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5日 星期五

4.6 還原惡法後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4.6 還原惡法後

除了居留權一役,葉劉淑儀在《公安條例》的爭議,也盡現硬朗作風,甚至有欺壓大學生之嫌。經歷數次衝突後,民間團體不禁發覺警權日益擴張,認定葉劉淑儀對付異己時,絕不手軟。當特區政府於O二年底宣佈廿三條立法,這些團體自然緊盯官員一舉一動,唯恐政府繼續擴權,窒息公民社會,最終破壞香港的一制。

《公安條例》的爭議,源於條例本是港英政府為鎮壓親共團體發動的六七暴動而制定的,旨在收緊集會自由。然而廿多年後英國人離去前夕忽然「從良」,指條例牴觸了《人權法》而修改。從此所有遊行和集會只須通知警方即可,不必申請。豈料主權移交後,董建華和北京堅決「還原惡法」,由只需通知警方回復為七天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才可遊行集會(少於五十人的集會和三十人的遊行豁免),開了歷史的倒車。故此民間團體不承認惡法的效力,堅稱惡法不符人權,甚至在遊行集會前刻意不去申請,只作通知,恨得特區政府牙癢癢。

雙方在《公安條例》的拉鋸,觸發點恰好也是居留權事件。九九年十二月,終審庭在一宗案例(E)中,確認人大釋法的效力,頓時激起近千名爭取居留權者湧往法院數十步之遙的政府總部外抗議。部份人鼓譟起來,向警員擲花盆、石塊、膠水樽等,惹來警察清場,甚至用胡椒噴霧來驅趕「暴徒」。事後雖然沒有人贊同敗訴者的暴力行為,但警方的過激反應同樣受非議,特別是施放能長期傷害眼睛的胡椒噴霧,使在場的記者殃及池魚。不管怎樣,這次非和平靜坐,激起警察反撲,集會自由從此收緊。特區政府不僅粗暴對付敗訴者,對大學生也「一視同仁」。OO年四月,數十名大學生反對政府計劃分科收費(所有科目不再收同一學費),警方卻如臨大敵,不單派出數目相若的警員監視,還因為遊行未有事先申請,在路線和求見官員等事情上起衝突,互相推撞。遊行結束後,警察更追蹤並刻意截查學生領袖的身份證,隱隱然有威嚇的意味。

不久以後(OO年六月),爭取居留權者跟聲援他們的大學生和民間團體,趁釋法一週年再到政府總部外通宵靜坐。豈料警方在清晨官員上班前,大舉清場。哪怕在場只有區區廿多人,沒有製造混亂,警察還是泰山壓頂般「鎮壓」他們,並再次用上胡椒噴霧,還被電視台拍攝到警察揮拳毆打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難怪日後警方總想把記者拉到老遠的「採訪區」)。這次「六.二六事件」,有十多人受傷送院,部份人則被抬走。雖然葉劉淑儀辯稱警員只是使用「最低武力」,輿論卻一面倒批評濫用警權(事後兩名警員被口頭警告,濫用胡椒噴霧的投訴亦成立)。於是政府處於下風,還刺激民間團體踴躍參與七.一遊行,多達三千多人上街,較原先預計超出一倍。

只可惜部份激進的爭取居留權者隨後(OO年八月)到灣仔入境處大樓縱火,弄死一名公僕,民憤頓時燃遍全城。特區政府乘機大肆「報復」,自翌日起根據《公安條例》,拘捕曾參與釋法一週年(兩個月前)衝突的敗訴者、五名大學生和民主派議員曾健成。當大學生被捕的消息傳出後,不少人聲援他們,指責政府不該「選擇性執行」--不少人沒有按《公安條例》而事先申請遊行或集會,執法機關卻一一放過,唯獨逮捕爭取居留權的人。可笑的是,香港大學(港大)學生會長張韻琪當天沒有在場,卻還是因「協助組織非法集會」,跟她的同窗一同被捕,更叫人覺得警方刻意針對。學生亦控訴警察製造白色恐怖,電話恐嚇其家人。

拘捕事件僵持了兩個月,政府甚至連半年前反對分科收費遊行也翻舊帳,再拘捕五名大學學生會成員參與「非法集會」(部份人沒有牽涉「六.二六事件」),但礙於大學教授和昔日學生運動領袖紛紛發起聯署,聲援學弟學妹,葉劉淑儀只好在十月放棄控告被捕的大學生和敗訴者。適值港大同期鬧出民調風波,政府被揭發透過校長鄭耀宗干預學術自由(詳見第一章),張韻琪帶領的學生會隨即要求校長下台,風頭一時無兩,氣得葉劉淑儀悻悻然向新加坡傳媒,說了前述的《動物農莊》比喻來反擊,指他們比其他人更平等。民間團體則乘勢發起要求修改惡法的遊行,有千多人參加。不過《公安條例》最終還是聞風不動,因為葉劉淑儀早著先機,反過來在立法會要求「保皇黨」議決表態支持條例不變,以此堵住外界批評,要求修改條例的呼聲日漸平息。

無奈的是,在「六.二六事件」後自困於黑色圍欄的特區政府(老人家到政府總部示威也不准借用廁所),竟然趁無人再提修改惡法,故態復萌。先是O一年五月,數名計劃向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抗議欽點董建華連任的示威者,遭警察施以「插鼻」和「扣喉」,被捕後接受電台訪問時更被搶走手提電話。及至前述葉劉淑儀座駕被包圍的事件後沒多久(O二年五月),政府又一次以違反《公安條例》的罪名,拘捕兩名大學生組織的前度骨幹和社會運動家梁國雄。由於警方沒有慣常地發出法庭傳票,改為高調的在清早登門逮捕,連同不久前的遮打花園清場事件,記者被銬手扣,特區政府遂再次被指為白色恐怖。O二年十一月,三人罪名成立,成為惡法還原後的首批犧牲者,而聲援他們但沒有申請集會的人,隨後同樣被拘捕,違反當年董建華還原惡法時承諾會寬待和平示威。然而民間對此迴響很小,因為廿三條立法諮詢正如火如荼,比《公安條例》更糟糕的法例正迫在眉睫。

值得留意的是,OO年以後,能夠在社會運動中打出名堂的大專生不復見。即使爆發數十萬人上街的歷史大事,多間大學的學生會只有參與,沒有冒出一位走在最前線的領導人物。反而O四年的港大學生會,在七.一大遊行前夕發表《七一救港宣言》,指「盲目追求普選」只會倒行逆施,教老一輩搖頭嘆息。從此大學生已不一定為社會不公義的事情一馬當先,部份人甚至爭相了解「國情」,又或是相信中共的一套。幸而參與社會運動的年青人已經不再由學生會牽頭,在廿一世紀轉戰網絡集結和動員,教政府越來越難態付。另一邊廂,警察也「汲取教訓」,減少使用備受爭議的《公安條例》控告示威者,改以刑罰較高、罪名更大的襲警罪針對政府看不順眼的人(詳見第八章)。

(235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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