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1日 星期四

外篇十八 從小島看世界

第三章 沒有硝煙的戰爭
外篇十八 從小島看世界

中國篇
雖然中國大陸把沙士「傳染」給香港,可是香港人對深圳河彼岸的疫情不算十分關心。畢竟香港也自顧不暇,光是報導本地疫情的消息,已佔去電視新聞和報章大量篇幅,甚至讓廿三條立法暗渡陳倉,誰還有空「多管閒事」?不過香港人對中國的情形倒非完全置若罔聞,留意著兩件跟香港有密切關係的事--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以及特區官員跟大陸政府的溝通問題。

這裡先交代一下沙士「攻陷」中國多個城市的過程:正如內文所言,廣州市於O三年二月成為第一個「淪陷」的城市,最終粵省有過千人中招,數目拍得上香港。在這期間,除了因搶救病人而中招的劉劍倫把病毒帶到香港之外,還有一位到廣州經商的女士差不多同期染上了沙士。當她返回山西省後,成為當地的源頭,牽連了四百多人,數目比台灣還要多。而她的家人被傳染後,曾往北京治療,很自然把病毒也一併帶來。與此同時,一名原居於北京、曾到威院8A病房探病的老翁亦告中招,結果他先在飛返北京的途中傳染十多人,當中包括香港遊客,然後在三間醫院診治期間,令過百人中招,成為北京市另一源頭。最終京城一共出現兩千多名沙士病人,數目比廣東省或香港的千餘人來得多,冠絕全球。這還不止,北京的疫情還波及毗鄰的天津市和河北省,使京津冀一帶共有三千人患了沙士。另一方面,尚有兩名空中小姐在機上同時給該名曾到威院的北京老翁傳染。她們於休班期間返回內蒙古自治區,使疫情擴散至當地,近三百人病倒,規模不下於新加坡或加拿大。至此除了華南一隅的廣東省之外,華北一半地區亦「淪喪」在沙士之手。

跟香港一樣,曾被疫症肆虐的大陸城市經濟損失慘重,例如四月底的北京城,當政府公開真正的染病人數,以及撤換兩名高官後,公眾才恍然大悟,嚇得市面冷清,學校停課,還傳出封城謠言。全國各地的五一黃金週旅客固然絕跡,數以百萬計的外來民工則從各大城市絕塵而去,逃回家鄉,一度令人擔心他們把病毒往鄉間擴散,使疫情更難受控。社會因沙士爆發而陷入停頓,經濟亦受打擊,難怪以發展經濟和維持社會「穩定」為上、寧可犧牲一切(包括公眾性命)的中共幹部在疫症初期,拼命隱藏真相,因為他們確有「先見之明」。然而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徒令疫情靜悄悄擴散開去,最終害苦了全世界。事實上,若說二月份是廣東省疫症蔓延的高峰期,那麼自三月下旬開始,便輪到香港、新加坡、多倫多和北京等城市爆發沙士。這四座城市裡頭,只有北京的情況給隱瞞,京官更屢次不允世衛專家來華視察調查,無怪乎世衛一度被他們蒙騙,於四月一日將北京剔除疫區名單。一直等到軍醫蔣彥永和其他匿名醫護人員憋不住,向數家外國傳媒揭發北京的醫院擠滿沙士病人,事情才在四月初逐漸曝光,繼而招來國際輿論的壓力。事已至此,北京的疫情一發不可收拾,逼使正式上台不到一個月的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狠下決心撥亂反正,還順勢掀起一場內部權力鬥爭。

根據傳媒繪影繪聲的報導,江澤民及其黨羽明知沙士正在擴散,卻袖手旁觀,冷眼等到勢孤力弱的胡錦濤出糗,才出手收拾殘局和打擊對手。就是這樣,縱使溫家寶在四月二日為沙士成立「防治工作領導小組」,奈何這個小組的組長卻是被視為江澤民「御醫」的衛生部長張文康,他曾多次公開否認大陸把沙士傳到香港。這時期的中國政府有多大抗疫決心,不問可知。及至世衛專家於四月十五日獲准視察北京的醫院時,當地幹部竟然把沙士病人搬到酒店,或送到救護車於市內「遊車河」,以圖掩飾真相。不過紙不包住火,胡錦濤立即把抗疫提升至最高層次來處理,嚴令各省市必須報告真實數字。從此北京、山西和內蒙古的疫情陸續曝光,北京的病人數目從僅僅三十七人,急增至五天後(四月廿四日)的七百多人,另有八百多宗懷疑個案,嚇得世衛趕緊向北京市和山西省補發旅遊警告。與此同時,胡錦濤「一換一」地犧牲同屬共青團(團派)的北京市長孟學農,也決意要張文康問責下台。對中共來說,此舉極其罕見,令人震驚。

但即使這樣,江澤民等人據說還在繼續抵制,等候「胡溫」犯錯。在這期間,其黨羽冷待抗炎行動,江澤民則盛傳從北京跑到上海避炎。但胡錦濤仍支撐大局,委任「鐵娘子」吳儀兼任衛生部長,指揮大局,迅速推行一系列抗疫措施,對世衛的旅遊警告也不再砌詞狡辯。同一時間,廣州呼吸病研究所長鍾南山本來因為公開指稱沙士未受控制,又呼籲廣東省政府向國際求援,惹來全面封殺,幸而中央政府不再對疫情鴕鳥,鍾南山遂被接到北京,成為中國抗疫專家。當群眾看到溫家寶、吳儀等人在國內為沙士奔走,落區巡視,對外則擺平多國責難,花錢堵住東南亞各國和世衛嘴巴,加上罕見的革除幹部之舉,使胡錦濤和溫家寶贏得民望,也讓兩位新領導人在中共元老面前,立下汗馬功勞,網民都在為他倆加油,香港和外國人則對「胡溫新政」感到煥然一新,有人甚至天真地拿沙士跟一九八六年切爾諾貝爾(Chernobyl)核電廠爆炸事件相提並論,憧憬胡錦濤最終會像戈巴卓夫(Mikhail Gorbachev)那樣,為中國帶來民主自由。但事實是,被炒的孟學農在數年之後重新復出,繼而在O八年升任山西省長,但不到一年,他便因礦難而再次丟官,使人覺得胡錦濤當年的炒人之舉沒有意思。無論如何,另一邊廂江澤民的「上海幫」,則顯得進退失據,沉默了足足一星期,才突然高調參與抗疫行動。但江澤民的虛偽已給人看透,加上其「巢穴」上海市的染病人數少得出奇,總數不足十人,令人覺得造假,使「上海幫」初嘗打擊,而新上場的胡錦濤則憑著沙士一役,建立權威和聲望。

在吳儀的指揮下,疫情在五月份於全國各地急速平復,嚇得國際社會以為中國故態復萌,重新隱瞞病人數目。在這期間,香港人見識了吳儀的果敢,不免拿優柔寡斷的董建華來對比。例如吳儀在瑞士日內瓦期間,在一眾香港記者面前比劃,用堅定的語氣說要替香港爭取把世衛的旅遊警告「Cancel!(取消)」,給人的信心比結結巴巴的董建華,或當時在吳儀身旁唯唯諾諾的楊永強要強得多。加上北京市在八天之內火速蓋好小湯山隔離醫院,把每一名病人安置在獨立的病房,教香港人嘆為觀止,繼而痛恨特區政府老是解決不了交叉感染的問題,使那麼多病人在醫院無辜中招。至於胡錦濤為沙士革除京官一事,同樣令人耳目一新,難怪當時香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越來越高,對特區政府越來越恨鐵不成鋼。

除了北京權力鬥爭之外,香港人也關注到特區政府跟中國大陸的溝通問題。回顧沙士一役,人們不難發覺沙士雖是天災,但若果沒有人為的「配合」,把疫情隱瞞,未必會鑄成後來的大錯。可是中國政府把傳染病列為國家機密,遂有隱瞞疫情的陋習,過去有河南愛滋村的前科,眼下的沙士亦不例外。加上地方幹部在改革開放年代,慣以推動經濟高速發展來爭取表現,於是他們便把衛生幹部呈報上來的壞消息盡量掩住,以免打擊經濟,更別說人大、政協開會在即,要避免爆出事故。疫症初期,香港人看到一眾粵省高幹屢屢面不改容地否認廣東把沙士傳給香港,信誓旦旦「非典型肺炎」已經受控,結果染病人數照升如儀。美國傳媒更踢爆廣東省高官在閉門會議上,警告同僚要以香港為鑑,公開疫情只會替自己製造麻煩。及至疫症在北京蔓延,中央高幹一脈相承地繼續隱瞞消息,甚至斥責外國傳媒的「炒作」有政治目的。大陸幹部既執意要掩蓋真相,特區政府又怎樣跟他們合作,共同抗疫呢?

無疑「胡溫新政」教人眼前一亮,讓香港人誤以為中共會「痛改前非」,並輕輕放過中國政府以似是而非的理由(軍方醫院跟一般醫院分開呈報病人數目),來解釋為何北京的病人數目大幅增加。當沙士在年底捲土重來,部份幹部竟又故態復萌,廣東省政府還是要在當地傳媒(《南方都市報》)踢爆後,才肯承認省內再次出現沙士,並在事後反控傳媒高層犯貪污罪,而這種隱瞞事件往後還是要接二連三發生。事實上,後來的禽流感個案,中國政府絕對不會在懷疑階段便公佈,而是要等到起碼兩星期的化驗確診了,又沒有造成疫症爆發,才敢對外公開,但已是賊過興兵,失去叫公眾提防的重要時刻。加上中共地方幹部不管是傳染病爆發也好,礦難也好,總不習慣開誠布公,如此一來,即使粵省和香港在沙士過後協議互相通報的傳染病,由四類增至廿多種,活在沙士和禽流感陰影下的香港人,還是不得不擔心大陸官員再次藉故隱瞞或拖延公佈疫情。

另一方面,董建華帶領的特區政府面對廣東省或中央政府時,總是卑躬屈膝,縱有明確證據,也不敢聲言沙士是從廣東省傳播過來,避免破壞彼此關係。但不少偏遠地方幹部卻沒有體諒香港的「苦心」,反過來私下隔離或拒絕香港人進入,逼得香港記者直接向溫家寶「申冤」。更丟臉的是,董建華不肯向國際社會求援,一直拖延到大陸疫情最水深火熱之際,才不合時宜地伸手要求送贈物資,但拿到的保護裝備卻又不大合用,最缺乏的細碼N95口罩只拿到三萬多個,一、兩天便會用光,而已經被醫管局棄用的「太空衣」(barrierman),卻有足足十一萬件,要轉贈多個跟抗疫無關的政府部門。但即使這樣,仍有一萬多件送不出去,白白浪費。可是中央政府還以為自己送來的物資對抗疫甚有幫助,不斷把自己的功勞掛在嘴邊。這一切一切,教香港人哭笑不得。

不管怎樣,在一國兩制之下,面對不大誠實、不大合作,有著特別國情(重視經濟多於人命)的中國政府,如何做到不卑不亢,勢將考驗歷任特首的政治智慧。


新加坡篇
一直以來,香港人視新加坡為最主要的競爭對手。雖然香港在金融風暴後失去自信,競爭對手「降格」為上海,但新加坡依然是很好的「參考對象」。人們總愛拿當地政府之得,來反襯董建華政府之失。基於這種心理,人們自然會比照同樣爆發沙士的香港和新加坡,看看兩地政府有何抗疫措施。不幸的是,比較的結論又是董建華技遜一籌。單看病人數目,縱然兩地疫情主要來自劉劍倫一人,但往後的發展卻大相逕庭,香港的染病人數竟是彼邦的六倍以上--香港是一千七百多人,星洲只有二百三十餘人。數字上的巨大差額,說明香港的情況糟透了。

新加坡的疫情源自三名在二月底入住京華酒店的旅客,當她們中招回國後,把沙士傳染給家人和照料她們的醫護人員,疫症從此在獅城爆發。不久以後(三月中),一名醫生在中招後飛往美國紐約,回國途中病發,路經德國法蘭克福時被送院治療,引起國際關注。連同香港威院、越南河內的病例,矛頭直指東南亞一帶。

其時新加坡雖未能驗明神秘肺炎的病原,但鑑於不少醫護人員被傳染,遂在兩星期之內,先聽從世衛的指示,警告國民盡量避免到香港、越南和廣東,繼而下令醫護的子女停課一週、指定陳篤生醫院為專治沙士的醫院、即時家居隔離數百名病人親屬,違者重罰。後來政府更把行動升級,宣佈全國停課十一天。這時候,另一邊廂的香港尚未把沙士列為法定傳染病,更不消說有什麼抗炎舉措。當新加坡推行了上述所有措施後,特區官員才在三月廿六日因淘大爆發疫情而如夢初醒,在內部急急商討抗疫措施,期間還弄出陳馮富珍抗命的鬧劇。事實上,董建華在內部會議時,的確有參考外國推行了什麼措施,甚至直接向新加坡政府瞭解當地的家居隔離制度。如此一來,人們少不免認定特區政府議而不決,處事太慢。值得注意的是,陳馮富珍由始至終覺得市民有私隱權和自由,害怕措施太激烈的話,會引起病人匿藏等反效果,於是她對新加坡政府「侵犯人權」的一套不以為然。但隨著香港疫情加劇,群情變得洶湧,陳馮富珍逐漸屈服,願意公佈疫廈名單,並向病人親屬下達強制家居隔離令。

雖然新加坡跟香港同樣因沙士而令經濟受打擊,外地旅客因世衛旅遊警告而絕跡於市,兩地政府均被逼耗費公帑來救市,但始終當地的疫情比香港輕微得多。若非五月十八日突然出現一名新證實的沙士病人,累及該國要多等十八天才能自世衛的疫區名單中除名,新加坡大可聲稱自四月廿七日起,便再也沒有一人中招,其時香港仍有足足兩百多人--也是新加坡的患者總數--尚未證實染上沙士呢。


加拿大篇
東亞的一場瘟疫,竟波及半個地球以外的地方,人們自然視之為全球化的又一例證。跟新加坡一樣,加拿大的疫情也是從香港傳過去的,事發地點湊巧又是京華酒店。一對年長的加拿大籍華裔夫婦在酒店內中招,當他們返回多倫多後,把沙士傳染給家人和士嘉堡區(Scarborough)一所醫院的醫護人員,疫症從此爆發。與此同時,另一對夫婦外遊香港和印尼峇里島時,同樣在二月廿一日的晚上於京華酒店出事。不過兩人之中,只有丈夫染上沙士,而他三月七日回國前,已經出現病徵,最後這名男子成為溫哥華的源頭病人。

儘管多倫多和溫哥華同期爆發沙士,但多倫多的疫情卻嚴重得多,差不多佔全國八成病人數目。由於多倫多的源頭病人本身是華人,並在香港惹上沙士,遂在當地激起排華事件,華人商舖和食肆的生意一落千丈。於是香港人對加拿大疫情最關注的,便是當地華人的處境,箇中新聞包括華人團體公開一段侮辱華人的電話留言錄音、總理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到多倫多唐人街的中式燒臘店用餐等。至於加拿大政府抗疫時做得好不好,例如沙士在一間醫院的疏忽下死灰復燃,令多倫多於五月底重登世衛疫區名單等,則無人理會--畢竟人們已經有新加坡作「示範」去「教訓」特區政府。

另一個香港人比較關注的焦點是世衛的旅遊警告。當香港經歷了淘大災難,而新加坡的病例差不多絕跡之際,多倫多的疫情反而漸漸失控,出現教堂集體感染等事件,最終在四月廿三日招來世衛發出旅遊警告。但多倫多市長立即抗議,質問世衛官員憑什麼有此決定,嚇得世衛一星期後撤銷警告,教一些香港人慨嘆世衛竟是「欺善怕惡」,對彼邦羨慕不已。到了最後,加拿大的疫情跟香港一樣,拖了很久才告一段落。而為了重振旅遊業,兩地政府竟又不約而同邀請滾石樂隊(The Rolling Stones)來獻唱(詳見第六章)。


台灣篇
劉劍倫在京華酒店留宿一夜的災難、淘大爆發的來龍去脈,不少香港人都略有所聞。可是他們對三月十五日一架從香港飛往北京的航機上所發生的事,所知甚少。人們只是在疫症初期,得知沙士曾在多班航機上爆發,因為衛生署呼籲乘搭這些航班的乘客跟他們聯絡。然而根據事後調查,全球共有四十班飛機曾載過沙士病人,其中三十九班不是無人被傳染,便是只有零星爆發,中招的人數極少,唯獨三月十五日那趟航班,才算是一場災難。這次爆發的源頭是一名原居於北京的老翁,於威院8A病房探訪親戚時染上了沙士。當他在三月十五日回家時,在機上傳染了九名隨團到北京旅遊的香港人、兩名原居於內蒙古的空姐、兩名中國幹部、一名新加坡女士,以及四名台灣人。其後這名老翁病發,成為北京市的源頭(詳見上面的中國篇),個別香港遊客回來後到屯門醫院留醫,被懷疑傳染了兩名殉職醫護。至於四名台灣人,則在回台之後,跟二月底在廣東省中招的另一名台商,成為當地早期疫情的兩大源頭。

不過這些源頭病人均沒有在台灣釀成災難,當香港、新加坡以至北京為沙士吃盡苦頭,台灣大致上仍能安然無恙,只有十多人在中國大陸中招,返回台灣後傳染了家人或醫護。事實上,台灣政府比香港更早實施家居隔離、入境旅客體溫檢查等措施,密切留意來自大陸和香港的入境旅客,讓台灣政府驕傲地宣示「零(社區)病例、零死亡、零輸出」的「三零」成績。只是好景不常,疫症一下子在四月下旬爆發,台北市政府於四月廿四日宣佈封鎖一度隱瞞疫情的和平醫院。從此寶島刮起沙士風暴,本來只有廿多人證實中招,五天之後,證實及懷疑感染人數暴升至三百多人。

直到今天,導致和平醫院大爆發的源頭仍不大清楚。最能肯定的是醫院的一名洗衣工人在四月中病發,跟著在院內傳染其他病人和醫護人員,但該名工人在那裡沾上病毒,卻無從稽考。另一個源頭則是比洗衣工人更早留院的女士,經調查發現她在三月廿七日乘坐火車從台北一帶南下,跟她同車的尚有一名趕往台中掃墓的香港淘大花園居民。該名淘大居民後來還把沙士傳染給居住在台中的弟弟,他本人回到香港也病發入院,於是人們懷疑同車的女士也是被他傳染。然而根據台灣大學醫學院研究,該女士身上的病毒跟淘大的類型不大一樣,而且兩人雖然坐同一班火車,卻相隔數個車廂,因此該女士在何處中招,同樣成謎。

不管怎樣,該女士和洗衣工人身上的病毒皆肯定來自台海對岸,於是台灣政府自四月廿八日起,強制來自大陸和香港的入境者家居隔離十天,還因為懷疑香港旅行團一名小童感染沙士而鬧出軒然大波,要勞煩曾蔭權派專機在兩天後接走團友。這時候,香港的疫情步入「衰退期」,街上回復生氣,不少香港人在隔岸觀火,對台灣的混亂幸災樂禍--嘲笑被隔離在和平醫院的醫護不顧病人生死,只顧爬窗逃命,順道讚揚香港的前線醫護十分專業,也很偉大;譏諷家居隔離的居民竟可跑到街上和親友寒暄;鄙視一名醫生不顧公德,明知醫院治療過沙士病人依舊到日本旅遊。至於兩岸政府在世衛年會針鋒相對,這邊廂北京誓要阻止台灣藉機在聯合國附屬的世衛以觀察員身份列席,那邊廂台灣民進黨趁機以人道立場開拓國際生存空間,則較少香港人留意--畢竟自從主張獨立的總統陳水扁上台後,香港市民便越來越敵視台灣政府,對還未爆出貪污案的陳水扁的評價竟比董建華還要低。日後中共推舉陳馮富珍競逐世衛總幹事一職,既是大國崛起後藉貌似「中立」的香港人來參與國際事務,也是阻撓台灣在美國和日本的支持下,乘機取得聯合國附屬組織(世衛)的獨立代表資格。

疫症期間,另有兩件小事值得大家留意。先是陳水扁的女兒陳幸妤和女婿趙建銘被指為沙士逃兵,雙雙自台大醫院請大假。這位「駙馬爺」兩年後即捲入內幕買股票醜聞,被送上法庭,掀起台灣紅衫軍反貪腐運動的序幕。另一件事則是湊巧新加坡也爆發沙士,使台灣代表辜振甫無法在臨終前兩年到當地參加「汪辜會談」,海峽兩岸十年來好不容易的一次對談機會,因沙士而告吹,中國和台灣的關係還要冰冷多一陣子。

總括而言,雖然台灣抗疫時雞手鴨腳,醫護人員被香港人嘲為「逃兵」,但當地還是有多名前線醫護不幸殉職,其中一人更是「一屍兩命」,母親去世,胎兒也不保。而疫情在四月底爆發後,僅一個半月便幾乎完全平復,所花的時間只有香港的一半。只是期間的代價不菲,除了感染人數超越加拿大和新加坡,位列全球第三(共三百四十六人)外,世衛亦向台灣發出了旅遊警告,經濟受打擊,有商場要關門消毒,台北的捷運搭客則要強制戴上口罩,還有十多萬人須家居隔離。七月五日,世衛剔除台灣於疫區名單,宣告人類在全球各地把沙士擊退。


越南篇
除了新加坡和加拿大之外,越南的源頭病人也是在京華酒店感染沙士。不過當地爆發的規模卻小得多,疫情也大致局限在醫院之內。事後一些香港人視之為抗疫最佳示範,著特區官員應參考當地的經驗--別忘記越南只屬發展中國家,醫療設備比香港、新加坡、加拿大來得差,但感染人數卻最少。

越南的源頭病人是一名美國籍華人,死前曾穿梭上海和香港兩地,並在京華酒店中招。他在二月廿五日從香港飛抵越南河內前已開始病發,翌日更要到河內法國醫院留醫,病情迅速惡化,要住深切治療病房。由於他的家人不大相信越南的醫院,遂於三月六日把他送到香港醫治,其時威院8A病房尚未爆發沙士。最後這名華裔商人迴天乏術,一星期後在瑪嘉烈醫院去世。不過這名華人仍在越南留醫時,束手無策的院方鑑於他是美國公民,曾聯絡美國大使館和世衛尋求協助,結果世衛派出意大利籍專家烏巴尼(Carlo Urbani)診治。不久烏巴尼即發現源頭病人的病況不尋常,加上醫護人員集體病發,便趕緊在三月初把情形匯報世衛,使日內瓦總部得悉東南亞出現一種不知名的神秘傳染病,在沙士仍是星星之火的時候,便緊盯香港等地的情形。最後多名國際專家和無國界醫生飛往河內,以對付伊波拉病毒的級別來治療和隔離病人,使越南的疫情在半個多月內便平復下來,只有六十多人中招。

無疑越南得到烏巴尼的幫助而成功克服沙士,實屬偶然,可是越南帶給香港的教訓是,必要時記緊向國際社會求援,不要打腫臉充胖子。弔詭的是,正正由於越南落後,當地幹部才肯放下「尊嚴」,讓外國專家主導救治工作。香港則太先進,以為自己有能力搞定一切,反而弄得一團糟。特別是保護衣物方面,越南有無國界醫生送贈物資,香港則從來沒有向國際社會求援,只在疫症後期向北京掙來不大合用的裝備。

無論如何,烏巴尼貢獻良多,既能勸服越南幹部讓外國專家參與治療,也令世衛歪打正著在疫症萌芽之時便能及時察覺。可惜烏巴尼本人也在醫院被傳染,三月中他到泰國曼谷參加會議期間病發,半個月後在當地殉職,終年四十六歲。一個月後,越南成為第一個自世衛疫區名單中除名的國家,其時香港的醫院還不停冒出交叉感染,以及零星社區感染個案。


國際篇
二OO三年的春瘟,席捲全球二十九個地區,除了拉丁美洲倖免於難外,各大洲或多或少都受沙士影響。當中不少國家的國民是在香港中招,回國後才病發入院,這包括菲律賓、美國、南非等。因此世界各地對香港避之則吉,「歧視」來自香港的旅客,本屬正常。可是香港人只知瑞士巴塞爾「打壓」港商、英國政府「虐待」香港留學生、愛爾蘭「欺負」香港的特殊運動會健兒,卻未必得悉香港連累其他國家的故事,例如在香港打工的菲傭不幸染上沙士,客死異鄉。

至於沙士帶來的「貢獻」,就是多得中國政府的隱瞞作風,世衛的權力從此擴大。理論上只要有證據某國爆發傳染病,世衛便可直接發出警告,無需等到該國上報情形,也不必等候該國邀請,世衛專家便可實地調查。與此同時,各國需要通報的傳染病種類也不再局限於霍亂、鼠疫等寥寥幾種。只可惜中國政府沒有汲取沙士教訓,若果日後大陸本土再次冒出新傳染病,並大規模爆發的話,這些幹部看來還是會依然故我,執意隱瞞至最後一刻。

(847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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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1. 中國政府何時才會改這壞習慣呢? 真是天曉得!!

    而且沙士其實仲係到,說不定會在不知什麼時候無啦啦再爆發多一次,到時中國政府仍是這樣的態度就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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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會改這壞習慣的就不是中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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