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2日 星期六

1.25 土共

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1.25 土共

二OO一年七月,特區政府宣佈頒發地位最高、形同英國封爵的大紫荊勛章予工聯會頭目楊光,表揚他對工人運動的「貢獻」。社會登時嘩然,唾罵聲不絕於耳。很明顯,香港脫離殖民統治數年,社會仍未能完全接受這班自稱「愛國」、但被人喊作「土共」或「左派」的親共人士(或曰「親北京人士」)。

「左派」的出現由來而久。早在國民政府抗戰時期,香港已有一批隸屬共產黨的游擊隊(東江縱隊)抗擊日軍。及至共產黨奪權後的五十年代,他們曾在親國民黨人士發動的「雙十暴動」中受暴力對待。然而到了一九六七年,輪到這些親共份子起來「造反」。當時中國大陸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最熾熱時期,人人都在「破四舊、立四新」,大批幹部被批鬥和下放,全國亂作一團糟。中共在香港扶植的工會「工聯會」眼見澳門的同僚「起義」成功,從此癱瘓澳葡政府,便趁機策動「六七暴動」。然而他們為了「反英抗暴」,向貪污和歧視華人的殖民者嗆聲,手段日趨激進,到處放「菠蘿」(炸彈),導致人心惶惶,巴士停頓,還炸死無辜兒童。因此大部份市民寧可支持英國殖民政府,也不贊同策劃「解放香港」的工聯會(畢竟不少人是逃避中共才南來的)。最後工會中人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或遭逮捕後在囚室受虐,甚至在鎮壓暴亂時給警方射殺。事後部份人脫了隊,餘生不沾政治,留下來的「老愛國」則心裡有了積怨和鬱結,痛恨替港英政府做事的華人公務員,視之為「港英餘孽」。事實上,他們與世隔絕,縱使活在同一個香港,生活圈子卻跟社會大眾截然不同,有自己的學校、銀行、戲院、百貨公司,甚至居住地區。一直到八十年代,這幫「傳統左派」得悉香港將在九七年回歸祖國,熱烈地期盼翻身之日快點到來。

另一方面,共產主義對大眾的吸引力,並未隨著六七暴動給鎮壓而煙消雲散。在所謂「火紅年代」(七十年代初),部份「熱血青年」相信共產主義理想,嚮往還在進行文革的中國大陸。這些被稱為「國粹派」的大學生,主張「認中關社」,甚至組團北上學習國情。不過這批人在畢業以後,多數去了「下海」賺錢,不少人甚至爬進上流社會,例如「國粹派」之一的梁錦松畢業後投身外資銀行,沒有混進親共圈子。情傾中共的「國粹派」,鮮有人像程翔那樣,畢業後投身親共圈子當記者,放棄賺大錢的機會。後來程翔因六四屠殺而「背棄」了共產「理想」,O五年更被中共誣以間諜罪囚禁,這是後話。

及至八、九十年代的過渡期,有別於經歷六七暴動的根正苗紅「傳統左派」,親共陣營多了一批「飛來蜢」。一些曾經傍著港英政府而攀上權貴的人,因得悉中國行將收回主權便陸續「投誠」,成為「忽然愛國」人士,當中包括羅德丞、譚惠珠和一度被諷為「香港江青」的范徐麗泰等,還有個別從民主派「變節」的政客,例如劉江華、劉迺強、陳財喜等。當時一些如廖瑤珠的「傳統左派」,對這幫投機份子不以為然。畢竟他們在暴動後吃盡苦頭,傻乎乎的緊跟中央路線,豈料中共高層陰晴不定,一時把林彪捧為毛澤東的繼承人,轉頭卻要「批林批孔」,今天聽從四人幫批鬥鄧小平,明天鄧小平竟是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四人幫反而淪為階下囚,把香港的「傳統左派」弄得團團轉,陷入「信仰危機」,心理打擊不小。更何況他們在暴亂敉平後,被北京暗批「盲動冒進」,因此他們自覺三十年來受盡委屈。但現實上,那些貌似中立的「港英舊電池」和倒戈的政客投靠過來後,的確壯大了親共人士的勢力,所以北京還是照樣吸納了他們。

不管出身如何,「左派」的價值觀跟香港人素來格格不入,不曾得到廣泛支持。中共也自知他們的「受歡迎程度」有多少,所以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即曾說過,管理香港的人「左翼的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說到底,親共人士的水準甚為參差,縱有曾鈺成等人於九十年代初,在中共扶植下組織政黨「民建聯」,高瞻遠囑地勉力參與所有選舉,屢敗屢戰地爭取群眾支持,親共團體內還是有更多水平低劣的人頻頻出洋相,經典例子莫過於被譏諷為「王小二」的王紹爾。他們議政時既不理性,又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寧可中國富強也不顧普世價值,立場唯中共馬首是瞻,最高領導人總是對的。他們又拒絕接受現實,明明董建華民望低落,卻像鴕鳥般一味責怪做民意調查的大學粗製濫造、誤導群眾。他們還視任何異議為「唱衰香港」,抱怨香港人留戀殖民地年代。

自從中國政府在九十年代為「政改方案」而跟彭定康鬧翻,親共政客和他們的擁躉「維園阿伯」已習慣權充北京的打手,天天臭罵彭定康和港英政府。英國人走後,他們繼續謾罵民主派和「不愛國」的香港人,不斷製造矛盾和是非,彷彿一旦停止干戈,他們將從此失去存在價值似的。奈何這幫人多數本事不大,只能靠人事關係、揣摩上意而「上位」,佔據上通「天庭」(中央政府)的渠道,返回香港後狐假虎威,壟斷香港人在北京的發言權,「來來去去那班人」。好像O二年底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中,民主派固然被摒除出外,連對北京唯唯諾諾的商界領袖亦被封殺,只容納「最愛國」的一批人當選,弄得差點出局的李鵬飛跟代表商界的自由黨事後連聲暗罵。不止這樣,坊間盛傳親共人士嚷著要瓜分特區政府的權力,對身為「港英餘孽」、但民望極高的陳方安生諸多挑剔,視之為眼中釘,罵她不肯執行董建華的宏圖大計,頻頻北上向京官打小報告。人大鄔維庸甚至暗斥她受前朝「遺毒」影響,既為英國人光榮撤退塗抹粉,更是倒董的幕後黑手。

面對「愛國」人士諸多要求,董建華最初尚能自覺地跟他們保持距離,氣得他們上京告狀,卻反而招來中央領導人的責備,教訓他們要嚴守一國兩制。然而保守的董建華跟民主派最終越走越遠,九九年十月,身兼支聯會主席的民主黨元老司徒華,踢爆董建華曾經勸他不要對八九年中共屠殺一事執著,甚至別再舉辦六四悼念活動。此後雙方越鬧越僵,董建華不再向民主派「統戰」,日益倚賴親共團體和商界等「保皇黨」支持,對他們言聽計從。例如趁著用來吸納社會精英的諮詢組織換屆時,不問才幹,把民主派逐一封殺,改為委任大量「自己人」進入這些組織。董建華甚至終日聚首於權貴場合和酒會,對民主派敬而遠之,絕少會面碰頭。

到了最後,「六七暴動」幕後搞手之一的楊光在O一年得到董建華頒受大紫荊勛章,被外間認為他為了爭取連任而刻意討好「傳統左派」。只是人們仍念念不忘昔日楊光領導的工聯會怎樣搞亂香港,傳媒甚至追訪當年因大肆批評「左仔」而慘遭殺害的商業電台主持林彬的遺孀。當董建華跟親共人士越走越近,他離棄的豈止是廿多名民主派議員,而是投票給他們的大多數香港人。

(2588字)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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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第三段最後兩句「O五年更被中共『誣』以間諜罪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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