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日 星期一

外篇廿四 八大案例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外篇廿四 八大案例

即使香港並非民主的地方,但至少英國人在撤退前,確立了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爭取居留權人士和入境處之間的爭論,最後都交由法院裁決,讓法官根據法例條文,判斷誰是誰非。結果法院就各種情況,作出八大案例,分辨誰有權留下定居,誰要被遣送大陸。無奈特區政府在個別案件不服敗訴,竟找北京插手推翻判決,惹來有識之士非議。與此同時,大家不難從八大案例中看到,若果法律條文寫得不夠好,便出現荒謬的結果。因此政府在廿三條立法時,法律界特別緊張箇中條文,不容政府有機會鑽空子,借廿三條來打壓異己。

無論如何,過去稱為「小人蛇」問題,特區成立後叫作「居留權(或居港權)爭議」的事件,在港英末期已露了端倪。一名出生三個月後便偷渡到香港的小女孩,匿藏多年後在十歲時被高調遣返,一度引起社會討論,其時正值主權移交前沒多久(九七年四月)。另一邊廂,一直協助「無證兒童」的社工何喜華,被美國《時代》雜誌列為廿五名最具影響力的香港人之一,更是預見了居留權爭議將為香港帶來衝擊。結果中國接收香港才一個星期(七月七日),已有四百人跑到入境處聲稱擁有居留權。面對來勢洶洶的「移民潮」,特區政府於七月十日,趕緊在臨時立法會修改《入境條例》,阻止他們即時移居香港。

不過官員的修補最終徒勞無功,因為《入境條例》的地位比不上形同香港小憲法的《基本法》,「無證兒童」還是可以憑藉《基本法》條文,繼續聲稱他們擁有居留權。雙方在九七年十月起,在法庭展開一年半的訴訟。由於爭取居留權者眾,為了減少案件數目和節省訟費,控辯雙方同意由其中五人作代表,在法庭進行「測試案件」(Test Cases),辯論五位原訴人代表的類別,究竟有沒有居留權。無奈其中四人代表的案件,糾纏至終審法院仍無法了結。當北京插手推翻判決後,不少人空歡喜一場,繼而為家庭團聚再度訴諸法庭,懇求格外開恩。

(註:本章節不會仔細分辨居留權和永久居民的不同之處,姑且視之為同一回事)

(A)吳嘉玲案例(Ng Ka Ling and Anothe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14/1998)
(日後被人大推翻的案例)
此案例的代表是吳嘉玲及其妹妹吳丹丹,兩人均在大陸出生,九七年七月四日到入境處「自首」,其家人聲稱她們擁有居留權。根據《基本法》第24(2)條,任何中國籍人士在香港連續住滿七年,便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可享居留權。而這些人的子女,即使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出生,亦同樣是香港的永久居民。既然這對姊妹的父親在香港住滿了七年,其女兒應順理成章享有居留權。

可是政府並不認同此看法。按照官員在七月十日匆匆修訂的《入境條例》(可追溯至七月一日),這些香港居民在大陸所生的後代欲享居留權,須在大陸向公安申請「單程證」(准許移居香港的證件),並在證件上貼有特區政府簽發的「居留權證明書」(居權書)。若沒有居權書的話,不算擁有居留權。入境處官員更辯稱,這項措施是為了體現《基本法》第22(4)條--「中國其他地區的人」(意指大陸人)進入香港須經批准,人數亦由中央政府確定。說到底,政府的原意是希望香港人到外國旅遊、公幹甚至移民他鄉期間誕下的孩子,也享有居留權,以便吸引他們回流。豈料隨著大陸日益開放,很多香港人北上娶妻生兒。鑑於《基本法》24條只說「香港以外所生」的下一代也是永久居民,沒有區別外國和中國大陸,於是這批大陸出世的香港人後代便據此聲稱享有居留權,並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質疑入境處為了阻止大量「大陸人」(其實是半個香港人)遷入而建立的單程證加居權書制度,違反了《基本法》。

儘管入境處在早期的訴訟獲勝,可是終審庭五位法官卻一致裁定,居留權屬永久居民的核心權利,可隨時入境及逗留,不容任何阻撓。既然案中兩姊妹在《基本法》24條下享有永久居民身份,獲取了居留權,那麼她們不應被官員用任何制度阻止自由進出香港,政府更無權遣返她們到大陸。至於入境處依仗的《基本法》22條,終審庭認為條文只限制大陸居民進入,而不是身處大陸的香港永久居民,就好像派駐大陸公幹的香港人,回來時不用申請單程證或居權書一樣。因此據22條而設立的居權書制度雖不至於完全違憲,卻需要修改,只能限制香港人在大陸的配偶移居香港,其子女不受此限。然而那些「聲稱」擁有居留權的人,必須留在大陸等候特區政府查核身份。惟一旦獲得核實,這批人便能即時移居香港,無需假手於大陸公安,無了期等候他們簽發單程證。

可笑的是,日後葉劉淑儀在回憶錄中,埋怨英國人因為推動民主與北京鬧翻,阻撓臨時立法會在主權移交前修訂《入境條例》,暗示若非港英政府從中作梗,便無需等到中國接收後才修改條例,居留權爭議也就能防患未然。這種說法實有誤導之嫌,因為不論《入境條例》在何時修改,只要終審庭認為修改內容跟《基本法》有牴觸,便屬違憲,沒有效力。

總言之,終審庭判決兩姊妹從特區成立那天(九七年七月一日)便享有居留權,並建議入境處該怎樣修改居權書制度,往後政府不可阻止香港永久居民在大陸所生的子女,南下香港定居。奈何此判決在社會引起軒然大波,特區政府隨即要求人大常委將之推翻(人大釋法),重新規定香港人在大陸所生的子女,需要申請單程證才能到香港定居。幸而《基本法》規定人大的解釋只影響往後的案件,故此案中兩姊妹和其他有份參與這次訴訟的人,可以留在香港定居。至於聞判才興訴的人,則受釋法約束。於是晚來的人不服氣,誓在法庭內討回公道(見案例H)。


(B)徐權能案例(Tsui Kuen Nang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15/1998)
(後併入吳嘉玲案例[A]之內)
大致上此案跟前述的吳嘉玲姊妹案(A)相同,徐權能本人在大陸出生,父親同樣在香港住滿七年,早已是永久居民。不同之處,是案中人已非小童,而是剛剛年滿十八歲的成年人,而申請單程證制度,是不會接受超齡人士申請與家人團聚的(各地年齡限制不一)。換句話說,一旦長大成人,理論上他們便永遠無法以香港人子女的身份,拿到單程證一家團聚。

雖然徐權能在上訴庭敗訴後,已從大陸公安取得單程證,能夠到香港定居,但為了釐清法理爭論,終審庭仍繼續處理此案,並和吳嘉玲案(A)在同一天宣判。判決的結果跟小姊妹案類同,既然《基本法》24條說明永久居民資格時,沒有年齡區別,那麼徐權能成年與否,跟是否擁有居留權無關宏旨。他跟那對小姊妹一樣,從中國接管香港、《基本法》生效的第一天,便擁有居留權。

無奈人大釋法後,這類人的居留權同樣被剝奪。更糟的是,他們已屆成年,永遠喪失以團聚理由申請單程證的資格。為了安頓這批人,數年後公安放寬了規定,只要十八歲前曾提出申請,仍可繼續排隊等候單程證,有別於過去一俟成年,便從輪候隊伍中踢出去。


(C)張麗華案例(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eung Lai Wah, FACV 16/1998)
(後併入吳嘉玲案例[A]之內)
此案跟前述的兩宗案件相同之處,是申訴人張麗華的父親同樣在香港住滿七年,有永久居民的身份。然而張麗華卻是「非婚生子女」(即父母未有註冊結婚而誕下的子女,例如「二奶」生下的私生兒),按照《入境條例》規定,她只會跟母親有直屬關係,法律上她跟生父不算父女,彼此沒有關係。如此一來,她便無法藉父親的永久居民身份而獲取居留權,除非她的父母日後註冊為合法夫婦,她跟生父的關係才被承認。偏偏她出生沒多久,母親便去世,使張麗華終生失去一段合法父女關係。

不過《入境條例》的規定,在法庭上屢受質疑。即使原訟庭和上訴庭皆判張麗華跟前面的案例(A和B)敗訴,需要取得單程證和居權書才能定居,但諸位法官均認為入境處不該區別「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哪怕入境處對此不服,一再上訴,終審庭還是貶斥條例荒謬,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的平等原則,非但沒有同等看待「婚生」與「非婚生」子女,對「非婚生母親」和「非婚生父親」也不平等--「非婚生母親」在子女出生時便擁有母子或母女關係,「非婚生父親」則要先註冊結婚,才能跟子女擁有合法父子或父女關係。最終官員屈服,哪怕日後群情洶湧,特區政府還是永久刪除《入境條例》的不平等地方,沒有請求人大推翻這一部份。

當終審法院對「非婚生子女」一視同仁後,便確立了張麗華和生父的合法父女關係,繼而讓她和前述的案例代表那樣,獲判享有居留權,無須申請單程證。只可惜儘管張麗華的父女身份獲得平反,卻由於前述案例在釋法時被推翻,香港人在大陸誕下的「非婚生子女」跟「婚生子女」一樣,還是要申請單程證才能一家團聚。只有張麗華本人幸運地因釋法不可追溯而逃過一劫,不用遣返大陸。


(D)陳錦雅案例(Chan Kam Nga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13/1998)
(註:日後被人大釋法推翻的案例)
以上三宗案件,可說是各類居留權訴訟中,最早的一批。打從九七年八月,控方便選作「測試案件」的代表。三個月後,背景稍有不同的人亦跟著入稟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聲稱他們擁有居留權,並由陳錦雅作代表。最終此案連同上述三宗案件,由終審法院於同一天作「終極」宣判。

陳錦雅代表的個案不同之處,是他們誕生的時候,雙親尚未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既非在香港出世,又未住滿七年。根據《基本法》第24條,任何中國公民在香港連續居住七年後,便自動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而他們在外地所生的子女亦然。可是條文沒有說清楚,究竟是這類人住滿七年後誕下的子女,才能作永久居民,還是住滿七年前已出生的下一代,也可跟雙親一併取得永久居民身份。

早在主權移交前,官員已察覺到香港《基本法》的漏洞,故此比香港晚兩年半(九九年十二月)才被中國收回主權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門,便在草擬當地《基本法》時特別註明,「『成為永久性居民後』在澳門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才擁有澳門永久居民的資格,香港則沒有此註明。無論如何,香港官員在訴訟中認為下一代「出生的一刻」才能作準--若誕生時雙親尚未住滿七年,其子女固然沒有居留權,即使數年後父親或母親住滿七年,拿到居留權,他們的下一代還是不可取得永久居民身份。不過終審庭沒有贊同政府的理據,並拒絕接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協議(當中理由見外篇廿五),反而從家庭團聚的角度去想,認為若果父親或母親取得永久居民資格,其子女合該同時擁有居留權。唯有如此,整個家庭才可團聚,才能符合《國際人權公約》(亦即《基本法》39條)所指,社會需要保障家庭。終審法院更特別指明《入境條例》內的「出生時間」是多餘字眼,違反《基本法》。因此五位終審法官一致裁決,陳錦雅在父親住滿七年的剎那,便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不必理會她「出生的一刻」父母尚未取得居留權。

值得注意的是,吳嘉玲、徐權能、張麗華代表的個案(A-C),是「正宗」香港人在大陸生下子女的個案。這三人的父親跟不少香港人一樣,於六、七十年代跑到香港,興訴時已定居廿多三十年,早就被視為社會的一部份而非「新移民」。可是陳錦雅的案例,容許來到香港沒多久的「新移民」所誕下的子女,也能同時拿到居留權。這樣下來,從大陸南遷香港的「新移民」不單是一代人,而是「買一送一」,兩代人同時移居,成為官員日後炮製「一六七」恐慌的根源(詳見外篇廿六)。

按照政府的「一六七」推算,本案例使合資格即時定居香港的人數,幾近一百萬。影響那麼大,難怪市民一面倒反對。那些反對釋法、但支持修改《基本法》的人,亦是針對此一案例,計劃剔除這類人的居留權。於是人大釋法時,這類人首當其衝,被拒諸門外。不過正如上述案例那樣,釋法不能追溯之前的訴訟,因此陳錦雅成為少數可以留下的幸運兒。


(E)劉港榕案例(Lau Kong Yung and Others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10 & 11/1999)
此案的背景是劉港榕等十七人偷渡到香港,或在香港逾期居留,本該被遣返。但根據終審庭於九九年一月的判決,他們均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偏偏入境處置若罔聞,在「終審」判決後一個月內,依然要遣返他們。於是他們申請「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和司法覆核,以求推翻遣返令。

不過此案的焦點並非遣返令是否合理,而是終審庭首次在判決中,親自推翻自己的判決,確認人大釋法的效力。九九年十二月三日,終審庭五位法官一致裁定,同意釋法的效力,把自己於年初的兩大判決推翻(案例A、D),重新肯定入境處原有的制度--香港人在大陸所生的子女,仍須留在當地申請單程證和居權書,獲批後才能到香港定居,與此同時,下一代「出生的一刻」,父親或母親必須已是香港永久居民(於香港出生或住滿七年),否則他們將不可憑藉父母的關係,取得永久居民資格。另一方面,終審庭確定人大常委有權解釋《基本法》所有條文,不用理會條文是否自治範圍,也不管是否由法院提出釋法,特區法院解釋自治條文的權力,是由人大授權賦予,因此終審法院一致駁回劉港榕等人指人大常委無權解釋屬於自治的24條。

至於遣返令問題,爭取居留權者認為根據終審庭判決,他們已是香港永久居民,入境處沒有權力把他們遣送大陸。上訴庭在釋法前兩星期作判決時(六月中),亦贊同他們入境處應撤回遣返令,因為根據終審判決,雖然他們仍要返回大陸申請和等候特區政府核實身份,可是當時政府沒有為判決建立新的申請制度,舊有安排(單程證加居權書)卻又被指違憲(直到釋法後才恢復過來)。因此政府不該剝奪他們的「憲法性權利」,遣返或羈押他們。

然而終審庭推翻了上訴庭的判決。這不僅是由於案中十七人在人大釋法之下,已失去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沒有資格留下定居,也是因為終審庭未敢苟同上訴庭的說法,認為即使申請居權書制度因「終審」裁決而弄至「無法運作」,卻不應據此抗拒遣返令。再者,入境處長沒有責任考慮這十七人的人道理由,他有權毫不考慮他們的背景,只管低頭執行《入境條例》,把非法進入香港或違反逗留條件的人,通通遣返。結果終審庭以4:1的裁決(只有法官包致金不同意),駁回十七人的司法覆核,並解除他們的「人身保護令」,遣返令則交予入境處考慮他們的處境後,自行決定是否繼續執行。然而遣返令的爭議並未戛然而止,直到兩年多後的案例(H)才大致告一段落。


(F)莊豐源案例(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ong Fung Yuen, FACV 26/2000)
在所有居留權案例中,本案的結論屬最荒謬的一個。人大釋法後,被阻止即時到香港定居的人,好歹也是香港人(不論是否新移民)的後代,血緣上至少是半個香港人,只可惜他們出生的地方並非香港或外國,而是大陸,才遭受這般折騰。本案例的結果,是任何人只要在香港出生,便自動享有居留權,哪管此人的雙親是何處人。這樣下來,任何跟香港毫無關係的大陸夫婦,只要跑到香港誕下兒女,其下一代便可即時拿到居留權,自由進出香港,不必申請單程證。這樣的結果,對普羅大眾也好,對爭取一家團聚的人也好,簡直是匪夷所思。無奈當天起草《基本法》的人就是如此大意,弄出一部笨絕的小憲法,法例有問題北京又不肯改,逼使法官按照愚昧的條文判下如此結論。

此案的主角莊豐源,父母均是大陸人,並在當地註冊結婚。九七年這對夫婦持雙程證合法入境,並在九月底於香港誕下當事人,兩人隨後因逾期居留而被遣返大陸。根據《入境條例》規定,莊豐源暫時不獲享有永久居民身份,要等到他的父親或母親到香港定居,擁有了居留權,他才可領回永久居民身份。偏偏他的父母由始至終,都沒有搬到香港居住,卻堅稱根據《基本法》,他們的兒子自出生那天起,已是香港永久居民,由此掀起另一場官司。

經歷原審和上訴庭兩次敗訴後,入境處建議終審法院要求人大釋法,因為若從條文「實施的影響」去衡量,此案的關鍵《基本法》24(2)(1)條超越自治範圍。不過終審庭否決以「實施的影響」來斷定條文是否牽涉自治範圍以外的事,而是以條文的特性來衡量。既然24條的特性只是界定那些人屬永久居民,純粹自治事宜,那麼終審庭便不用提請人大釋法。

至於如何詮釋24(2)(1)條,終審庭特意在判詞內,向公眾解釋普通法(common law)的運作模式--基於三權分立,法院解釋法例時,只會弄清條文字句的意思,而非猜度立法者心裡的「立法原意」。既然條文清楚講明在香港出生的中國籍人士便是永久居民,不曾論及父母的身份,終審庭只能據此而判決莊豐源擁有居留權。法院不該受其他外來資料影響而無端產生歧義,弄出相反結論。故此籌委會(北京籌組特區政府的組織)雖明言唯有父親或母親在香港合法定居後,香港出生的下一代才擁有居留權,終審法院還是沒有理會,堅持以小憲法《基本法》條文為準。這個說法聽在官員耳裡自然不合意,特別是人大在兩年前釋法時,曾說明24條的「立法原意」可見於上述籌委會的「意見」之內,遂以為釋法的效力涵蓋整個24條。可是終審庭卻僅視人大對整個24條的「說明」為陳述,沒有法律效用,只有人大「解釋」24(2)(3)這一部份,才對特區法院有約束力,連代表政府的律師亦同意人大沒有「解釋」整個24條。就是這樣,入境處在莊豐源案三連敗。

總括而言,終審法院繼續按照普通法原則,以《基本法》條文作判案根據,再一次「漠視」籌委會的「立法原意」。但由於兩年前的釋法鬧出軒然大波,雖阻擋了百萬人即時湧入,卻使法治深受傷害,故此特區政府保持克制,在終審庭拒絕提請人大釋法以前,便承諾不再輸打贏要,不會向北京求救。說到底,受惠此案的人數很少,判決時只有兩千人獲享居留權,半年後政府統計亦只有六千人得益,跟百多萬人湧來的恐怖景象不能相提並論,特區政府也就不必「小題大做」。哪怕人大指判決與他們的解釋「不盡一致」,大陸的「護法」也批評裁決不符「立法原意」,不尊重人大釋法的精神,各方還是接受終審庭的定論。連曾經大肆批評法院的鄔維庸也說「不欲多言」,「發言對事情沒好處」。

不過事情並未告一段落。因笨絕條文而帶來的荒謬結果,吸引大批大陸人南下產子,既可享受香港的先進醫療設備,還順道替子女拿到居留權,使本地孕婦要跟他們爭奪醫院病床(詳見下一章),無奈特區政府仍不打算修改《基本法》。至於日後在大陸娶妻的香港男士,也按此判決,用盡一切方法安排伴侶到香港產子(包括財政司長梁錦松),以躲避申請單程證的麻煩,促使單程證配額在數年後多得用不完,輪候的人少了許多。


(G)談雅然案例(Tam Nga Yin and Others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20 & 21/2000)
此案的焦點是究竟香港人在大陸領養的兒童,跟香港人在大陸所生的子女,安排是否一樣。自從八十年代初起,中國大陸厲行一胎政策,強令每對夫婦只准生一個孩子。受到重男輕女的觀念影響,大批女嬰被遺棄,不少外國人跑到中國領養女童。一些香港人亦一片好心,到大陸領養孤兒。奈何入境處堅持這些大陸遺孤沒有資格做香港永久居民,連終審法院也認同官員的說法,排除領養子女的永久居民身份,不管他們出生和被領養時,養父或養母早已是香港人。

在終審庭內,雙方均同意當年人大解釋關乎本案的《基本法》24(2)(3)條時,沒有論及該如何處理領養子女,而法官亦跟據前述莊豐源案(F)的準則,判斷條文屬於自治範圍,否決提請人大釋法。至於判案準則,終審庭一如莊豐源案的判詞所言,以普通法原則先行,亦即根據條文作定奪。結果終審法院以4:1的結果(只有法官包致金不同意),指條文的「所生」一詞,清楚說明只有親生子女才有資格做永久居民。既然條文沒有產生歧義,也就不用另外考慮《國際人權公約》和《香港人權法案》中,社會應促進家庭團聚的條例。情況就像終審庭判決先前的案件(D、F)時,無需參考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或籌委會的說法。

就是這樣,終審庭於O一年七月二十日,得出兩個教香港人詫異的判決。一個是大陸夫婦在香港生下的子女,竟可即時取得居留權(莊豐源案F),另一宗卻是香港人在大陸領養的孤兒,沒有資格做香港永久居民。其時莊豐源案的影響尚未浮現,社會沒有太大迴響。惟本案的決定,使一向反對大陸人湧入的群眾,突然動了惻隱之心。事緣此案的代表談雅然,在判決後接受傳媒訪問,引發香港人同情。事實上,談雅然的出身跟大多數爭取居留權者不同,養父母並非滿口鄉音的「窮鬼」(教人聯想騙取政府援助),十四歲的談雅然本身又品學兼優,數年間努力考上名校。當電視台在非新聞節目中,全程追訪她的老師和同學爭相奔走,要求政府運用酌情權准她留下,以免她隻身回到沒有親友照料的大陸(別忘記她是孤兒),香港人便動容起來,不再破口大罵。最後談雅然得到大團圓結局,敗訴後三個月,大陸公安突然簽發單程證,准許她移居香港,成為數千名爭取居留權人士之中,最幸運的其中一位。至於其他被領養的兒童,特區政府承諾他們回到大陸申請單程證後,一年之內便能到香港定居。

談雅然獲准留下後半年,傳媒再報導類似教人同情的個案--一對十三歲的孿生姊妹只有一個獲批單程證,兩人只好以剪刀石頭布來決定誰先到香港一家團聚。結果姊姊勝出,妹妹則呆等數年,過了成年申請期限,還未等到批准,甚至在居留權訴訟中敗訴而回(案例H)。報導面世後,再次引起香港人悲天憫人,嚇得大陸公安急急批予單程證。這兩次事件,足以反映人們面對冷冰冰的數字時,多是冷酷無情,但接觸真實個案後,便愛心氾濫,特別包容。


(H)吳小彤案例(Ng Siu Tung and Others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1-3/2001)
上述七宗案例,加上人大釋法,決定了爭取居留權的人之中,那一類可即時在香港定居,那些人要返回大陸,此案的爭論卻是如何解決人大推翻終審庭判決後引起的混亂。因為誰也沒想過,終審法院的判決竟然不是「終審」,使不少爭取一家團聚的人好夢成空。加上政府因案例代表問題,曾作「寬免政策」,但箇中條件有所爭議。於是五千多個因這次憲制混亂而受害的人,趕到法院呼冤,希望得到「特赦」。

前面說過,由於爭取居留權人數眾多,於是在法庭上派出數名代表,以釐清不同類別的情況。但原來訴訟期間,控辯雙方根本沒有明文協議,不論結果如何,判決將約束所有屬於該類別的人,而法官也沒有作出類似的諭令,案例對其他人的約束力只是想當然而已(畢竟香港法院判決類似案件時會保持一致)。於是沒有參與訴訟、但一直待在香港的爭取居留權人士,理論上並不受惠於法庭的裁決,需要入稟法院以求法官給予相同裁決。更糟的是,釋法全盤推翻終審裁決,但《基本法》卻又豁免釋法「以前作出的判決」,於是親身參與訴訟的數十人,如案例裡的吳嘉玲和陳錦雅(A、D)等,均能逃過釋法約束。其餘靜候判決的人,則被釋法奪回居留權,隨時被政府遣返。故此特區政府在人大釋法當天,頒佈「寬免政策」,讓等待判決的人也能豁免,核實身份後便取得永久居民身份。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在「終審」判決前(九九年一月廿九日),已經在香港「聲稱」他們擁有居留權。

然而怎樣才算是「聲稱」呢?在入境處的紀錄之中,只有三千多人的名字,這些人即時得到政府「特赦」,准予留下定居。另有一些人也曾跑到入境處,可是職員沒有協助他們,甚至勸阻登記資料,只管打發他們回去等候判決。若果他們乖乖聽從政府人員所言,不作登記,放棄興訟,那麼入境處便沒有他們的紀錄,也就無法證明他們曾「聲稱」擁有居留權,平白失去「寬免政策」下特准一家團聚的機會。再者,董建華宣佈「寬免政策」時,沒有規限一定要有「聲稱」紀錄,這項條件是官員後來補上的。於是這批人覺得受屈,只好到法院呼冤。與此同時,由於入境處官員和特首董建華公開說過,政府會服從法院裁決,使爭取居留權者擁有「合理期望」,在家裡靜候法官「佳音」,直到「終審」判決後才到香港領取居留權。豈料官員出爾反爾,在判決後數月請求人大推翻裁決,使他們得而復失,更向他們下逐客令。於是他們也跑到法庭哭訴,以免被遣返。

面對這兩批人的「冤情」,終審庭在本案例中,一口氣界定什麼叫做「合理期望」,以及怎樣才算「聲稱」,以符合「寬免政策」的要求。終審法院認為,若果爭居留權者在「終審」判決前,在香港寫過信給董建華、葉劉淑儀等官員(信中須具備相關資料及作出「聲稱」),又或者被法律援助處(法援處)接納為個案處理,並及時在判決前把資料交到入境處,通通被視為曾作「聲稱」,有權援引「寬免政策」而拿到居留權。其餘曾接觸過入境處或法援署,甚至帶備了證明文件前去的人,要是沒有留下白紙黑字的申請紀錄的話,只會被當作「查詢」而非「聲稱」,也就無法受惠於政府的「寬免政策」,慘遭政府戲弄。

至於「合理期望」(Legitimate Expectation)的爭論,終審庭認為官員承諾服從法院判決(「一般陳述」),已帶給公眾「合理期望」。但礙於人大已經釋法,法院要阻止政府食言也不行,只好另想辦法,著政府為沒有體現爭取居留權者的「合理期望」而做一點補償--要是他們曾經收到政府回信(「具體陳述」),著他們不必參與訴訟,那麼入境處須撤銷先前的遣返令,然後考慮運用酌情權准予留下,以撫平他們蒙受的「重大不公」。其時有一千人雖曾在九八年底向法援署要求興訟,作了「聲稱」,但法援署卻覆函指終審庭快將判決,沒有處理他們的申請,也沒有把資料交到入境處。偏偏「寬免政策」要求入境處必須有其紀錄,於是這一千人因法援處的怠誤,無辜失去「寬免政策」的庇蔭,只能憑藉「合理期望」祈求官員酌情處理,格外開恩。

但無論如何,終審庭以4:1裁決(法官包致金不同意,認為所有上訴人得直),只有在九九年一月「終審」判決前,曾作「聲稱」或手持政府覆函的人,才有機會受惠於「寬免政策」,或在「合理期望」下獲酌情處理。那些沒有白紙黑字證據,以及九九年一月後才興訟的人,只能空歡喜一場,受釋法限制而被摒諸門外。如此一來,有幸能夠因這宗案例而留在香港的人,少之又少。總的來說,本案五千多位申請司法覆核的人當中(九成以上「出生的一刻」雙親還未是香港永久居民),四千多人因遲至「終審」判決後才爭取,即時被判敗訴,將於O二年四月一日起被遣返。另有一千多個懷有「合理期望」、卻被法援署「愚弄」的人,則等待入境處發落。官員則在本案判決後明言,不保證這千多人可以留下定居,要重新審議每個人的情況。

到了最後,這宗「終極案例」,並非最後一宗官司,有關訴訟仍是長年不休。過百人在本案例的框架下,仍繼續勉力爭取留下,例如指控入境處職員沒有記下他們的「聲稱」。即使沒機會留下來,他們亦入稟向政府索償爭議帶來的精神損失。一直到二OO八年,終審庭還在繼續判決居留權訴訟。難怪法官包致金在其中一宗案件的判詞裡慨嘆,已經第十個年頭了,還有數十人尚未一家團聚,不獲官員人道處理。其實每年持單程證到香港定居的配額高達五萬多個,已經多得用不完,偏偏政府還是要跟這數千、甚至數百人連年拉鋸,不給就是不給。


後記:
順帶一提,由於爭取居留權的人,大部份來自低下階層(連終審庭亦在判詞中指他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無力支付昂貴的訴訟費。他們需倚賴政府的法援處資助,才能付帳。儘管法援處只會支援有理據者而非所有想興訟的人,但畢竟人數眾多,足足帶來五千多宗有理據的案件,使不少市民更加討厭這幫「旨在貪圖綜援」的人,斥責他們浪費公帑,不明白為何政府給他們錢,讓他們控訴自己,天下哪有這等愚笨的事?群眾的叫囂,教法律界憂心不已,要不斷教導公眾法援的目的是讓窮人有機會伸冤,好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奈其時排外情緒高漲,實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幸而香港人在損害自身利益的廿三條面前,重新張開耳朵,願意聆聽多位大律師的忠告。

〔圖解十四 如何鑑定有否居留權〕

(10661字)


目錄
上一章節:4.4 天外有天的裁決
下一章節:外篇廿五 首次釋法的始末


圖解十四 如何鑑定有否居留權(請click圖表放大)(A~H代表前述的八個案例)


註:以上分類,不論成年與否(B)、非婚生與否(C),均一視同仁看待,沒有分別


終極測試(H):
符合以下三大條件才可受惠於「寬免政策」,特准享有居留權

1.九七年七月一日至九九年一月廿九日期間,曾身處香港
2.在上述期間曾到入境處「聲稱」擁有居留權,或其「聲稱」由其他部門轉交入境處
3.入境處須擁有其「聲稱」紀錄

爭取居留權者若果不符合上述三大條件,但曾經收過法援處等政府部門覆函,內容是叫他們不必提出訴訟,因為政府將執行判決等,那麼他們便擁有「合理期望」,入境處必須運用酌情權,考慮是否准予他們留在香港,放棄遣返。當然,入境處考慮過後,還是可能堅持將其遣回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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