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6日 星期一

2.18 全民承擔

第二章 算帳
2.18 全民承擔

除了新稅之外,對庫房貢獻良多的兩大稅種--利得稅和薪俸稅--在O三年的預算案自然難逃梁錦松的法眼。其時利得稅雖然比最高峰下跌了三成,卻還是最大筆的稅收來源。至於薪俸稅則看來未受經濟不景的影響,哪怕凍薪減薪潮不絕,但外出工作的人數創出新高,源源不絕地每年貢獻兩百多億。最終政府連外籍家庭傭工也不放過,用迂迴的方法行「外傭稅」之實,至此滅赤「責任」可以說是「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這三類稅種中,最先被提及的是從未實施的外傭稅。自八十年代開始,香港流行聘用外籍(多數是菲律賓)女傭打理家務和照顧孩童,好使兩夫婦一同外出工作。經濟衰退並未扭轉這趨勢,外傭人數繼續攀升,由十多萬升至O二年的廿四萬人。這時有人發覺香港的外傭最低工資較鄰近東南亞國家高出一大截,而新加坡和台灣的僱主亦須繳交外傭稅,遂提議政府向外傭徵收「工作簽證稅」。後來社會傳出政府打算收外傭稅作培訓基金,引發近萬名外傭在O二年元旦遊行抗議減薪,連菲律賓總統阿羅約夫人(Gloria Macapagal-Arroyo)亦向特區政府公開呼籲,最終特區政府在一月底決定只是凍薪。

不久失業率續創新高,一些工會便提倡聘用由本地失業者再培訓出來的「家務助理」(即家庭傭工),工聯會更屢屢要求全面停止輸入外傭。可是外傭的最低工資只是三千六百多元,本地家務助理實在無法憑這樣的低薪全職過活,外籍傭工不可能由香港人取代。然而工會的建議卻足以讓政府找到推行外傭稅的藉口,哪怕外傭由O二年底開始,組織數次遊行抗議,甚至由菲律賓勞工部長親自出馬到香港遊說,威脅特區政府強行徵收外傭稅的話,該國便不再批准國民到香港打工。對此特區官員沒有理會,反而在O三年二月借人口政策的幌子,由政務司長曾蔭權而非梁錦松出手,下令今後所有聘用外傭的僱主需為「訓練及再培訓計劃」每月繳交四百元,以作培訓本地家務助理之用,而外傭最低工資則同樣減少四百塊。這樣僱主每月付出的薪酬不變,但政府卻可以從外傭的口袋裡分一杯羹,每人每月繳交四百元的「培訓費」,變相庫房每年收取十億元的「外傭稅」。

一如所料,外籍傭工不滿繼九八年後再被減薪,菲律賓政府甚至一度暫停批准國民來香港打工。但這一下卻令菲傭不滿,因為香港人可選擇印尼等地的傭工代替,沒有多大打擊,反而損害了菲律賓人本身的工作機會。不過香港的中產家庭並非完全不受影響,若夫婦懼怕外傭把減薪的怨憤向年幼子女發洩的話,只好自掏腰包,使「外傭稅」等同向中產開刀。可笑的是,由於外傭團體入稟法庭,質疑政府抽取「外傭稅」是否合法,使政府要凍結收到的「外傭稅款」至O七年。其時庫房已滾存三十多億的「外傭稅」,卻分毫未動,對滅赤更沒有實質幫助。

不管怎樣,最令中產家庭不滿的,當然是梁錦松向全香港所有僱員打主意,準備增加薪俸稅。從梁錦松的角度來看,加幅其實很溫和,因為他純粹是取消曾蔭權九八年給予的寬免減稅措施,把薪俸稅的稅率回到金融風暴來臨前(九七年)的水平而已。再者,眼見董建華聽從工聯會建議,讓公務員分期減薪,梁錦松也一樣把薪俸稅分兩期在O四跟O五年加稅,以撫平大眾的不滿。可是中產階級壓根兒不想政府在經濟不景下加稅,並覺得增加薪俸稅是虧欠了他們--一方面有工作的低下階層薪金低得不用交稅,早已脫離了稅網,失業的則可向政府伸手領取綜援,另一方面富裕階層的奢華生活不會受加稅而有太大影響,唯獨中產一族要為償還樓宇按揭而辛勤工作、為子女教育和退休生活而未雨綢繆,承受巨大的生活壓力,卻又沒有社會福利可言。加上董建華多年來無力挽救經濟,黔驢技窮,人們還要為這個無能政府肩負滅赤擔子,心裡自然不服氣,群眾的怨憤可想而知,埋下梁錦松被轟下台的伏線。

至於利得稅方面,多個國家已在仿效香港,藉減稅來吸引外國投資。例如新加坡政府在千禧科網泡沫爆破後挽救經濟,刻意把利得稅率由24.5%逐步減至20%,以增強競爭力,因此香港宣佈加利得稅可說是逆世界潮流而行。奈何財赤大過天,越來越多商家被逼接受本是16%的利得稅,加0.5%至1%,但前提是政府必須同時節流,故被公務員工會視之為要脅勒索。雖然「擴闊稅基委員會」也不建議加利得稅,可是向來被指「官商勾結」的董建華政府還是決定向商界埋手,擺平各大商會的不滿,毅然加稅,並意外地否決仿效公務員減薪、調高薪俸稅那樣,分兩年執行。更意外的是,利得稅的加幅超出商界原先提出的1%上限--先由身兼人大常委的中華總商會長曾憲梓幫腔開路,指社會最多可以承受加2.5%的利得稅,然後才由梁錦松在預算案中宣佈加1.5%。不論本地還是國際商人,莫不需要為特區政府共同承擔滅赤的「責任」。

(1847字)


〔圖表四十八 外藉傭工的最低工資 199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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