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1日 星期日

3.31 告一段落

第三章 沒有硝煙的戰爭
3.31 告一段落

經過三個月的噩夢,沙士終於遠離。雖然一度有康復病人懷疑重新病發而要再次入院,但新感染人數和疫廈數目屢創新低,個別日子也做到「醫護零感染」,差不多所有新病人都是在醫院內中招而不是社區。這樣世衛在五月廿三日宣佈撤銷針對香港的旅遊警告,自然是理所當然。

不過解除旅遊警告時曾發生一些小插曲--除了梁錦松到蘭桂坊慶祝給人痛罵外,特區政府對旅遊警告的定義也糊里糊塗。其時世衛列出取消警告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少於六十位病人留院,但高官聲稱他們混淆了「病人」的定義,以為醫院內仍有超過六十名「病人」,直到當天官員才恍然大悟,把不符病人定義的患者剔除,剛好符合世衛要求,遂能即時摘除警告。不過外界謠傳世衛此舉,其實是酬謝中國在三天前宣佈捐贈一億美元給世衛。要知道中國給世衛的年費才五百多萬美元,捐助的金額對世衛而言是天降甘霖。於是世衛便給香港和廣東省賣個順水人情,同一天解除兩地的旅遊警告。至於疫區之名,香港則要老老實實等到二十天沒有新病例,才能在六月廿三日除下。至此沙士算是告一段落,縱使醫院仍住著四十多名患者,而最晚康復的病人還要多等七個月才能出院。

回顧這場瘟疫,歷時不過百日,當中病毒肆虐的時間亦只是一個多月,卻足以把香港弄得翻天覆地。年初沙士在廣東省爆發,可是省幹部竟然隱瞞疫情,不只害苦了當地人,還連累鄰近的香港和世界各地。設若中國有新聞自由,後來的災難便不會發生。及至二月底,一名患了沙士的教授南下香港,在京華酒店留宿一晚,無意間把病毒傳染給十多人,結果沙士從那裡傳播到世界各地,也導致香港的威院大爆發。這時中大向政府多番警告有社區爆發危險,奈何衛生官員不以為然。跟著威院走漏了一位沙士病人,他出院後到淘大花園借宿一宵,病毒就在當晚於天井隨著水蒸氣而擴散四週,足足有三百多人病倒。數天之後,居民陸續發病入院,特區政府才如夢初醒,匆匆推行補救措施。然而一場災難已然發生,市面亦剎時陷入蕭條。此後社區雖然沒有再次大規模爆發疫症,但醫院內部卻頻頻出現由隱形病人引起的交叉感染,使前線醫護和同房病人紛紛中招,亦同時把疫情拖延好一段日子才告一段落。

某程度上,整個亂局彷彿是梅菲定律(Murphy's Law)的真實體驗--任何會出錯的地方,就偏偏出錯。這包括醫管局最高統帥在關鍵時刻病倒;原以為只有緊密接觸者才被傳染,卻被京華酒店和淘大花園的例子推翻;瑪嘉烈安排作沙士醫院,卻又適逢淘大大爆發,病人數目即時大增,打亂了部署;以為所有證實及懷疑沙士病人都收在沙士病房內,在保護衣物不足下將之劃為高危區,卻料不到病徵不時變異,低危區屢屢出現隱形病人,導致交叉感染迭起。最後高官以為社區肺炎個案不變就等於沒有爆發,沒想到兩、三名「超級傳播者」就足以把疫症蔓延全城,特別是淘大源頭一夜間令數百人病倒,使政府往後的補鑊措施,只能事倍功半。因著上述一連串「不幸」的因素,使很多高官覺得沙士一役不過是欠運而已,難免百密一疏。更何況特區政府並非一無是處,例如官員沒有仿效廣東省幹部那樣隱瞞疫情,成功用電腦系統去追查病人傳播途徑等,皆得到世衛讚賞。

但話可不是這樣說的。若果官員當初不是那麼「鎮定」,沒有作好最壞的打算,當疫症爆發時,政府做事又豈會手忙腳亂?除了醫管局,幾乎所有的政府抗疫措施均是闖了大禍後才作的補救。要知道控制疫情的方法,不外乎阻止病毒蔓延開去,可惜楊永強和陳馮富珍在星星之火時掉以輕心,最終恨錯難返,一流的補救方案亦是徒然。再者,政府所謂的「高透明度」,常常隱惡揚善,有誤導之嫌,使群眾總是帶著懷疑眼光看待官員的說話。當人們在沙士尾聲時,發覺政府拖延了十一天才公佈一名男童因炭疸菌病逝,已是見怪不怪了。與此同時,香港有一千七百多人染上沙士,約三百人不治。當中有三百多位患者為淘大居民,另有三百多人屬前線醫護,數目之多叫人咋舌,因為除了中國大陸,情況最嚴重的加拿大、新加坡或台灣,總染病人數也不過是二、三百人。當然,相比之下大陸簡直是糟透了,染病數目高達五千多人,是香港的兩倍,也使全球近九成的沙士病人皆來自中、港兩地。情況之壞,可想而知。

不管怎樣,待得香港人於四月中以後驚魂稍定,便發覺政府抗疫時往往棋差一著,叫人搖頭嘆息。加上多間醫院內部一片混亂,前線醫護的保護衣物長期不足,使疫情持續百天才能平復下來,使積累多年的民怨一發不可收拾。這時候,身為特區之首的董建華又一次面對歷史考驗。若他能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像胡錦濤和溫家寶那樣藉成功控制疫情而建立威望和政績,他仍可在歷史上保住一點名聲。奈何董建華再次失諸交臂,人們看不到他果敢處事的一面,只覺得他在重演六年來的優柔寡斷。政府的權威因此而崩潰,人人都堅信自己的力量,不管是抗擊病毒,還是在經濟蕭條下掙扎求存,群眾都覺得凡事只能靠自己,政府一點也幫不上忙,更不可倚賴領袖和權威。於是尋常的人被高舉為英雄,高層人物如董建華、楊永強、梁錦松等,通通被瞧不起。人們寧可相信大學專家的發言、感激前線醫護的努力,也不理睬衛生官員的言行。就算是權貴之間,公眾還是較喜歡次一級的人,擁護曾蔭權遠多於董建華、相信陳馮富珍的比楊永強來得多、同情高永文多過何兆煒、支持為「沙士孤雛」籌款的四位女高官尤甚於高一級的十一位問責局長。到了最後,因抗疫而興起的民間自救想法,不知不覺間藉廿三條立法而匯聚在一起。人們覺得即使疫潮已經退卻,但是社會還在生病。於是數十萬人決定上街向董建華說不,要奮起自救,以免香港繼續沉淪下去。可以說,沙士是刺激香港人上街的其中一道催化劑,無奈特區政府對此間社會微妙的異動竟懵然不知(詳見下一章)。

另一方面,站於抗疫前線的醫管局,其表現也值得討論。儘管人們一致認為高永文是一個善良的老實人,為疫症付出不少努力,但無可否認的是,醫管局的表現未如理想,太多病人和醫護在醫院內無辜染上沙士,前線人員從頭到尾也在哭訴保護衣物不足。不過醫管局備受制肘,例如口罩的匱乏源於全球供應短缺,而交叉感染跟病房過度擠逼有關。事實上,自金融風暴以後,整個社會生了病,各行各業對超時上班已習以為常,不覺得是病態,準時下班才不正常。不論私營企業還是政府部門,到處都在緊縮開支,把員工「搾乾搾盡」,成為緊繃的橡皮圈,無力應付突如其來的事。以醫管局來說,沙士一役暴露管理層為了滅赤,使人手長期緊絀、病房擠逼。可是他們沒有汲取教訓,疫後還是要裁減人手,惹來「過橋抽板」的指控。難怪疫後員工士氣竟比沙士前更差,沒有半點擊退疫症的同仇敵愾,反而拉闊了高層與前線之間的鴻溝。等到經濟復甦後,富經驗的醫護紛紛出走,轉到招徠大陸豪客幫襯、工作量較少的私家醫院上班。昔日醫管局高層想盡辦法把高薪下屬趕走,如今卻要反過來加薪減工作量來挽留員工,實是風水輪流轉。

〔圖表六十六 各國沙士病人數目〕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http://www.who.int/csr/sars/country/table2004_04_21/en/index.html)〕

(2713字)


目錄
上一章節:3.30 人情冷暖
下一章節:3.32 後記~下場


圖表六十六 各國沙士病人數目(請click圖表放大)
註1:香港共有1755人感染沙士,其中386為醫護人員及醫科生
註2:香港共有304名沙士病人死亡,其中299人死於沙士,5人死於其他原因
註3:淘大花園共有329名居民感染沙士
註4:386名沙士病人為醫護,其中320為工作時中招的醫管局員工,包括180位護士、62位醫務助理、49位醫生、9名有關健康專業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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