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6日 星期六

4.7 理性的大狀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4.7 理性的大狀

雖然《公安條例》鬧出不少紛爭,特區政府更被指走向白色恐怖,可是普羅大眾對此跡近冷漠,販夫走卒隨時連「白色恐怖」也不知是什麼。別以為幾位大學生被警察逮捕,激起教授營救,便等於學生運動波瀾壯闊,實情是各間大學的校園異常平靜,跟今天大批「八十後」青年到處抗爭迴異。在經濟疲憊的日子,人們的焦點皆落在飯豌,大學生也要避免「畢業等於失業」,對任何「陳義太高」的議題,如集會權利等,並不關心,或因無人「啟蒙」,沒有做出「激進」之舉,遂讓葉劉淑儀等人習慣漠視民間團體的異議,誤以為立法時機成熟。

然而香港人並非完全不理政治。當經濟久未復甦,人們不禁認定一眾高官一點用也沒有。不過正如第一章所言,站在董建華對面的民主派同樣無法贏取公眾支持。經濟衰退的日子越久,人們越看清民主派除了是民主人權的守護者,卻也同時是「經濟百癡」,漸漸流失中上階層的支持。這還不止,每逢政府出亂子,各黨議員莫不走出來抱怨這個不滿那樣,不用「保皇」的民主派,自然批評得最狠,結果物極必反,反使一些人覺得他們只懂喊官員下台,「為反對而反對」,毫無「建設性批評」,沒法帶領香港脫離厄困。連董建華也揶揄詰問他的議員鄭家富,說最初他推行「八萬五」建屋大計時,何以不在當時告誡他呢?久而久之,不少人厭煩起來,立法會地位每況愈下,給喊作「垃圾會」。

在這情形下,作為民主派旗艦的民主黨急欲擺脫「為反對而反對」的形象。為了迎合大眾經濟逆境時的保守心態,民主黨變得越來越溫和,對官府過失只有口頭責難,唯恐被扣上「激進」的帽子,甚至向北京送秋波,邀請對方溝通交流。九六年時,議員劉慧卿等人為了向江澤民抗議小圈子選特首,一度躺在街上,換來「瞓街卿」的污名,嚇得誰也不敢再肢體抗爭。這就解釋了為何日後七一大遊行時,民主派議員一直抗拒高喊「董建華下台」。說到尾,大部份民主派議員不是被繁重的議會工作消耗掉,便是變得「世故」起來,不獨失去爭取民主的熱情,民生議題上亦流於形式--喊口號,搞簽名,十數人遊行示威一番,頂多絕食一會兒,然後把爭取失敗歸咎於香港尚未普選。這種因循表現,不獨讓官員看透其招數,也是激進民主派跟佔有議席的主流民主派鬧翻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樣,不少人看破民主派不會有多大作為,只懂「吃六四(屠城)老本」,民心潰散。當廿三條來勢洶洶時,人們已不能寄望他們有效抵抗,七一大遊行後民主黨更被不少論者揶揄他們落後群眾。

如斯政治悶局,造就兩股政壇力量,改變民主黨在民主派獨大的局面。其中一個是代表最激進、常常在電視看到他跟數名同伴示威的梁國雄。因流著長髮而有了「長毛」外號的梁國雄,是社會主義的信徒,天天穿上印了哲古華拉(Ernesto "Che" Guevara)樣貌的T恤。他和一些同道中人組織了「四五行動」,遇有不公義的事情,又或是北京領導人訪問,定必去示威抗議(遇上後者更會抬棺材前往),他本人甚至因為在立法會公眾席向董建華大叫「可恥」而被判囚。儘管當時大部份人不理解其行徑,認定他只會搗蛋,可是他在OO年立法會選舉中,意外得到一萬八千張選票,反映一些人對一池死水的局面不滿。其時若非直選議席那麼少,不到總數一半(O四年起直選議席才到一半),他早就爆冷成為立法會議員,不用多待四年才嶄露頭角(詳見第八章)。

至於另一股力量,則是來自法律界。事緣OO年選舉前夕,民建聯副主席程介南被揭發以權謀私,繼而判囚,遺下議席空缺。本來民主黨的「第二梯隊」甘乃威是競逐人選,但由於不久前的選舉選情欠佳,元老級司徒華的得票,竟比宿敵陳婉嫻還要少。害怕補選吃敗仗的民主黨「大佬」,便把甘乃威勸退,改為游說形象較中立的大律師余若薇初登政壇。故此余若薇並非如范徐麗泰於O四年選舉論壇所說那樣,是「靠六四起家」。可誰也沒想到余若薇贏了補選後,竟憑廿三條一炮而紅,創出數十萬人上街的歷史。剎那間她跟另外多位「大狀」(大律師)光芒四射,直把民主黨比下去,最終創建了公民黨。

余若薇能贏得公眾支持,不僅是由於笑容可掬,形象清新,更因為其表現,一掃過去市民對民主派的批評。例如余若薇沒有動輒臭罵官員一頓,溫和理性地評彈政府,符合市民的期望。她還憑藉獨立議員的中立身份,予人有商有量的印象,好像賭波合法化一事,民主黨受制於教師和社工組織的羈絆,只能反對到底,跟社會脫節,余若薇則沒有政黨包袱,能務實地投票支持。此外,余若薇擁有難得的政治魅力,其大律師的專業背景,以至優雅的衣著打扮,教不少中產對她投以信心一票,繼而成為民眾的希望所在,七一大遊行後把她捧成「民主女神」。事實上,廿三條還未準備立法,已有論者推舉只有一年多議會經歷的她挑戰董建華連任特首。

歷史上不少社會運動的先驅,如林肯(Abraham Lincoln)、甘地(Mohandas Gandhi)、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都是律師出身。這次反廿三運動也不例外,余若薇跟多位大律師並肩合作,組織了「二十三條關注組」,把條文的禍患抽出來,鍥而不捨地到處解釋廿三條的弊端,最終以理據打動大批民眾上街。這班四出奔走的律師,除了余若薇之外,還有三位大律師亦同時為人認識,當中最重要的便是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梁家傑。基於主席的身份,梁家傑不得不向公眾告誡廿三條的「魔鬼細節」。適值梁家傑跟余若薇一樣,說話也是有條不紊,面對親共人士的謾罵,他沒有反唇相譏,而是用理據逐點駁斥對方,避免潑婦罵街。如此一來,人們清楚看到梁家傑的反對理由,並給他說服,相信政府建議的條文將會「溫水煮蛙」。至於餘下兩位大律師吳靄儀和湯家驊,前者也是立法會議員,比余若薇更早進入議會,在部份居留權案例中有份親自上庭,替爭取居留權者說項,後者在九九年初接替余若薇當上大律師公會主席才兩星期(梁家傑則是其繼任人),便先後遇上居留權終審判決和胡仙事件。無奈群眾排外情緒高漲,聽不進湯家驊反對釋法的理據。他只能在釋法後四天,破天荒率領六百多位律師沉默遊行。儘管如此,全城因為法律界反釋法而惡補了「法治」一課。

O二年四月,也就是政府公佈諮詢立法前整整五個月,曾有反對釋法、抗議還原惡法、聲援被捕大學生等「前科」的大律師公會,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廿三條,以應付老對手葉劉淑儀、律政司長梁愛詩和特首董建華,成為反對廿三條的主力。

(247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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