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2日 星期日

1.16 講多錯多

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1.16 講多錯多

當群眾的「抑鬱症」日漸發作,政府卻沒有好好安撫大眾的悲觀情緒,振奮人心,反而說了一些令人反感和洩氣的說話,加重香港人的「病情」,徒添社會的戾氣和挫敗感。例如行政會議成員錢果豐指責社會並非沒有就業機會,不過是人們不肯接受職位及收入低微的工作而已。他的同僚方黃吉雯更批評群眾總想政府護蔭他們,只為了資產貶值之類的事情煩惱,忘記繼續努力和奮鬥,不肯去進修。一些高官更建議失業者自行創業或北上中國找機會,無視創業之路難走,不是人人適合,隨時賠掉所有積蓄,而北上工作的香港人大多是先在香港受僱,然後才派駐大陸,甚少孤身到大陸求職。上述言論非但反映高官權貴對民眾的困境冷酷和無知,更叫每天都在努力保住飯碗的群眾不滿,覺得官員沒有想辦法振興經濟,只顧推卸責任,一切都是失業者的錯,跟政府無關。面對一蹶不振的經濟,一籌莫展的官員總愛聳聳肩,然後推諉於「外圍經濟因素」。

如果說錢果豐和方黃吉雯之類的言論,是因為香港經濟在O二年之前還未到底的話,那麼到了O二年仍在大放厥詞的,便更難叫群眾原諒。身為工會(親共的工聯會)領袖的鄭耀棠晉身行政會議成員不到一個月,便彷彿背叛了基層似的,暗指建築工人在一次罕見的「激烈」追討欠薪抗爭行動,是「有勢力人士」(意即黑社會)在背後煽動,隨即受到責難。另一位高官問責制下的新貴、工商及科技局長唐英年在空降政府前夕,不知是戲言還是慨嘆,向記者訴說自己有生之年,失業率不可能回落到九七年的水平(2.2%)。這句說話雖是道出不少經濟專家的預測,但聽在市井之徒耳中,便覺得刺耳非常,也教人洩氣。

不過最受爭議的卻是梁錦松。當他在O一年從銀行界轉任財政司長後,即擅於利用傳媒鎂光燈,向市民宣揚他的「理財哲學」,一時說「賺到的錢不屬於你,所花的錢才屬於你」,一時又明言政府「不會開倉派米」,只會「教人釣魚」,鼓勵人們仿效一位向中環上班族賣湯水的生意人,多點運用創意,秉承《誰搬走了我的乳酪》(Who Moved My Cheese?)一書的精神積極求變。翌年他更在宣讀預算案時,巧妙地引用歌星羅文七十年代所唱的《獅子山下》一曲的部份歌詞,著大家「放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去試圖振奮民心,鼓勵香港人重拾六、七十年代的拼搏精神,「攜手踏平崎嶇」,「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由於人們早就聽厭董建華的嘮嘮叨叨,梁錦松的談吐表現叫人眼前一亮,贏得不少人一時讚賞,民望升至頂峰。

只是任何政治公關化妝,最終掩蓋不了真實面貌。踏進廿一世紀的香港,跟三十年前的「獅子山下」年代,已截然不同,社會流動性大減。對身處社會底層的低技術勞工來說,單憑努力而飛黃騰達的機會已很罕見,不懂英語更注定他們終生難以向上攀,「獅子山下」的舊夢不過是海市蜃樓,跟當下現實格格不入。梁錦松就任一年半後,經濟繼續沉淪,人們也就失去耐性再聽他的「釣魚大計」,因為池裡早就沒魚了。湊巧的是,他引用《獅子山下》的歌詞半年後(O二年十月),原唱者羅文因癌症逝世,彷彿把「獅子山下」的精神也一併帶走(詳見第七章)。

到了最後,董建華談及失業時雖沒有他的部下那樣受人非議,卻是坦白得過了頭,說出自己的無能。第二屆任期展開沒多久(O二年七月),他在工聯會的聚會裡跟低下階層說,很同情他們的處境,叫他們要有信心,否則「香港的燈會熄滅」。可是言猶在耳,他竟然接著說自己「沒有靈丹妙藥」,他「唯一可做」的,是「集思廣益,跟所有同事日以繼夜工作,直到香港經濟成功轉型,直到就業問題獲得圓滿解決」為止。過了半年,他再次說自己沒有「Magic Formula」(靈丹妙藥),只能提供方向,而且解決時間需時(已幹了五年還不夠?!),所以市民要做好「心理準備」。他這麼說,贏不了市民體諒,反而突顯自己的無能,教香港人更加不能理解為何他要「戀棧權位」,瞎搞了五年,還要「連莊」。

就是這樣,從董建華到一眾權貴精英,七嘴八舌地口沫橫飛,反使大眾對政府失去信心,亦離心離德。相比之下,中國總理朱鎔基在O二年十一月訪問香港時說的一番話,便比特區官員高明得多,更使香港人安心。他一邊背誦梁錦松引用《獅子山下》的同一段歌詞,並大聲宣告:「我愛香港!」,一邊向群眾派定心丸,不把當時已經吵得鬧哄哄的財赤危機放在眼裡,因為跟他「這個『赤字總理』比起來還差得多」。難怪不少市民情願他於O三年初卸任後,南來香港當特首,索性由京人治港。

不管怎樣,「朱旋風」瞬間即逝,香港人很快便忘了他的安撫,重墮惡性悲觀循環。信心危機不斷惡化,並蔓延開去,令經濟陷入死胡同。與此同時,香港在O二年底傳來兩個壞消息。第一個是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把港元的長期債務評級調低,社會莫不視之為港元快要貶值的警告。另一個則是政府的財政儲備兩年內便花了一千多億,跌破三千億元水平,響起財赤警號。聯匯之不保、赤字之龐大,使社會各階層均感到香港的前途越來越暗淡,而政府官員也「被逼」苦心孤詣地為加稅減支出而舖路,令香港人在來年百上加斤(下一章將詳述)。

總的來說,經歷了五年半的跌宕,董建華治下的香港人像洩了氣的皮球,對未來失去了信心,只能滿懷悲觀和怨憤地邁向二OO三年。可是香港在此期間冒出的問題,不單是來自經濟的衰敗,還有特區政府在政治上的多番缺失。

(209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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