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4日 星期一

1.28 高官問責制

第一章 山雨欲來風滿樓
1.28 高官問責制

董建華在O二年二月「獲選」連任後,便著手籌劃另一項改革--「主要官員問責制」(俗稱高官問責制或問責制)。雖然這是影響深遠的一次政制改革,改變了政府高層架構,但特區政府卻匆匆上馬,錯漏百出,整個過程盡現董建華一貫的施政風格。

所謂問責制,源自自由黨主席李鵬飛跟他的「師傅」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等人在新政府成立後,多次公開倡議的「部長制」,目的是希望特首能夠組織自己的班底,不必事事仰公務員的鼻息。而推行部長制後,議員可空降加入政府做局長,有利政黨發展。此外,部長既是特首的團隊,有責任為政策失誤而下台,從而替特首減輕民怨壓力。比起港英時代官員聲稱的「集體負責」演變成人們口中的「集體卸責」,問責制更能回應市民,減少民憤。

最初董建華對問責制建議不置可否,沒有多大興趣。然而自從他掌權以來,官員犯錯和醜聞不絕,除了前述的禽流感被指應變緩慢和新機場混亂之外,還有傳媒揭發高官陪親戚到深圳買冒牌貨、用政府車輛辦私事等,末代港督彭定康屢次稱頌為「世上最優秀公務員隊伍之一」的香港公務員神話破滅。及至OO年的公屋短樁醜聞,不屬於公務員體系的房委會主席王䓪鳴在民憤中黯然下台,但另一位眾矢之的房屋署者苗學禮則在公務員制度庇蔭下,相安無事,突顯了公務員不用為失誤負責的問題。自此以後,人們視部長制為逼使庸官下台的契機,紛紛舉手贊成,董建華也開始思量推行問責制。

親共人士是另一股極力支持部長制的勢力。前面說過,他們在六七暴動時已經跟「港英餘孽」結下樑子,總是對英國人提拔的華人公務員的忠誠度存疑。適逢董建華上台以來,政圈盛傳他跟公務員合作不來,他跟他的親信老是覺得改革大計在官僚程序中被卡住,有人從中作梗,高官則私下埋怨文件遞交到特首辦公室(特首辦)之後,猶如進入黑洞,沒有下文。向來懷疑「港英餘孽」的「愛國」人士自然站在董建華的角度,覺得公務員沒有好好執行「數碼港」等大計,使之淪為空話。由於政務司長掌握生殺大權,每項政策必須經其同意才能提交特首統領的行政會議裡討論,於是陳方安生成為針對目標。雖然陳方安生在O一年自行提早求去,但為了防範英國人培訓的公務員系統出現另一個陳方安生,「土共」遂藉著推行問責制而削減政務司長的權力,繼而跟代表商人的自由黨攜手擠身行政會議,分享政府最高權力。當一直深信董建華的中央政府開了綠燈,放手讓他大幹後,問責制已事在必行。

王䓪鳴下台後三個多月,董建華在施政報告裡首次宣佈研究問責制度,但問責制(前稱部長制)一直只聞樓梯響,直到一年以後(O一年十月)才透露問責制的大綱,詳細內容則非要等到O二年四月中才正式對外公開。由於董建華誓要在七月一日開始第二屆任期時推行新制,於是各方只有兩個半月的時間準備,一切只能急就章。不少高官也不大清楚問責制詳情,更要焦急地等待特首的「賞識」,邀請他們當問責局長,否則只能貶為新開設的「常任秘書長」(常秘),做局長的副手。更糟的是,構思中的新政府架構在實施前的一個月一再更改,過程草率。六月下旬擬定公佈問責官員名單當天又忽然取消,坊間盛傳中央太晚才收到名單,需要時間批核,令董建華要多等四天,在問責制正式實施前一星期,新班子才一同草草亮相,政府上下無不捏一把冷汗。

事實上,中央政府可不是立法會那樣的橡皮圖章。親北京的民建聯議員葉國謙曾明言,不希望立法會有人刻意拖延問責制的準備功夫,結果問責制在「保皇黨」操控的立法會內草草通過,部份無奈的民主派阻止不了,只能離場抗議。偏偏到了最後,反而是中央把問責官員的任命「刻意拖延」,卡住了數天。值得注意的是,立法會為問責制舉辦了兩場公眾聽證會,只見親共組織動員一個接一個的社團盲目表態支持,連遞交政府的意見書措詞也是一模一樣,而問責制籌備過程裡,特區政府閉門造車經年,期間只是偶而向傳媒透露丁點風聲,讓公眾討論的時間只有短短兩個月,便匆匆上馬,但求在目標限期前完成。這一切一切,預演了日後特區政府和「愛國」團體將怎樣處理廿三條立法(詳見第四章)。

其實問責制本身不一定錯,香港人也普遍支持。但董建華為了趕及自訂的死線,明顯沒有深思熟慮,導致推行過程混亂。更重要的是,問責制提升不了他的管治能力,日後倘有失誤,他再也不能抱怨「前朝港英埋下的地雷」害慘了他,因為新制度是他自己拍板的,新班子是他自己找來的。更何況變更制度容易,要保守的董建華貫徹問責精神困難,他肯讓犯錯的官員下台謝罪嗎?不管怎樣,既然特區政府可以不顧一切,迅速大肆改動政府文官體制,歷史也可以同樣極速考驗特區政府,看看董建華為執行問責制準備好了沒有。

(1845字)

目錄
上一章節:1.27 連任鬧劇
下一章節:外篇五 問責制前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