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日 星期三

3.6 社區爆發

第三章 沒有硝煙的戰爭
3.6 社區爆發

當威院在三月中「節節敗退」之際,中大的教授跟政府官員亦鬧得不可開交。在高官眼中,威院的情形不算太壞,市面仍是一片太平。於是楊永強從三月十二日(8A病房重開後翌日)開始,多番向記者解釋「香港沒有爆發肺炎」,聲稱「香港其實很安全」,「希望外界不要誇大」,並著「市民不用過份憂慮」。他的下屬陳馮富珍跟世衛匯報情況時,也指香港沒有不尋常的個案增加。可是中大的教授在威院親身經歷一星期的「戰況」後,終於按捺不住,在三月十七日晚上,由醫學院長鍾尚志眼泛淚光地在記者面前,指責政府「隱瞞」市民,警告神秘疫症會在社區爆發。儘管歷史證明鍾尚志絕非危言聳聽,香港人也普遍站在鍾尚志的一方,可是專家委員會的報告卻又指楊永強的說法(香港無爆發肺炎)「技術上正確」,他是真誠地試圖安撫公眾(genuinely intended to allay public panic),那麼這場爭論誰對誰錯呢?

其實楊永強和鍾尚志講的都是事實,只是楊永強及其下屬看來判斷有誤,低估了威院的疫情和影響,結果怠誤戎機。事實上,全球衛生官員面對疫情時,一向難以在反應過激及過慢之間,準確地拿捏分寸。一九七六年一名美軍因流感死亡,醫學界便指一九一八年的大流感可能重來,嚇得美國總統福特(Gerald Ford)下令火速研製疫苗,最終釀成悲劇,無端端使數十人因接種粗製濫造的疫苗而枉死,而所謂的大流感最終亦無爆發。因此一名醫學歷史家曾說過:「沒有人知道將會發生何事,除非他是百癡或騙子。」自從二月爆發搶醋潮以來,衛生署和醫管局已在密切監察肺炎個案,但他們發覺在社區感染肺炎的總數有一千多宗,情況嚴重的則有數十人,跟往年相比,數字大致相若,沒有突然增加(畢竟威院的百宗病例佔總數不到一成)。於是官員便憑此認定社區並無爆發神秘肺炎,頂多是個別醫院出亂子,這是專家報告認為楊永強的說法「技術上正確」的原委。

然而官員的判斷有一大弊端--他們手上的數字只說明過去的情形,昨天沒有爆發,不等於今天依然無恙,等到數目有異時,疫症已經爆發了(沙士的潛伏期約為兩至十天)。另一邊廂鍾尚志控訴的是當下威院的情形,擔心的是未來的威脅。他們親眼目睹神秘疾病的傳染力和毒性有多厲害,卻又束手無策,短短一星期已使過百人病倒,部份人甚至有生命之虞。當他們得悉一些中招的醫護人員和醫科生已經把病毒傳染給家人,威院源頭的親屬也入院後,不禁害怕這些病人的親友會在幼稚園等地方散播病毒,使疫症在社區爆發。根據鍾尚志在立法會聆訊的供詞,就在威院關閉急症室的第一天(三月十九日),他直接跟陳馮富珍電話聯絡,要求對方立刻運用法定權力,把肺炎病人家屬強制隔離檢疫,還說一些醫護人員生了病卻不肯入院,疫症在社區一觸即發。陳馮富珍聞言卻輕描淡寫地說自己對流行病學很有經驗,並掌握了中國大陸的一些機密資料,著他別擔心,氣得他哭著說:「太遲啦!」,並在收線後怒擲電話,覺得「小孩快要跌下井裡,卻給別人攔住,救不了」(最終陳馮富珍因害怕侵犯人權,要多等廿二天,亦即四月十日才強制隔離)。

事實上,政府衛生高層一直冷待中大的教授,例如衛生署直到威院關閉急症室後,才派副署長親身到場了解狀況,反而頂著梁錦松醜聞的董建華,一邊計劃在翌日讚揚梁錦松有「高尚情操」,一邊在楊永強陪同下到威院巡視,比衛生署高層早近一週。此外,中大教授沈祖堯也曾在立法會上指8A病房重開那天,他想找陳馮富珍商討疫情,但她以太忙來推搪,使他覺得受到「一點傷害」,傳媒亦曾報導有醫管局高層叫鍾尚志的同僚梁秉中「那麼害怕的話,不如回家別上班好了」。在這「輕鬆」的氣氛下,縱使鍾尚志含淚控訴,高官自然不會馬上運用法例賦予的權力,強制病人住院和隔離病人家屬,甚至連沙士也遲遲不肯列為法定傳染病。不可不提的是,日後陳馮富珍在立法會作供時,指鍾尚志沒有在上述的電話討論中要求封院,但其實當天威院的急症室已停止運作,鍾尚志亦進一步改為要求政府隔離患者親友,焦點由威院擴展至社區。

與此同時,世衛也察覺一種神秘疾病正在散播。有份診治越南源頭病人的意大利世衛專家烏巴尼(Carlo Urbani)在三月初,率先向世衛報告發現有不知名的疾病,而且傳染性強,很多醫護中招,於是世衛開始留意世界各地的情形。及至威院8A病房出事,特區政府上報世衛,使世衛在三月十二日向全球發出警告,指中國廣東省、越南和香港有「不知名急性呼吸道疾病」。三天後世衛更把這種神秘疾病冠名叫「沙士」,再把香港等地列入沙士「受影響地區」內,亦即日後人們所指的「疫區名單」。無奈香港官員的態度依舊,著傳媒不要危言聳聽,把香港描繪為疫埠,甚至明知新加坡、多倫多、英國等地的沙士病人均曾去過香港,楊永強卻硬說國際間人流頻繁,他們不一定全都在香港感染,把矛頭針對香港並不公平。世衛和國際社會的緊張,跟特區政府的冷淡形成強烈對比。

不過殘酷的事實最終喚醒鴕鳥般的高官。自從鍾尚志公開踢爆楊永強的「謊言」後,短短一個星期,留院數目多了一倍半,各間醫院一共有二百六十多位沙士病人,使處之泰然的官員先被逼承認有肺炎在醫院內爆發,繼而在新加坡和加拿大連番提點下,驚覺外地個案的源頭真的全部可追溯至香港,皆與劉劍倫有關。後來特區政府從否認有社區爆發,修正為「調查」有否社區爆發,並在三月廿六日得知大批淘大花園住客發病入院後,首次承認有社區爆發的「跡象」。到了如斯田地,不單是醫護人員,普羅大眾亦隨時可在飛機艙、辦公室,甚至家居裡中招,疫情並不如陳馮富珍說的那樣,「傳染是局部性的」,「進一步擴散的機會不大」。

自此人人都看到楊永強和鍾尚志誰對誰錯。當然楊永強仍會感到叫屈,因為所謂「非典型肺炎」,只是籠統的叫法,直到今天絕大部份香港人還誤以為非典型肺炎跟沙士並無分別,因而「誤解」了他當天的說法(詳見外篇十五)。但無論如何,他的一句「香港係冇肺炎爆發」成為眾矢之的,縱然他在立法會聆訊中為此道歉,至今人們仍耿耿於懷。正如專家和立法會調查報告所言,他當天傳遞的訊息「混亂不清、令人誤解」,使「公眾以為他試圖淡化」疫情。更糟的是,楊永強的失言、高官的怠慢、特區政府忽視中大和世衛的態度,使公眾開始對政府投以不信任眼光。人們不是懷疑政府蓄意隱瞞,以免破壞經濟和香港的國際形象,便是批評官員低估疫情,淡化事件,一味叫人別太擔心,自己做事卻又慢吞吞。碰巧董建華民望在沙士爆發前早已低落,備受梁錦松醜聞困擾,於是特區政府從一開始便「失信於人」,日後動輒得咎。

(256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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