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5日 星期五

2.4 為減價角力

第二章 算帳
2.4 為減價角力

當僱員備受減薪壓力之際,公共交通工具和各種公用事業卻仗著制度的缺陷,抗拒因堅守聯匯而帶來的「減價」壓力。這是由於上述行業跟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卻又易生壟斷,於是早年政府規管了這些機構的價格,免其謀取暴利。可是政府的監管制度是建基於高通脹的背景而設,踏入通縮年代,舊制度頓時不合時宜,甚至反過來被這些機構拿作擋箭牌,抵擋減價壓力,從而賺取令人妒忌、不可思議的高回報率。於是群眾怨聲載道,紛紛要求減價,負責監管這些行業的特區政府便陷入大商家與小市民的利益爭拗中。

首當其衝的是公共交通工具收費。自金融風暴後,兩間鐵路公司(地鐵和九鐵)在九八年開始凍結票價,擁有路線專營權的巴士公司亦然,一直到科網泡沫帶來復甦假象,才在O一年蠢蠢欲動重新提議加價。可是還來不及政府批准,「V型反彈」幻滅,通縮繼續肆虐,兩鐵只好在民間壓力下撤回申請。不過事情並未就此完結,在減薪潮下,交通費佔市民收入的比例越來越大,甚至佔去低技術勞工兩成多的收入,誘使住在偏遠新市鎮的低下階層放棄到市區工作,寧取政府經濟援助(綜援),以免白幹。於是光把票價凍結已不能滿足廣大市民的要求,減價呼聲越來越高漲。

到了O二年七月,政府推行高官問責制。還未正式就任「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的廖秀冬,已急不及待宣佈她考慮把交通費跟消費物價指數掛鉤,車票「可加可減」。其後她更鼓勵政府擁有最大股份的兩間鐵路公司合併,從而提供更多優惠。廖秀冬的舉動雖然惹來田北俊的批評(詳見上一章),激起兩鐵的管理層公開罵戰,甚至連她的政務官下屬亦私下抱怨這位空降局長言論太輕率,可是廖秀冬開出的期票,足以使她的民望從無人認識一下子躍居至一眾問責官員的次名,長期名列前茅,足見市民對降低票價的強烈願望。兩鐵和巴士公司礙於壓力,只好陸續提供乘車優惠--地鐵一再延長O一年已推行的「十送一優惠」的期限、九鐵在O二年八月宣佈提供優惠、巴士公司則先向老人提供假日優惠,繼而在廖秀冬接二連三的施壓下,最終於O三年八月宣佈兩個月後把車資最貴的路線給予九折或九五折。由於廖秀冬提出的「票價可加可減機制」一直只聞樓梯響,因此交通機構提供多項優惠,算是給了政府面子,也掩住政黨一刀切減價一成的呼聲。最重要的是,鐵路公司每年還是可以賺取高達數十億元的豐厚利潤,巴士公司的最高回報率依舊是叫人咋舌的13%。「可加可減機制」要討價還價到O六年初才確立,惟其時香港已告別了通縮,交通工具的老闆(亦即香港大地產商)已不用害怕因通縮而要按機制逐年減費,長遠來說反而可以趁通脹重臨,大條道理憑新制度申請加價。

不過相比之下,電費減價的阻力更大。香港雖有兩間電力公司,但市民不能自由選擇,因為它們各有各的供電地區,互不干涉,形成壟斷。根據政府在九三年制定的「利潤管制協議」,兩電(港燈和中電)可按固定投資(例如興建發電廠)而獲取13.5%~15%的保證利潤。按當年通脹率高達9%來說,兩電的回報率算是合理。可是在通縮年代,協議的回報率頓顯高得過份,實質利潤從大約5%飆升至雙位數。偏偏「利潤管制協議」長達十五年,要到O八年才能更改回報率。然而市民已經感到不耐煩,議員便趁協議在O二及O三年中期檢討時,紛紛要求兩電減價。面對民怨沸騰,中電率先主動向用戶「回贈」電費,分別於九九、O一至O三年四度減免用戶的電費。雖然中電這樣做是源於盈利已超出「利潤管制協議」水平,積壓過多的「發展基金」,但畢竟中電承擔了通縮時期部份的「減價」壓力,回贈的方式也讓低下階層得益最大,比港燈有「人情味」得多。

反觀首富李嘉誠擁有的港燈,最初它跟中電一樣,在金融風暴後把電費凍結。可是港燈不久便得到政府批准擴建發電廠,在電力需求停滯下仍加大投資,繼而按協議的規定要求加價(中電則在同期取消擴建發電廠)。面對港燈的苛索,政府顯得束手無策,只能按照協議接二連三批准加價申請,惹來港島區的市民和商戶怨聲載道,更激起富豪間的恩怨。O二年十一月,港燈在加價不足一年後,再度申請在O三年加電費,全城嘩然,立法會通過民主黨要求減低電費和煤氣費的無約束力動議,七大地產商則組成「電費關注組」施壓,一些商會也開腔支持。面對空前的壓力,港燈暫時屈服,延遲擴建發電廠並暫時凍結加費(O五年起港燈「故態復萌」)。由始至終,港燈不曾試過減價或回贈,反而加價,成為通縮期內的最大贏家。尤有甚者,同樣的用電量,港燈的收費比維多利亞港對岸的中電貴三成,因此首富李嘉誠在經濟逆轉後被廣大市民怨恨和痛罵,不是沒有道理的。

除了上述行業以外,的士也受到「減價」壓力。過去經濟一片繁華時,的士司機「拒載」、「揀客」的投訴時有所聞。金融風暴後,夜市水靜鵝飛,巴士和小巴也開拓通宵路線來搶生意,使的士司機生意淡薄。加上機場九八年搬到赤鱲角後,路途遙遠,車費昂貴,於是部份司機聯結起來,集體非法減價搶客,出現俗稱的「八折黨」。有見及此,政府在O三年五月提議行走新界區的的士試行減價,激起數百名司機在六月慢駛抗議。最終計劃試驗了僅一個月,由於問卷調查顯示司機的收入不升反跌,減價之議匆匆作罷,不敢再提。然而「八折黨」依舊存在,私底下他們繼續向熟客派名片,有乘客更因為向非「八折黨」的司機索取折頭不果而醉打他們。不管怎樣,的士收費已是非正式地減了價,即使日後經濟復甦,「八折黨」也沒有絕跡,更導致日後車資收費「短加長減」。

可惜的是,政府竟跟其他私營公用企業一樣,沒有按通縮而減低各類收費,只是凍結而已,甚至視不加價為政府紓解民困的「皇恩浩蕩」。例如水費便以虧蝕為由,一直拒絕減價,大學學費更是從頭到尾都無意減免,不加費已是「寬大仁慈」。最後連低下層入住的公共屋邨(公屋)的租金也一樣不肯減,結果市民收入不斷縮水,使長期凍結的公屋租金超出了法定標準。政府遂因此遭租戶入稟控告,繼而敗訴,使其民望在七.一大遊行後一沉百踩(詳見第六章)。

(237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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