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6日 星期二

外篇廿三 英雄的背後

第三章 沒有硝煙的戰爭
外篇廿三 英雄的背後

人文學科教授李歐梵在沙士時期,曾介紹法國人卡繆(Albert Camus)的小說《瘟疫》,教人明白「瘟疫期間不存在英雄或聖人」。不過香港人還是視醫護人員為英雄,特別是殉職的前線醫護,很多人爭著去悼念他們,借他們的事蹟和犧牲來教育下一代。政府也向六名死去的公立醫院員工追頒勳章,成立「弘揚抗疫精神諮詢委員會」來籌劃活動表揚他們。無疑香港的醫護人員在保護衣物不足的情形下,仍緊守崗位,值得人們尊敬,不像有些地方那樣,要用金錢、子女升學特權等來威逼利誘前線醫護留下。可是在殉職醫護親屬心裡,死後的光榮、巨額的賠償,能彌補失去至親的哀痛嗎?

在賠償方面,六名逝世的公立醫院醫護都得到政府三百萬至三百六十萬元的援助。這筆款項來自O二年初政府設立的「向捨身救人者家屬提供經濟援助計劃」,目的是希望幫助一些因主動救人而捨命的遺屬。當時民主黨的議員李華明還因為事前沒有醞釀及諮詢,視之為董建華競逐連任的招數。不管怎樣,這六名醫護遺屬成為這個計劃的首批「受惠者」,還因為人數太多,花光儲備,要趕緊向立法會追加撥款。醫管局也為每名殉職員工遺屬,另外支付上百萬元的賠償、數百萬元的額外特惠金、十萬元的恩恤金,並替他們支付所有殮葬費用,以及為他們的子女成立兩百多萬的教育基金。雖然有人覺得部份醫護(如鄧香美、劉錦蓉)因份屬合約員工,在「同工不同酬」下薪金少了一截,計算出來的賠償金額跟公務員(如王庚娣)有一段差距,但至少他們的待遇比另外兩位同樣因沙士犧牲的私家醫生來得好。後者非但沒有得到政府頒贈什麼榮譽,其中一人的遺屬申請這項經濟援助計劃時更遭拒絕,嫌死者生前並非「主動」拯救病人。

到了後來,即使不把兩名私家醫生計算在內,O三年仍是近年殉職公務人數最多的一年。高級督察梁寶明在沙士仍未退卻的五月五日,因拯救一名被洪水圍困的村民而被沖走溺斃。他跟六名殉職醫護一樣,從援助計劃中得到三百萬元的經濟援助。及至八月底的時候,一架直升機出勤時撞山墜毀,機上兩名飛行服務隊成員罹難,死後也獲在浩園厚葬。這一年的事兒,確實太多了。

以下是八名殉職醫護人員的事蹟。


劉大鈞(五十六歲)
於尖沙咀開設診所的私家醫生劉大鈞,在官員還未承認沙士在社區擴散、市民仍未恐慌之際,便給病人傳染沙士。他在三月二十日病發,兩天後到瑪嘉烈留院,不到兩個星期便宣告不治(四月三日),成為首位去世的醫護人員。其時疫情爆發沒多久,而劉大鈞是在公眾對沙士仍懵然不知的期間中招,因此社會對劉大鈞去世的消息沒有多大留意,更談不上傷感。

雖然他的家人極力掩住劉大鈞生前的事蹟,秘密舉行喪禮,累及傳媒連他的照片也不易找到,但他身故後還是惹來一些爭議。例如政府一直冷待他,地位不及別的殉職公立醫院醫護,其親屬申請上述經濟援助時也被婉拒,指他沒有「自願」拯救他人。可是當天他得悉感染沙士的病人到瑪嘉烈被拒留院後,曾親自將病人轉送浸會,說不定劉大鈞剛好在轉送病人的途中被傳染。除此以外,當劉大鈞本人病發到瑪麗醫院求診時,跟他的病人一樣被拒留院,逼使他轉到瑪嘉烈求醫。於是劉大鈞的遺孀於O六年入稟控告醫管局,指瑪嘉烈拒收診所病人,讓丈夫被傳染,並同時指控瑪嘉烈再次疏忽,使她本人到醫院探望丈夫時中招。值得一提的是,西醫工會在劉大鈞留院翌日(三月廿三日),便告知傳媒他可能中招的消息,衛生署卻要多等四天,才呼籲曾到劉大鈞診所看病的人聯絡他們,此乃無疑是政府處事慢吞吞的又一證據。


劉永佳(三十八歲)
第一個掀起群眾愁緒的殉職醫護是四月廿六日去世的護士劉永佳。其時人們得知威院、聯合和瑪嘉烈充斥沙士病人,不少前線醫護中招,卻萬料不到最先逝世的兩位公立醫院醫護,竟來自病人較少的屯門醫院,惹來立法會在日後重點調查。最初傳媒披露有淘大居民逃離家園後病發,跑到老遠的屯門醫院求診時隱瞞真正住址,改用另一區的地址來登記,最終成為隱形病人,傳染兩位殉職醫護。然而醫管局即時否認,並在不久之後,抖出兩人是被一名中年婦人所感染。這名婦人正是三月十五日在前往北京旅行的航班上,被曾到威院8A病房探望親戚、原居於北京的老翁所傳染,當天她跟丈夫正好坐在老翁的前排。還未回到香港,兩人便已病發,數天後到屯門醫院留醫。

三月廿八日早上,該名婦人病重(後來病逝),要送往深切治療部。由於深切治療部病床已滿,需要騰空位置給她,於是她被「滯留」在普通病房片刻,並提前進行插喉和「人工泵氣程序」。原本替她進行這兩項高危治療的是醫生陳遠馨,但期間她先在八時多找來一名護士頂替一會兒,以便填寫紀錄,然後在九時半另找一名醫護代為操作儀器,讓她追問深切治療部準備好病床了沒有。究竟被她找來幫忙的兩人是誰,陳遠韾本人在立法會聆訊時已想不起來,只記得謝婉雯曾在九時正主動提出幫忙。不過另一名護士在作供時,則聲稱目睹謝婉雯有份幫手。就是這樣,劉永佳和謝婉雯是否在該天雙雙被那名婦人傳染,成為不解之謎,連立法會也無法肯定--畢竟陳遠馨當天長時間替病人治療卻沒有中招,只不過頂替五至十五分鐘的劉永佳和謝婉雯卻反而在剎那間感染沙士,實屬稀奇,遑論兩人是否真的有幫忙過。無論如何,人們追查兩人死因的時候,不但揭發有淘大居民入院時隱藏身份,還抖出一名留院的威院護士曾拒戴口罩,又不肯留在隔離病房,無視同僚的勸告。人們甚至懷疑屯門醫院唯一一位呼吸系統科顧問醫生曾放假十一天,間接連累謝婉雯臨時「上陣」,繼而喪命。但事實上,該名醫生開始放假的時候,謝婉雯已臥在病床十天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三月十九日何兆煒還未病倒、淘大仍未爆發之際,已經有屯門醫院的醫護家屬到電台投訴,指上司不准下屬戴口罩,連到外面買一個也不行,以免引起恐慌。

不管怎樣,劉永佳的死訊公佈後,社會驚覺他們眼中的「英雄」,仍有倒下來的時候。政府和醫管局高層隨即紛紛慰問其家人,醫院也為公眾準備了弔唁冊,開追思會,並替遺屬開設銀行戶口接受市民捐款。區議會數天後亦提議以他的名字來為新街道命名,港大也宣佈成立「劉永佳獎學金」予護士系學生,有銀行更為劉永佳的三歲兒子設立「教育信托基金」。及至出殯那天,董建華率領部份高官和所有醫管局高層出席喪禮,並准予劉永佳下葬最高榮譽的浩園墓地。如此一來,劉永佳死後得到的榮譽,遠遠超過先前離世的劉大鈞,可是這些虛榮能平復劉永佳遺孀的心情嗎?雖然她在丈夫死後第三天,曾勇敢地在電台答謝和鼓勵其他醫護人員,但她在十月三日卻跑到九龍醫院天台,企圖跳樓自殺,幸被勸服下來。湊巧事發前一天,政府公佈專家調查報告,內容沒有點名批評任何高官,楊永強乘機拒絕辭職。兩件事是否相關,只有當事人才能知曉。其後她在受勳儀式也好,死因庭聆訊也好,通通沒有露面,前者由劉永佳的母親代為出席,後者則只願書面作供,避過親身出庭時記者的鎂光燈。


謝婉雯(三十五歲)
劉永佳死後半個月,疫情日漸平復,在全面復課指日可待之際,卻又傳來前線醫護殉職的噩耗--死後被譽為「香港女兒」的醫生謝婉雯,於五月十三日凌晨病逝。由於她生前言行善良,還有著不平凡的經歷,感動了許多香港人。在充斥壞消息的沙士時期,猶如一沐春風,讓人覺得即使身處艱難的困境,人生還是有美麗的一面。

其實謝婉雯之死對她身邊的人來說,並不突然,因為她待在深切治療部已有好一段日子,昏迷多時,身邊的人早有心理準備,只盼奇蹟出現,連傳媒也有報導她病危的消息。及至謝婉雯真的魂歸天國,各大傳媒鋪天蓋地報導她近乎完美的一生,她生前的好友、同事、老師、牧師以及被她診治過的病人,一致讚揚她是一個溫文爾雅、不發脾氣、外表柔軟但不肯向病毒低頭的堅強女子,套用一名牧師之言,謝婉雯是一個「孝敬父母的女兒、品學兼優的學生,做醫生時不斷進修,又是不簡單的妻子」。不止性格完美得毫無瑕疵,其事蹟也令人感動。身為基督教徒(新教)的謝婉雯,中學時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中大,畢業後到屯門醫院工作,期間認識了丈夫,還影響他接受信仰。無奈她的丈夫患上血癌,需要移植骨髓,但謝婉雯對他不離不棄,仍然跟他在OO年底結婚。只是好景不常,丈夫在O二年癌症復發,旋即在五月不治,謝婉雯成了年輕的寡婦。

一年以後,沙士爆發。鑑於她沒有丈夫和子女,沒有牽掛,遂自動請纓到沙士病房幫忙,盡顯無私精神。本來她打算在沙士病房工作一段日子後,跟同事到台灣旅行散心,但她在出發前夕(四月三日)發燒留院,從此步向天國之門。最初她的病情尚算穩定,但後來變得惡化,於四月十五日送到深切治療部,需要儀器呼吸。其後她陷入昏迷,哪怕袁國勇和沈祖堯為她會診,試盡不同的藥物,又不斷播放親友的鼓勵錄音,謝婉雯還是返魂乏術。

死訊傳出後,人人得知謝婉雯生前完美的事蹟,無不哀慟。不少市民把心意卡、花籃等送到醫院,又或是親自到追思閣弔唁。高官紛紛發表悼念之詞,還把培訓醫護的基金以她的名字來命名,中大也以她的名義成立兩個獎學金。她所屬教會(敬拜會荃灣堂)的牧師,則代表遺屬打點喪禮事宜。從逝世到出殯,整整一個星期,全城都在談論她。有人在她死去翌日便創作了名為《一首傳世的歌》的歌曲,後來由歌星容祖兒唱出來。電視台和電影公司也爭著要以她的事蹟來開拍電視劇和電影,最終由基督教的「影音使團」搶先開拍,死後三天便宣佈參演的演員名單。至於她生前最愛的聖詩《彩虹下的約定》(也是她婚禮的進行曲和丈夫葬禮的輓歌)和《愛是不保留》,更是傳遍四方,歌手林志美在疫後亦翻唱了這兩首歌。至於基督教則藉此宣揚教義,吸引信眾,並製作了紀錄片《雨後彩虹》,免費播放給過萬人欣賞。此外,他們還拍攝了福音電影《天作之盒》,於O四年初上映,票房收入多達六百餘萬,文字版小說更在翌年選入「中學生好書龍虎榜」。還有一名記者在O四年書展上推出《愛是不能埋》一書,記述謝婉雯的一生。

這樣看來,謝婉雯之死,可說是化作春泥更護花,感染沙士倖存的大眾。可惜的是,儘管謝婉雯的父親和家翁在O三年的父親節(六月十五日)前夕,透過教會分享她和丈夫生前慶祝父親節的舊事,雙方家長卻在三年後(O六年二月)對薄公堂,謝婉雯的父母入稟控告她的家翁和家姑,要求後兩者交出謝婉雯在丈夫死後,有權獲得的約三百萬元遺產。不知那些曾被謝婉雯事蹟感動過的人,看到這宗不起眼的花邊新聞後,有何感想呢?

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謝婉雯入院前,曾計劃到台灣旅行,因出發前一天開始病發才取消行程。倘若她早一天起程,那麼她便會把沙士病毒帶到當地,不被台灣人罵個不停才怪。事實上,台灣一名醫生就是這樣,診治完沙士病人後,放假到日本旅行,甚至去泡溫泉。後來他在當地病發,激起日本人大大不滿,一些旅館不但拒絕接待台灣人,連帶香港在內的華人亦一併拒諸門外。要是謝婉雯去完台灣的溫泉才病發,不知香港人有何反應呢?還會否歌頌為「香港女兒」呢?


鄧香美(三十六歲)
相比起一生完美無瑕的謝婉雯,鄧香美是一個平凡的故事。沒有高學歷的鄧香美,在經濟不景的年頭,被公司裁掉,然後接受政府再培訓課程,改行去當醫院病房助理。在聯合醫院幹了一年後,合約於O三年三月底屆滿。其時醫管局跟政府一樣,從早到晚都在喊滅赤,一班同事以為鄧香美在合約完結後要離開,便為她舉行歡送會。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醫管局因沙士爆發,於三月底臨時跟她續約,讓她能夠保住職位。旋踵她就被院內的隱形病人交叉傳染,於香港人最悲痛的愚人節那天病發留院。半個月後,本身有長期病患的鄧香美情況惡化,要搬到深治切療部。此後她在那裡捱了一個月,連廣州派來的中醫也參與治療,終究返魂乏術,於五月十五日去世。她離世的那天,董建華正在立法會宣佈楊永強將會「自己查自己」,並斥責民主派議員「膚淺」和「唱衰」香港,著他們要「與時並進」(詳見第四章)。與此同時,鄧香美逝世的時間跟謝婉雯相距僅兩天,由於全城都在傳頌謝婉雯的故事,不少人也因此一同為鄧香美哀傷。

出殯期間,陳馮富珍送到殯儀館的花牌竟然把鄧香美寫錯成「鄭」香美,翌日官員解釋這是花店不小心弄錯所致。是耶非耶,由閣下自行判斷。


劉錦蓉(四十七歲)
鄧香美死後,差不多兩星期都沒有傳出醫護殉職的消息,但由五月廿七日起,六天之內突然死去四名醫護人員,不可謂不嚇人。只是由於人們悼念謝婉雯已有好一段日子,加上討論廿三條立法的氣氛日漸熾熱,於是四人的去世令人有點「麻木」,傳媒報導的篇幅亦大大減少。即使這樣,還是有人呼籲大眾不要忘記病房助理的功勞--五月廿七日逝世的劉錦蓉跟鄧香美一樣,都是聯合的病房助理,她們同樣要處理病人的便溺和嘔吐物,清潔病床,跟沙士患者有密切接觸,因而比高高在上的醫生和護士更容易中招。

至於同僚口中和藹可親的劉錦蓉感染沙士的情形是這樣的:她跟早前去世的鄧香美同樣在聯合醫院工作,其時院內的沙士病人已集中起來,她倆工作的病房本該只有非沙士病人。但由於隱形病人關係,兩人相繼中招,而劉錦蓉更把沙士傳染給兒子。後來她比鄧香美晚一天留院治療,一個多星期後轉到深切治療部。最後連廣州的中醫也救不了她,於五月底鄧香美在殯儀館設靈的前一天,宣告不治,遺下丈夫和一對子女。劉錦蓉的離世,一度讓家人傷心不已,她的女兒曾受不了刺激而要送院。幸而她的兒子從沙士中康復過來,他們一家的心情也慢慢平復下來,其丈夫更在死因庭宣判裁決後,向記者說比起那些承受後遺症煎熬的康復者,妻子的病逝可能是「幸福」,而她的女兒在三年後也向記者說,她為母親的犧牲精神感到驕傲。


張鍚憲(五十八歲)
除了劉大鈞之外,張鍚憲是另一名因沙士病逝的私家醫生。張鍚憲是在四月廿二日病發,兩天後入院治療。後來即使專家用上各種新嘗試的藥物,他還是沒有反應,並於五月卅一日去世。由於張鍚憲生前是香港醫學會活躍成員,為醫學會落力籌款,並有份始創「香港醫學會管弦樂團」作慈善演出,於是醫學會在他離世後,發起紀念他的活動,於會址設置弔唁冊。在黃色暴雨警告的下雨天(六月十日),張鍚憲的靈堂上不止有醫學會的管弦樂團為他演奏古典樂曲,還有他任校董的真鐸啟喑學校的弱聽學生,為他獻唱天主教的聖詩。儘管一些人替張鍚憲抱不平,覺得政府虧待因沙士去世的私家醫生,但張錫憲的家人對此沒有表達不滿,而他的女兒在父親中招前也剛繼承了衣缽,和父親一樣當上耳鼻喉科醫生。

要留意的是,特區政府為了保障所有沙士死者的私隱,在新聞稿裡從來不肯提及他們的名字,於是官員在醫護殉職後發出的悼念聲明中,言詞彆扭得很。例如董建華提及謝婉雯時,便以「該名醫生」來稱之,就是不肯道出他們的名字。偏偏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卻特別發表悼念張鍚憲的聲明,甚至不怕私隱避諱,破例說出張鍚憲的名字。這個不尋常的舉動原因很簡單:張鍚憲和何志平私底下是相識多年的好朋友,兩人都是「醫學會管弦樂團」的成員。為了老友,何志平顧不了那麼多的「繁文縟節」和官場典章制度。


王庚娣(五十三歲)
張鍚憲去世的同一天,在威院當病房助理近廿載的王庚娣同時離世,惟後者因為在晚上才不治,遂計入翌日的統計數字。王庚娣中招的時間,可追溯至三月初沙士仍未爆發之際。其時威院源頭病人在京華酒店被傳染後病發,在8A病房留醫,傳染一百多人,而王庚娣就是其中一人。更不幸的是,她是在三月七日才調到8A病房工作,豈料她在那裡僅幹了一天的活,便給源頭病人傳染。接著她開始發燒病倒,並證實中招,一星期後(三月廿二日)病情急轉直下,轉送深切治療部。此後她在鬼門關前掙扎了兩個多月,還是無法撿回一命。就是這樣,同事眼中做事認真、熱心助人、二十年來從來沒有請過一天病假的王庚娣,成為第七名殉職醫護人員。一年之後,她的兒子在死因庭上說他和家人的心情已平復下來,無意聘請律師向醫管局要求什麼賠償。


鄭夏恩(三十歲)
相比之下,最後一名殉職醫護鄭夏恩的雙親卻未能短時間走出女兒病逝的陰影,在O四年十月為六名死去的公立醫護展開的死因庭上,她的父親為愛女申冤,表現激動。事實上,終年三十歲的鄭夏恩是家中經濟支柱,貧苦的父母好不容易把她供養上大學,當上了醫生,卻突然撒手塵寰,使他們接受不了殘酷的現實。更何況鄭夏恩工作的大埔醫院只屬療養醫院,若非新界東聯網擠滿了病人,她哪有機會被隱形病人傳染呢?

除了沒有患癌的丈夫之外,鄭夏恩的背景跟謝婉雯十分相似,兩人都是基督教徒(新教),在同事、好友、病人眼中是一名勤奮、文靜的女生,而鄭夏恩也是憑藉優異的成績考進大學,畢業後她甚至還在進修深造文憑。當兩人臨終時,傳媒都有透露她們病危的消息,親友也都憂心忡忡地替她們祈禱。至於鄭夏恩病逝的過程是這樣的:四月初那打素因為擠滿了沙士患者,威院又沒有位置接收他們,於是部份沙士及非沙士病人一併轉到大埔醫院隔離治療。其時鄭夏恩自告奮勇,願意轉到院內沙士病房工作。豈料她還未上到「戰場」便出事未捷,在普通病房內給一名那打素轉過來的隱形病人傳染。接下來她先在四月十七日病發,四天後轉到那打素診治,不到兩星期便要送進深切治療部。最終她緊接在張錫憲和王庚娣去世的第二天(六月一日)宣告不治,成為最年輕的殉職醫護。在她死後,她曾唸過的中學成立了以她命名的獎學金。

O四年底,死因庭為六名殉職的公立醫護舉行聆訊,通通裁定死於「自然」。不過除了鄭夏恩外,其餘五人都是陪審團一致達成這個裁決。在鄭夏恩的案例中,五名陪審中有四人同意她是死於自然,一人持相反意見。


鍾待政(沙士時五十六歲,最後康復的病人)
說完八位因沙士去世的醫護人員,也順帶簡述一下最後一位康復出院的沙士病人鍾待政。鍾待政是一名私家醫生,在北角開設診所。他的女兒則是一名醫科學生,也就是疫症初期在威院8A病房裡中招的十多名中大醫科生之一。當女兒病倒後,鍾待政曾到威院探望,結果惹上了沙士,三月十七日開始在威院留醫。三天以後,他的情形已經惡化到要轉送深切治療部,逗留了足足四個月。期間他一度命危,昏迷了兩個月,體重也丟掉數十磅,並嘗過血清治療,腸臟也因為細菌感染而要動手術切除,卻尚未到蒙主寵召的時刻。由於他臥床時間太久,肌肉萎縮,當他在七月底轉回普通病房後,要接受長期康復療程,例如重新學習進食、拄著枴杖步行等。一直到O四年一月中,在醫院待了十個月的鍾待政才可以出院回家,後來他還計劃幫助其他沙士康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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