀附權貴、沒有本事的「小人」。過去一年,這幫政客鬧出「搓胸」(把try our best說成try our breast)和「北極多企鵝」的笑話,以及向入境處「蘇卡片」的濫權醜聞。其水準和操守之低,教人咋舌。

就是這樣,哪怕北京深深介入香港的選舉,中央高層更叮囑民建聯要「內強素質,外樹形象」,其年輕一輩的質素仍丟人現眼,再多的捐款和黨員也是徒然,反倒加添人們的怨恨,深深不滿只要「巴結權貴」,便能飛黃騰達。當特區政府以超出立法會議員一倍至三倍的月薪聘請一批沒有政績可考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時,自然激起公憤,嚇得曾蔭權逾年仍不敢公佈第二批副局長人選。在北京的撐腰下,得票沒有過半的「保皇黨」長期佔據逾半的立法會議席,使政府議案予取予攜。哪怕真正普選到來,只要中共繼續扶植「自己友」來護短,繼續背離「有能者居之」的香港精神,這個政治上的死結,根本無法解開。

另一方面,為了確保「保皇黨」取得逾半議席,北京實行「以港制港」,由保守的香港商人「選」出北京信任的政客,並靠商界來反擊平民要求普選的聲音。這些富豪,政治上但求利益不變,當他們只要在小圈子選舉乖乖投票便能輕易得到「保護」,也就無必要花心思培育他們的「代理人」在真正民主選舉中打拼,以免落得自由黨敗選的惡果。於是他們跟北京連成一線,盡量拖延普選的來臨,繼續維持殖民地的半民主體制,促使大商賈與大眾之間出現空前對立,「官商勾結」一詞更在董建華末年開始深入民心,人們莫不認定特區政府向大地產商言聽計從。適值九七年金融風暴過後(恰巧也是主權移交過後),香港貧富日益懸殊,儘管官員以技術理由指斥不斷上升的堅尼系數(意即貧富差距擴大)不準確,但誰也不能否認即使經濟已經復甦,街上拾紙皮維生的老婦並非罕見,偏遠的天水圍更在這幾年被喊作「悲情城市」--一個不斷出現倫常慘案的窮人地區。

事實上,大地產在過去十二年的「壟斷」情況,越演越烈。他們除了做地產生意外,還沾手了普羅大眾的日常必需品,包括交通、電力、超級市場、無線電話、住宅管理等等,於是人們的日常開支,一定有部份「貢獻」到這批富豪手上。與此同時,這些年來更出現港式「圈地運動」,過去分割成一塊塊的市區土地或新界農田,在市區重建和拓展新市鎮下,土地逐漸合併,並落入大地產商手中。雖然「土地兼併」能更「有效」發揮其價值,可是若果土地面積過大,有錢競逐的地產商便買少見少,一些中型地商更要跟同行合作才夠財力投標。於是彈丸之地的香港,土地業權便出現寡頭壟斷,而天水圍更是表表者,整個新市鎮只有兩個地產商佔據--興建公屋和居屋的政府,以及蓋了私人屋苑和酒店的長實(由李嘉誠擁有)。

在這情形下,大地產便能呼風喚雨,其設計的屋苑固然能「操控」居民日常生活(連「公共」空間也變作私人管理)和出入路線(需否繞道商場才能回家),更掌握了商戶的生殺大權。舉個例說,近年新鴻基翻新旗下商場,並「重整」商舖組合,這一層是餐廳,那一層賣衣履。不符合其組合心水的商戶,即使付得起租,也租不到。於是原本經營的商舖,不是乖乖接受地產商的安排,搬遷到「適合」的樓層,便是遭拒諸門外,不獲續約。這種做法你可說是更有效率,把商場弄得美侖美奐,吸引更多人流,為業主帶來更大利潤,但同一時候,給趕走的商戶為之氣結,還影響了低下層的生活。例如政府於O四年因財赤把窮人居住的公屋附設的商場,售予領匯。為了「改善」營運,領匯把大批個體經營的小商戶趕走(即使仍在賺錢),招徠較高檔的連鎖商戶。於是住在屋邨附近的中產吸引過來了,租金收入水漲船高,但住在上面的窮人,根本沒有多餘錢到公屋商場內的星巴克嘆咖啡。位於商業區的太古廣場也是一樣,所有大眾化食肆給趕走,換來高檔餐廳和貴價快餐,逼使上班族午膳時要擠往遠處。更糟的是,長始下去香港只會有大地產商安排的千篇一律商場,小商人完全沒有機會在散亂的土地業權中,自行創造有特色的社區,好像中環的蘭桂坊、旺角的波鞋街,以及已因市區重建而拆卸的灣仔喜帖街,投資者「買舖收租」的機會亦買少見少。

既然香港土地業權逐漸落在大地產商手中,那麼前述的北京「挺港」措施之一自由行,最「著數」的便是富甲天下的大地產商,小市民的得益有限。推行自由行政策後,消費市道確實多了一泉活水,讓市面添上生機,繼而增加工作機會,失業下降。但別忘記,受惠於自由行的商戶,還是要向業主交租。趁著市道興旺,大地產商莫不拼命加租,分一大杯羹--他們的租約,均設有「瓜分條文」,商戶生意越多,業主可額外抽取某個百分比作附加租金,猶如吸血蟲一般。在這情形下,自由行帶來的好處,地產商便佔去了不少,零售商仍要艱苦經營,須仰業主鼻息(商戶能置業買舖的地方已不多),一個不留神遇上經濟逆轉,便隨時要關門結業。生意風險盡歸商戶,業主穩賺不賠。

北京另一項宏效更大的「挺港」經濟政策,便是讓大批國企到香港上市集資,吸引了國際資金到香港股市炒賣,投資中國。這樣做也間接促使貧富懸殊的效果,因為受惠其中的人,主要是從事金融、會計、銀行界的僱員,以及有閑錢投資的人,特別是那些有機會在國企上市前後以低價認購龐大股份的富豪。這批人藉著股市興旺而身家暴漲,又或是年終賺得數個月的花紅,「滿載而歸」,有些人甚至索性全職炒股來維生,足見箇中利潤之豐厚。可是對於不曉英文的低下階層,哪來的金融知識和閑錢去炒賣賺錢呢?就算是擁有大學學歷,從事上述有關金融行業以外的中產階級,股市大旺亦不過是藉長期持有股票而多添一筆小橫財而已(假如他在工餘時間有留意股市的話),若受社會上「每個人必須理財投資」的氣氛而心動,跑去保守投資的話,分分鐘給銀行職員遊說買下收益只有數厘的雷曼迷你債券而蒙受損失呢(歌星張學友無疑是這一類受害者)。

這還不止,當股市在O七年底自三萬點徐徐回落,變賣套現的股民便在翌年初把賺取的利益,轉往炒樓,使樓市接棒火熱飆升,直到雷曼倒閉掀起金融海嘯為止。事實上,不少大陸富商在五年前已開始到香港投資物業,使豪宅樓價拋離平民樓宇,財富越滾越大。擁有閒錢的富有甚至中上階層遂在過去兩、三年,在股市和樓市多番圖利,收獲不菲,彼此碰面時莫不交換買股換樓的行情,大地產商李兆基更成為「亞洲股神」,給公眾買股「貼士」,風頭一時無兩。但另一邊廂的低下階層,經濟興旺亦不過是容易找到糊口的機會,一些建築工人更要「外放」到澳門興建賭場的地盤。對這批人而言,曾蔭權上台後的經濟復甦,雖能擺脫董建華的失業苦困,卻始終無法跟港英百業興旺的美好日子相比。即使中產階層亦覺得工作繁重,今不如昔,不停聽著老一輩甚至已身故的歌星的娓娓之音來懷縮時光,精選唱片特別好賣。在不患寡而患不均下,民怨潛藏在沒有從股市樓市獲利的大眾心中,一俟經濟轉壞而導致失業者眾,中、低層的民憤便隨時爆發起來,對特區政府不肯派發消費券或現金予全體市民,卻又寬免上流社會愛喝的紅酒稅,極為不滿。

更麻煩的是,董建華上台伊始展開了教育改革,卻是越改越胡塗,嚴重窒礙低下階層子女向上流動的機會。這是由於母語教學等改革,使家長認定子女學習英語的機會大減,紛紛避開普通學校,富有階層一窩蜂把兒女送進學費驚人的國際學校甚至出國留學,沒有財力的家長只好盡力替下一代送到豁免母語教學的學校,也就是人們眼中的一百間名校。可是僧多粥少,中產父母便只好強逼子女學曉十八般武藝,鋼琴、繪畫、珠心算等,無一不精,以博取名校取錄。到了最後,連低下階層也要到處張羅,以籌謀子女上「興趣班」的費用,唯恐落後於中產及富有家庭,且別說書費年年上漲,使二手書店大行其道。更教人氣憤的是,特區政府以提倡母語教學自居,大批高官卻把子女送往外國唸書,學費機票由公帑津貼,其身不正。最後出身不同的子女,社會起步點不一,富有或高官的孩子不獨有機會在國際學校浸淫英語,放洋留學,回來後更容易得到「叔父世伯」的照顧,到花紅豐厚的投資銀行上班,讀香港大學的卻得不到這些機構青睞,因為本地畢業生被指英文欠佳。

基於上述種種因素,若今年七.一上街的人數回升,創下五年來新高,一點也不意外。事後定必有一些權貴,又將之簡約為經濟衰退所致。但實情是,除了經濟不景外,不論貧富、不管失業還是事業起飛中,普羅大眾始終覺得香港今不如昔。哪怕北京出盡上述招數,試圖把香港的經濟和政治撥亂反正,仍不得要領。特別是政治狀況,普選拖得就拖,教人不耐煩,更別說二O一七年可普選特首的細節仍無從得知(北京隨時違反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則),三年後的過渡安排也藉故延期公佈,負責此事的政制事務局長林瑞麟更完全沒有推動社會達至普選的意欲,只有洗腦式的愛國教育,無怪乎網絡上有人高唱要瓜分「人肉錄音機」林瑞麟的三十萬元薪水。

歸根究底,北京始終不肯面對香港乃至大陸政治體制上的缺失。偏偏近年中國國力大盛,國際間舉足無重,卻因此而變得財大氣粗,自以為過去三十年摸出的一套(經濟自由但政治高壓)是成功關鍵,遂對香港的一套不以為然--畢竟坊間認定香港經濟要靠「阿爺」(北京)打救,才能脫離O三年的厄困。如今香港人再談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隨時遭扣上莫須有的「港獨」罪名。但問題是,若果雁行理論可套用在中國身上的話,終有一天會步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後塵,碰上經濟發展的瓶頸,無法高速增長,屆時潛藏已久的社會問題勢將爆發。奈何北京看不到其隱憂,改革開放稍有成績便慢慢回到以我為主的天朝心態,瞧不起香港,甚至在O三年以後,以君臨之態強求香港脫離恆之以久的現代文明一套(自由、多元等普世價值),硬要跟大陸看齊,這才是人們整天慨嘆香港正在倒退的真正原因。

故此要解開這個死結的話,北京必須放手,讓香港人固守並繼續發展現代文明的一套,摒除用人為親等私心。唯有如此,中國才能真正跟國際接軌,千萬別學晚清那樣,磨贈數十年仍不願進入現代文明核心,想立憲卻維時已晚。而香港人本身更要莊敬自強,好好認識本身的體制,不要只顧一窩蜂討論眼前的突發事件。要知道香港特區有其「生命年限」,剩下三十八年壽命,二十年後更要開始討論「身後事」。若連香港人也說不出本身體制的優點和獨特之處,那麼香港的未來便任由更不懂箇中細情的北京處置,中國百多年來現代化最成功的一章勢將落幕。

後記:本篇文章原是投稿到某一媒體,卻遭婉拒,最後決定在此公開。

4 則留言:

  1. 多謝你認真的分享, 望香港人唔好繼續政治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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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謝謝 浪子mingmanfred。喜歡的話請隨便轉貼,只須註明出處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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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您好 我是台灣人
    我想請教您 cepa對香港經濟造成得利弊得失為何
    對於年輕人 或勞工的生計 是否帶來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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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18學運此時再看此篇,彷彿驚見台灣未來。經濟越依賴大陸,政治越無能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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