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27日 星期六

4.3 陰霾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4.3 陰霾

所謂「廿三條」,是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當中規定特區政府應自行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政府、竊取國家機密、外國政治組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本地政治組織聯繫外國政治組織的「七宗罪」(「七宗罪」一詞源自九五年一齣荷里活電影(Seven)的名字),以保障國家安全。既是法律要求,親共份子便義正詞嚴地指廿三條立法是「天經地義」的事。再者,港英政府在八十年代前,曾運用類似法例嚴厲對付他們,以及投身社會運動的大學生和民間團體。既然英國人能這樣做,現在特區政府同樣為國家安全立法,有何不可?在不少「愛國」人士眼中,香港人在殖民地長大,國家觀念薄弱,反對立法的人皆「不愛國」。

表面來看,這種講法好像沒錯,實際上卻不然,因為國家不等於政黨,中國不等同中共。對黨國不分的「土共」而言,動搖共產黨政權便猶如摧毀國家,普遍香港人卻懂得把政權和國家分割開來,覺得廿三條只應保障國家免受外敵入侵,而非確保中共政權千秋萬世,獨裁下去,當北京或特區政府胡作非為時,廿三條不能阻撓人們批評政府的不是,以免掌權的人把國家領上歪路。無奈奉行一黨專政的中國政府長期對付異見者,不僅六四學生領袖被逮捕,網上針砭時局的平民也頻遭以言入罪。更過份的是連揭露傳染病爆發等不威脅中共政權的人,也隨時給抓起來,對所有「多管閒事」的人動輒控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即昔日的「反革命罪」),把中國弄成全球囚禁記者最多的國家之一,人權紀錄罄竹難書。任何耳聞目睹北京政府所作所為的香港人,特別是中共奪權時南來的避秦者,不期然恐懼廿三條立法,唯恐大陸的一套搬到香港。就是這樣,即使中國元首鄧小平許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北京也默許香港每年公開悼念六四死難者,年輕幹部據說也一代比一代開明,普羅大眾還是難以完全相信中共可以做到「性格分裂」,只針對大陸同胞,不會用廿三條來對付香港的異己。大眾無法否認北京雖在毛澤東死後經濟開放,國力騰飛,惟政治上的高壓本色卻始終如一。

至於英國人曾利用國家安全法例鎮壓異己,如今特區政府只是照板煮碗而已,這種說法,無寧視北京為殖民者,不把香港人當作國民看待。更別說英國人離去前早已「從良」,末代港督彭定康帶領香港走進史上最自由開明的年代,叫人難忍開倒車。此外,香港人表面上國家觀念薄弱,骨子裡其實認同中華文化。例如中國接收香港前不到一年,城中掀起第二次保釣運動,一時間群情洶湧,香港人兩度坐船赴釣魚台宣示主權,成功搶灘登陸後更插上代表北京的五星旗而不是港英旗幟,足見香港人的愛國之情(前赴插旗的可是中共厭惡的民主派!)。只是香港人不會盲目愛國,如木偶般隨當權者的指揮而舞動,只會在八九年民主運動、捐助貧童上學、賑災、觀賞體育比賽等事情上,理性地支持祖國。從香港人給李鵬和朱鎔基的評分差天共地,反映人們不會一面倒褒揚或貶抑北京政府,懂得理性分辨這兩位中國總理,誰是「六四屠夫」,誰為對付貪官而給自己留一副棺材。故此若覺得香港人不夠愛國而強行在十個月內為廿三條立法,根本是白忙一場--別忘記群眾自O一年起,對中央的信任度超越了特區政府(見圖表廿四),對解放軍亦已改觀,每逢軍營開放日總有上萬人爭奪參觀門券。

說回廿三條本身,我們得緊記一點:任何政權總有以國家安全之名來胡作非為的傾向,權力叫人腐化。即使是號稱自由民主的美國,越戰時政府亦曾禁制《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披露國防部文件,最終被聯邦法院裁定違憲。由此可見,若要避免官員借國家安全來蒙蔽社會,消滅批評聲音,大前提是法院必須獨立,不受官員左右,使其能充當政府和平民之間公正的「球證」。與此同時,法律條文須明確保障大眾權利,好使任何人可像美國人那樣,援引《憲法》第一修正案來捍衛言論自由,免受政府欺壓。法律既是焦點所在,這就說明為何廿三條爭議,把許多法律界精英捲入其中。

不管怎樣,廿三條爭議在主權移交前已開始。這可追溯至八九年中共目睹香港人大力支援民主運動,為防八年後接收「顛覆基地」回來,遂修改草擬中的《基本法》,由只管禁止破壞國家統一和顛覆中央政府兩項,擴展為前述的七種罪行。雖然條文同時確定由香港人自己立法,中央不會參與,但既然不得民心的董建華在北京欽點下,仍能逆民意而連任,他操刀的廿三條內容不問可知。事實上,英國人在撤離前夕欲為廿三條提早立法,惹來北京不滿,指其越俎代庖。現在回看,中國政府也許在盤算全面接管後,才炮製它合意的條文。

自過渡期伊始,一些香港人已擔心北京接收初期雖能安守本份,但日子久了,會忍不住插手干預,破壞香港的一制。果然城內的自由空氣漸漸稀薄,傳媒日益「自律」,諷刺特區政府為塔利班(Taliban)更鬧出軒然大波(詳見第一章),記者協會也在警告言論自由正在收窄。另一方面,九九年新興宗教「法輪功」發動萬名信眾包圍中央高層居住的中南海,抗議他們被列為邪教。給嚇壞的中國政府三個月後宣佈全國取締法輪功,影響所及,一國兩制也跟著受衝擊,甚至可能因此觸動北京的神經,下令特區為廿三條立法。

事情是這樣的:儘管法輪功在大陸被查禁,可是他們在香港安份守己,頂多在鬧市掛上「天滅中共」的橫額,展覽他們受暴力對待的證據。那些攻擊中國衛星、在大陸電視頻道插播其訊息的行為,均在外地進行。於是特區政府無法取締他們,只能緊盯著,教親共人士氣憤不已,看不過眼政府租借場地給他們展覽。他們批評董建華軟弱無力,嚷著訂立「反邪教法」,甚至上京告狀。當被譽為「香港良心」的第二號官員陳方安生,在京官訓斥下於O一年初宣佈提早退休後,特區政府開始採取行動。口頭上有董建華指法輪功多少有邪教性質,實質上警方數次拘捕在中聯辦(北京駐香港機構)大樓外靜坐絕食的法輪功學員,控告他們阻街,甚至煞有介事跑到大樓毗鄰的住宅大廈,挨家挨戶查問有否給法輪功滋擾,並阻止海外學員入境。然而法輪功始終沒有觸犯任何法律,哪怕普羅大眾對神秘莫測的法輪功沒有多大好感,特區政府終究無法連根拔起,法輪功仍能在街頭活動,因此北京很可能藉廿三條立法來名正言順取締之。事實上,保安局草擬的條文,花了不少筆墨闡述如何取締團體(見外篇廿八和三十)。

二OO二年,中國接管香港的大局已定,「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更成為董建華爭取連任的政績之一。廿三條立法的消息亦隨之漸聞樓梯響,個別京官已開口說廿三條應盡快立法。一些民間組織亦打醒十二分精神,為保障人權作好準備,一場政治風暴由此而起。

(258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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