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3日 星期六

外篇廿八 諮詢文件的魔鬼細節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外篇廿八 諮詢文件的魔鬼細節

雖然政府打算在短短十個月內為廿三條立法,但立法過程仍可分為三個時期。先是九月底開始的諮詢公眾期,歷時三個月。諮詢文件列舉了政府建議的立法內容,但這些建議並非最後定案。現論上政府會在收集公眾意見後,加以修改。第二階段便是政府在諮詢期結束後,順從民意修改部份建議,並草擬成藍紙草案,交給立法會討論。由於此乃藍紙而非民間要求的白紙草案,草案內的一字一句只能夠由官員和議員在議會討價還價一番後,於表決整條法案時,另行動議修訂法案部份內容。無奈議會由得票少於半數的「保皇黨」盤據著,政府能倚仗這幫人相挺到底,強行通過條例(另加官員願意作出的些微修訂讓步),氣得數十萬香港人在表決前九天,上街抗議。第三階段則是七.一大遊行過後,董建華還是要立法,但提出三大修訂,以換取法案如期通過,最後因自由黨打退堂鼓而被逼押後表決。本篇要探討的,是政府在第一階段提出的立法諮詢建議,以及箇中為人詬病的內容,第二及第三階段則見於外篇三十和外篇三十二。


概論
今天絕大部份香港人都認定廿三條是政府用來箝制公眾自由的武器,對董建華在大遊行後撤回條例草案,莫不額手稱慶,但其實他們通通誤會了(恐怕連中央高層也是如此),廿三條早就存在。這是因為廿三條並非無中生有、從頭開始立法,主權移交前,港英政府已留下相關條文,只是官員良久沒有運用那些法例來拘捕異己而已。因此與其說政府要立法,倒不如說官員計劃為廿三條而「改良」和補充現有法例(《刑事罪行條例》、《官方機密條例》和《社團條例》)。大律師公會在政府公佈諮詢文件前也明言不必立法,因為現有條例已經足以監管七宗罪裡頭的叛國、煽動叛亂等大部份罪行。剩下的分裂國家罪和顛覆罪,法律上雖沒有明文規管,但實質上仍屬於《刑事罪行條例》裡的「叛逆罪」。只要政府稍為修改現有條文,界定何謂分裂國家和顛覆,便完成廿三條的憲制責任,香港人為國家安全自行立法。連立場傾向北京的法律學者陳弘毅,也同樣覺得政府只需修改原文便可,不必大費周章。換言之,法律界最初的建議其實是保留嚴苛但已形同廢棄的舊法律。也許他們覺得大規模重新立法的話,政府會肆機擴權,遂覺得一動不如一靜,希望梁愛詩能高抬舉手,盡量保持現狀,讓惡法繼續冬眠。

可是梁愛詩沒有聽從(或北京一意孤行),堅持要大規模整理七宗罪條文,並順道刪除過時的字眼,例如「女皇陛下」、「英軍」等(註:因修改所有法例太麻煩,遂於主權移交之始通過《香港回歸條例》,規定所有法例條文的殖民地字眼,在主權移交後應理解為相對的「中國」、「特區」之類,以作權宜之計)。既然特區政府執意要把舊有惡法從冬眠中喚醒,重新審視,那麼法律界便希望官員能去蕪存菁,刪掉港英遺留下來不符人權的法律概念,並訂定精準的條文,以免出現政府可混水摸魚的灰色地帶,藉機排除異己而非對付外敵。例如法例應只限於制裁暴力等行為,而非禁制不同的政見,最好跟隨《約翰內斯堡原則》來平衡國家安全和人權自由,避免以言入罪。事實上,普羅大眾並非法律專家,不會對條文瞭如指掌。就算廿三條的影響輕微,人們也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平白吃官司,無辜惹麻煩,使人噤若寒蟬,更別說條文辛辣的話,誰敢吭聲?

結果政府在諮詢文件的建議,既是嚴苛,又含糊不清,被法律界猛烈批評。聽在官員耳裡,很可能感到不是味兒,因為他們不過是整理和補充一下現有條例而已,跟過去沒有多大分別。「愛國」人士更覺得侮辱,難明香港人為何容忍英國殖民者手握惡法,中國政府接管主權後稍為碰一下,卻惹來公眾反彈,不肯保障國家安全。然而香港人只是從道理出發,反對損害自由的條文,哪管是由港英還是特區制定。昔日的「容忍」,只是普羅大眾不曉得惡法早就懸在頭上而已。更重要的是,官員的建議非但換湯不換藥,保留舊有嚴苛的條文,還滲進多個新措施,包括准許警察不用搜查令也能進屋、記者只能報導官方資料等等。這樣子的廿三條,人們當然不肯接受,也令法律界的「低度立法」願望落空。經過二十三條關注組(關注組)大狀的「教育」後,人人都給嚇個半死,全城恐慌廿三條。即使政府花錢邀請一名官員口中擅長人權事務的英國大律師彭力克(David Pannick),撰寫了一份挺政府建議的報告書,人們還是寧願相信本地法律界所言。事實上,雖然葉劉淑儀斥責法律界「誇張失實、脫離現實」,但她自己也承認條例多少會影響人們的自由,梁愛詩亦說過廿三條是頭上的一把刀,陳弘毅更不違言政府的建議有「技術性問題」。而法律界只不過是告知大眾,要是字眼定義模糊的話,最終會演繹至什麼誇張地步。

很可惜特區政府對理性的進言置若罔聞,甚至為求趕及O三年七月通過草案,不肯延長諮詢時間,又拒絕公佈白紙草案,只說現在是適當的立法時機。這時候,少數支持政府的「愛國」人士搖旗吶喊,矢言立法是中國人應該做的事,並以身處反恐時代的美國為例,聲稱人家也有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反對政府建議的論者隨即反駁西方國家既有民主制度保障國民,自由人權亦凌駕於國家安全之上。說到底,廿三條條文寫得好不好,「愛國」人士才不管那麼多,用針對外敵的廿三條來嚴打「不聽話」的自己人,有啥關係?氣得陳日君暗斥這些人犯下「第八宗罪」--煽動中央和特區政府之間的不信任。


叛國罪
根據諮詢文件,政府建議的叛國罪規管多種行為,包括發動戰爭、鼓動外國人入侵、協助交戰公敵、針對元首行為,以及隱匿叛國等。其中最具爭議的,莫過於隱匿叛國罪。

所謂隱匿叛國,就是政府要求人們互相監視。若果市民知道另外一人叛國,卻沒有舉報他,便觸犯隱匿叛國罪,可被監禁七年。此言一出,外界莫不視之為現代株九族,一人犯法便牽連身邊的人,使香港跌進極權社會。其實隱匿叛國罪並非香港首創,英國本身也有案例,然而這項罪名早就給國際社會視為侵犯人權的過時觀念,英國已有數十年不曾控以此罪,特區政府卻仍保留,難怪李柱銘指責官員參考外地情況後,集各國惡法於一身。梁家傑也以「木乃伊」來比喻此罪,勸勉政府不要讓木乃伊復活。在外界批評下,諮詢期開始才三星期,葉劉淑儀便宣稱考慮修改,由純粹「得知」某人叛國,改為「發現」他人的叛國「行為」才須舉報。諮詢期滿後,梁愛詩更徹底放棄這項罪名,是少數政府聽從民意、完全退卻而非稍作讓步之舉。

至於其他叛國行為,法律界均覺得字眼空泛含糊,沒有說清楚那些行為才算叛國。例如「發動戰爭」一詞,政府界定為跟外國人聯手推翻中國政府,又或是以武力或強制手段逼中國政府改變政策,甚至乎串同外人「恐嚇或威脅」北京,也算是「發動戰爭」。這樣下來,不涉及軍事武裝的行為,好像聯同國際組織,要求北京改變文化或社會政策,亦可當作「發動戰爭」,屬於叛國。更糟的是,「慫使和促致」別人犯叛國罪也會觸犯法律,可判罰終身監禁,於是言論自由受威脅,不符合《約翰內斯堡原則》--言論須即時和直接引起他人犯法,才能入罪。按照政府的建議,香港學者無法像美國教授那樣,聯署反對國家出兵伊拉克或越南,否則便觸犯「協助與國家交戰的公敵」。到了最後,連慈善團體樂施會(Oxfam)也不禁害怕戰爭時期人道救援別國士兵,是協助公敵。因此大律師公會和關注組建議,「戰爭」一詞應局限於中國宣佈開戰或敵對狀態的時期,並同時做出暴力等個別行為,才算是叛國。除此以外,戰時的非暴力行為及和平時期的任何行動,通通不算叛國,大大收窄政府的建議。律師會也覺得「發動戰爭」的定義太闊,不宜採用。

但正如前面概論所述,官員或會覺得他們建議的叛國罪內容不算過份,因為大部份已存於現行的《刑事罪行條例》之內。好像「發動戰爭」一詞,政府的建議不但更新了現行條文,還界定何謂「外國人」。可是民間卻因為政府多年來備而不用「叛逆罪」,懵然不知香港法例原是那麼嚴苛,遂對建議反感。法律界則覺得官員應趁此良機,刪去過時的舊條文,豈料特區政府沿用隱匿叛國等殖民地惡法,自然無法接受。


分裂國家罪
諮詢文件建議的分裂國家罪,同樣犯下字眼定義不夠清晰的問題。但此罪的最大弊端,在於分裂國家並非世界認同的國家安全罪行,先進文明國家根本不把分裂國土當作一回事,好像加拿大容許魁北克省公投是否獨立,英國亦任由蘇格蘭人鼓吹分裂出去。這些國家有自信能說服少數民族留下,惟中國政府卻慣以君臨姿態,高壓對付西藏、回民等少數民族,不惜血流成河也要阻止台灣獨立,毫無信心挽回有離心的人。就是這樣,外國人能以平常心討論獨立,捷克與斯洛伐克可以「和平分手」,國際人權公約更准予所有民族享有自決權,北京卻視之為大逆不道,隨時準備動用軍隊血腥鎮壓分離活動,忘掉祖師爺毛澤東曾鼓吹建立湖南共和國,分裂國土。這就使香港處於夾縫之中,一方面《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為此罪立法,但另一方面,文明世界不覺得此罪大逆不道,只能接受特區政府立法禁止分裂國家的「行為」,不可妨礙人們談論台獨和藏獨,以及報導西藏流亡政府的動向,以保障言論和新聞自由。

至於條文本身,現存法律並沒有特意針對分裂國家罪,政府的建議是簇新的條文。諮詢文件公佈前十數天,有傳媒披露政府計劃禁止長期發表分裂或攻擊中央的過激言論,惹來以言入罪的恐慌。記者連忙追問中聯辦主任高祀仁,他也沒有否認。不過諮詢文件公佈後,卻沒有這樣的條文,只訂明以發動戰爭、威脅使用武力、嚴重非法手段等把中國一部份分離出去,或抗拒中央政府行使主權,才屬於分裂國家罪。然而什麼才是「嚴重非法手段」呢?怎樣才算「威脅使用武力」呢?還有叛國罪內曾出現的「發動戰爭」,這些空泛詞語,均教法律界難以接受。事實上,政府在諮詢文件內嘗試界定「嚴重非法手段」一詞,卻仍有灰色地帶,例如示威者要求大陸不要向宣佈獨立的台灣動武時燒車胎,可被視為「對財產的嚴重損害」、「危害他人生命」,臥路軌反對某項政策則是「嚴重擾亂基要服務或系統」,向政府網站發放大量電郵以示抗議便屬於「嚴重擾亂電子系統」,皆符合「嚴重非法手段」的官方定義,卻壓抑了集會和言論自由。更糟的是,若果反對北京的命令,例如人大釋法,很可能被當作「拒抗」中央政府「行使主權」(人大在釋法時便稱它是行使主權),屆時人們對北京的言行,只能閉嘴,但明明抗議中央某項政策跟分裂國家毫不相干。

對保安局來說,上述擔憂通通都是過慮,諮詢文件曾表明立法時會保障集會自由,葉劉淑儀更聲言台灣總統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只屬「分離」問題,並非「分裂」。可是官員的安撫,根本無人相信。始終不久以前,有「愛國」人士批評傳媒訪問台灣民進黨高層的前科。既然中立客觀的訪問也受責難,立法後政府豈能容忍同情獨立的意見?至於本地的親國民黨團體,亦害怕被指為「組織和支援」分裂活動而遭取締,以及私下不能慶祝「雙十國慶」。到了後來,連普通商人也擔心跟台灣企業做生意,因不知對方擁護獨立而惹禍上身。律師會也直言台灣官員訪問香港時所說的言論,可被當作抗拒中央行使主權,屆時是否要拘捕台官?於是關注組建議刪除「嚴重非法手段」和「抗拒」中央政府「行使主權」等曖昧字眼,並跟叛國罪一樣,收窄「發動戰爭」的定義,甚至要求政府容許民眾聲言贊成分裂,只有直接涉及暴力等行為才觸犯分裂國家罪。

值得注意的是,港英政府在撤退時曾為廿三條立法,當中分裂國家罪和顛覆罪最高刑罰只是判囚十年,特區政府則建議這兩項罪可終身監禁,跟大陸看齊,無怪乎當年北京反對港英越俎代庖。此外,官員建議的「嚴重非法手段」,包括干擾「基要服務」,教人聯想曾插播大陸衛星電視的法輪功。


煽動叛亂罪
七宗罪之中,煽動叛亂罪可說是最惹人憂慮的部份。畢竟香港有意叛國和分裂國家的人絕無僅有,批評特區政府或北京的則舉目皆是。若是異議可當作煽動,示威被視為叛亂,那麼香港還有言論自由嗎?說穿了,西方國家從歷史中學會無人掌握絕對真理,唯有各種意見能自由表達、互相討論,公眾才能了解真相,辨清誰是誰非。故此美國特別高舉言論自由,有憲法保障任何荒誕離奇,或大逆不道之說。無奈言論自由是舶來品,中共接受不來,反而經常以言入罪,跟香港南轅北轍。

一如前述的叛國罪,港英政府早就訂立煽動叛亂罪,特區官員只是整理改良一番而已,而且不少國家皆有此罪。外界甚至謠傳香港官員成功說服北京,放棄把重複攻擊政府的言論或文章列為罪行。但問題是,香港政府已有五十年不曾使用此罪,連諮詢文件也承認外地法院審理煽動罪的案例極少,關注組亦提醒公眾不少普通法國家如英國、加拿大和澳洲,均有人建議廢除此罪,只有馬來西亞才頻繁地使用煽動罪來整治異己。於是高官保留這項不合時宜的條文,便顯得他們有意在日後對付「不聽話」的市民。

那麼,條文嚴厲之處在哪呢?首先,政府建議的煽動叛亂罪界定為煽惑他人叛國、分裂國家或顛覆,乃至煽動他人製造嚴重危害國家或特區穩定的暴力事件或騷亂。如此一來,要是任何人呼籲市民參加遊行,聲討官員惡行,但後來遊行失控,出現動亂,那麼最初叫公眾上街的人,便隨時被控,但此人呼籲參加遊行時並沒有叫群眾暴動,只是想和平示威。此外,諮詢文件中「穩定」二字,在大陸等同不准人民吭聲,任何示威皆被當作破壞「穩定」。若此概念搬到香港,呼籲和組織遊行的人自然犯下煽動叛亂罪,連報導相關消息的記者也可能被指煽動,因為「意見、報導或評論」皆可入罪。於是關注組便建議政府跟從《約翰內斯堡原則》,只有某人的言論是意圖刺激群眾「即時」暴力騷亂,而群眾是聽了那人所說的以後才製造事端,此人才算煽動叛亂。否則十年前寫一篇罵政府的文章,刺激市民今天作反,撰文者也會被視為煽動十年後的騷亂。長此下去,誰敢批評官員的惡行?與此同時,政府建議煽動別人分裂國家或顛覆的刑罰,竟比大陸為重,使陳弘毅也看不過眼。

不過最多人愀心的,便是此罪同時針對煽動刊物--任何人處理或管有可能煽動他人破壞國家安全的刊物,也算觸犯煽動叛亂罪。雖然官員明言公眾能夠以學術研究或新聞報導作抗辯理由,但實質上仍會影響出版自由,使人不敢發佈異議。這是由於教授和記者縱能幸運地抗辯脫身,出版商卻逃不掉罪責。久而久之,所有書籍報刊的出版商、印刷商以及報販書店,都不敢以身犯險,害怕印刷和出售政府不悅的書刊。屆時能抗辯的教授和記者便失去發表異議的渠道,亦無法找到「煽動」書籍來研究。至於普羅大眾,立法後也不敢購買呼籲市民上街反對廿三條的《蘋果日報》,以免被控管有煽動刊物。最終各間大學的圖書館長被逼一同站出來,反對政府的建議,讓公眾覺得廿三條十分可怕。


顛覆罪
根據諮詢文件,政府為了確保香港不會被利用作支援大陸顛覆活動,任何人以發動戰爭、使用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去脅逼或推翻中國政府,以至廢除國家根本制度,通通算作顛覆罪。暫且不說前面已談論過字眼模糊的問題,政府的立法建議等於說八九年全體市民皆觸犯顛覆罪。因為那年「春夏之交」,香港人紛紛「脅逼」中國政府聆聽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的民主要求,廢除共產黨專政的「根本制度」,今天民建聯的頭目當年也有份帶領群眾上街。這樣的結果,很荒謬吧?歸根究底,民主國家雖然同樣禁止任何人推翻政府,卻容許國民通過選舉「合法顛覆」政權,把表現差劣的執政黨拉下馬。北京的顛覆罪則是用來防民於口,為求共產黨千秋萬世、一統江湖,動輒向批評政府的人控以顛覆罪,哪管他根本沒有實際推翻行動。因此大陸跟外國的顛覆罪,本質上不同。更重要的是,當年香港人集體要求中共放棄獨裁,乃至國父孫中山推翻滿清政權,究竟是愛國者行為還是顛覆政府的罪犯呢?現在的親共紅人梁振英在六四屠殺後不久曾說過:「愛國不等於愛某個政府,不等於支持政府的某種言行...(香港人支援民主運動)都是為國家好,但北京方面是否這樣理解呢?」

不管怎樣,主權移交後,香港人早就不敢妙想天開。曾經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的支聯會,亦已轉型為紀念六四死難者為主,不敢直接井水犯河水。然而按照官員建議,支聯會隨時可能因為要求「結束一黨專政」,被特區政府指為「企圖干犯、串謀、協助及教唆、慫使及促致」他人「廢除國家根本制度」而遭取締,主席司徒華也要到牢獄渡過餘生。除此以外,此罪不僅有「其他嚴重非法手段」等模糊字眼,還多了一個「國家根本制度」。歷史上中共政策轉來轉去,鄧小平推行開放改革,在前任毛澤東眼中肯定是資本主義復辟,完全背離共產主義的一套,廢除了「國家根本制度」。於是什麼才是「國家根本制度」,誰也說不準,政府又怎能控告某人推翻國家根本制度呢?

就是這樣,關注組一如以往,建議官員訂定顛覆罪時,不要寫進「脅逼中國政府」之類的曖昧字眼,並接納《約翰內斯堡原則》,把監管範圍收窄至只有對中央政府安全有明顯和即時的暴力等行為,才算是顛覆罪。任何人只要不涉及武力,均可倡議改變中央或特區政府的「根本政策」,高喊「李鵬下台」也不算「威脅使用武力」推翻中國政府,藉此保障言論自由。事實上,中國元首鄧小平在六四前也說過,共產黨是罵不倒的。奈何特區政府不願接受法律界提議,也不肯把七宗罪服膺於《約翰內斯堡原則》,還辯稱此原則無法防避偷進國防電腦系統的黑客,以及正在籌謀顛覆的人,但明明政府仍可用不誠實使用電腦、非法藏有軍火等罪名,拘捕策劃顛覆者。


竊取國家機密罪
此罪最叫人憂慮的,不在於條文字眼,而是北京眼中的國家機密,範圍極廣。主權移交前的九三年,《明報》記者席揚因報導人民幣利率消息,便遭公安控以刺探和竊取國家機密罪,使香港人嘩然。本地記者對此極度不滿,因為一來這些金融訊息跟國家安全無關,二來部份內容已在外地報章報導過,不再是機密。於是普羅大眾對此罪毫無好感,著名喜劇演員周星馳亦在電影《國產凌凌漆》中,諷刺大陸幹部以偷看國家機密罪名來誣陷一名盲人。席揚事件後,數名外籍華裔學者同樣在大陸遭當作刺探國家機密的間諜,驅逐出境。

說回條文本身,政府在立法建議中,擴闊了規管範圍,使法律界和新聞界不滿。先是受保護的資料,不僅是原來的國防和外交,還打算包攬牽涉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資料,若有人將之披露,損害國家或特區安全的話,便觸犯了此罪。但問題是,那些資料才被視為涉及兩地關係的機密呢?如果由北京定奪,豈非把大陸的一套引進香港,使金融和傳染病爆發等平常資料也當作機密?事實上,葉劉淑儀也承認中央對機密資料的看法「有一定程度的份量」。這樣下來,香港將會失去曾蔭權口中的香港成功要素之一--資訊自由。於是法律界便建議政府不要把兩地關係的資料列為機密,又或是收緊受保護資料的範圍,限定為可即時威脅國家安全的資料。

不過政府建議中最辛辣的部份,是禁止所有人披露未經政府授權的機密資料。原有的《官方機密條例》只禁止負責管有機密資料的公務人員和政府承辦商,以及私下向他們取得資料的人,披露出來。現在官員為了防範黑客直接盜取資料,便擴大至任何人若沒有官員授權,皆不准披露使政府損害的機密。梁愛詩甚至說若記者像席揚那樣,不肯透露消息來源,便等同偷竊,因為政府沒有授權他披露那些資料。如此一來,記者便無法採訪到官府內幕,只能成為政府喉舌,官員說什麼便寫什麼,閹割傳媒監督政府的「第四權」--難道政府會把官員犯錯的資料授權予記者報導出來嗎?即使是不關乎國家安全的梁愛詩病情,特區政府也一度向外撒謊,直到傳媒踢爆後才承認她患了結腸癌。此外,記者可能在不知情下從互聯網等地方取得國家機密,轉載見報後才得悉那些資料原來未獲授權,因而無辜惹禍。

既是如此,大律師公會便建議政府刪去上述建議,要是機密資料已被公開,即使政府沒有授權,據之報導或研究的記者和學者也不用因此而入獄五載。與此同時,法律界跟新聞界均希望政府引用《約翰內斯堡原則》,讓記者和傳媒機構能夠以「公眾利益」作抗辯理由,好使他們儘管非法取得資料並披露出來,仍能免受牢獄之苦,否則記者撿到紀錄了官員違法的機密文件,也不敢公諸天下,以免惹官非。值得一提的是,關注組斟酌之處集中在非法披露的問題,以保障新聞自由,對《官方機密條例》內針對間諜的部份完全沒有異議。若支持立法的人罵他們妄顧國家安全,實是毫無根據。


取締組織
七宗罪最後兩條,是禁止外國政治組織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以及不准本地政治組織聯繫外地政治團體。這兩項罪名的源由,是六四時期北京眼見全體香港人踴躍支援絕食學生,心裡狐疑這是外部「反華勢力」煽動所致。儘管普遍香港人覺得此乃無稽之說,但中共還是在訂定《基本法》時,在廿三條加插這兩項罪名,以防香港人被外國鼓動。

結果十多年後,特區政府背離了原先的意思,不僅保留防範外國和台灣政府滲透的條文,還無中生有地打算禁制那些已被中央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取締的大陸組織的本地支部。政府這樣做,很可能是為了取締天天針對共產黨的法輪功而設(其時北京已禁制了大陸法輪功,但香港支部仍在合法活動)。根據政府的建議和保安局常任秘書長湯顯明的說法,只要中央定性某個大陸組織危害國家安全,那麼特區政府便會主動調查香港的同名組織有否從屬關係,若保安局長覺得有關連的話,便可即時查封,哪管該支部有否犯法。可是同樣的條文,也可套用在天主教身上。五十年前,教會內部從事社會服務的團體「聖母軍」,已遭大陸誤為軍事組織查禁,按照政府的建議,與之關連的香港「聖母軍」在立法後隨時受牽連,且別說香港教會跟大陸地下教會一向有聯繫。因此有「生存威脅」的天主教會極力反對廿三條惡法,陳日君更呼籲信眾上街抗議,以保障宗教自由。

另一方面,上述建議在法理上等於蓋了一道橋樑,繼居留權爭議後,再次把大陸法制引進香港,因為諮詢文件講明中央是界定那些組織威脅國家安全的「最後證明」,但北京的唯一標準純粹是該組織會否威脅共產黨獨攬大權,而非有否參與不法行為。於是法律界極力反對,要求刪除此建議。為了安撫民心,葉劉淑儀聲言中央在過去五十多年,不曾以國家安全罪取締任何組織。然而關注組仍視之為最危險的立法建議,嚴重破壞一國兩制,有論者更踢爆葉劉淑儀不盡不實,隱瞞北京曾以此罪的前身「反革命罪」來禁制團體(「反革命罪」在九七年才易名)。

更糟的是,《基本法》從未說過要「取締」任何組織,只是禁止跟外國政治組織的「活動」或「聯繫」而已,於是原有的《社團條例》已超出立法要求,政府無需訂立更多規矩。此外,一眾大狀也擔心「組織」的定義太闊,僅僅兩個人走在一起做某件事也可當作「組織」,無需架構存在。尤有甚者,不僅管理被取締組織的人會觸犯此罪,沒有參與犯法行為的幹事也可能被起訴。這還不止,任何人若「支援」這些被禁制團體的話,例如給予經濟援助或參與其中,可囚七年。如此下來,不僅被指牽涉國家安全的社團遭查禁,還擴大至所有曾捐過丁點錢的人或貸款給該社團的組織(包括銀行),以及該團體的普通會員,但這些會員卻不一定得悉團體幹過什麼「非法勾當」。

由此可見,有關取締組織的立法建議可說是一塌胡塗,非但遠遠超出立法要求,而且容許政府禁制組織時連根拔起,把牽涉其中的人通通抓起來,不管有沒有親身參與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於是大律師公會要求政府悉數刪除諮詢文件的建議,沿用原本的《社團條例》即可滿足立法要求,反正官員本身也說現行法例已經足夠防止外國政治組織牽涉本地政治事務之中,不必畫蛇添足地延伸至國內組織。很可惜,這只是爭議的開端,因為諮詢文件僅說遭禁制的組織可向獨立的審裁處上訴,以及審訊時要保護機密資料,至於閉門聆訊、缺席審訊等「魔鬼細節」,卻秘而不宣,直到政府於O三年二月公佈藍紙草案時才曝光,使法律界嘩然,也令公眾更恐懼廿三條。


警察權力
除了上述「七宗罪」外,另一項刺激市民害怕廿三條的,是特區政府沒由來地提議擴大警方權力。只要警司覺得有人正在破壞國家安全,若不即時行動的話會影響調查或失去證據的話,他便能指派下屬進入任何私人地方,無需法庭簽署搜查令。如斯建議,把香港人嚇破膽,成為政府可藉廿三條濫權的最有力證明。

法理上警方若為了制止即將發生的罪案,可無需法庭搜查令而進入私人地方。然而單純調查的話,則需要法官簽署搜查令。於是官員覺得這是「一大弱點」,建議警司可在調查牽涉「七宗罪」的案件時,進入和搜查任何地方,以及拿走任何物件,無需法庭搜令,並擴大警員調查疑犯銀行戶口資料的權力。此議一出,頓時嘩聲四起。事實上,即使廉政公署在七十年代肅除了貪污,香港警察仍不時出現「樹大有枯枝」的情況,有高級警司因觸犯法紀而鋃鐺入獄。要是任由普通警司自覺有「合理理由」便能破門入屋的話,肯定出現濫權。於是普羅大眾均反對警察有機會隨便進屋搜查,論者則紛紛引用西方諺語「Home is a man's castle」來說明家是每個人的堡壘,不容警員任意闖進。法律界亦點出政府的建議違反了《基本法》第廿九條--禁止任意搜查和侵入民居住宅,關注組成員吳靄儀也在立法會內質問政府,法官只需四小時便能簽發搜查令,為何如此心急?無奈葉劉淑儀隨即反駁,聲稱繞過法院的話,五分鐘便可行動,跟四小時「相差好遠」。

除此以外,警方不但可以在他們認為「緊急」的情況下進入私人住宅,還能出入圖書館、報館等地方沒收煽動刊物,並拘捕管有此刊物的人,使圖書館管理員跟記者大感恐慌,群起反對。說到底,特區政府根據足足兩百年多前的英國案例去擴大警權,教人大感不惑,徒惹民眾對廿三條反感,除非官員真的打算日後為所欲為。


時限
政府立法建議中其中一個較少人提及的弊端,是官員打算撤銷檢控時限,使政府可以在多年後秋後算帳。當中港英遺下的叛逆罪設有三年期限,煽動罪則必須於半年內檢控,限期過後便不可追究。然而特區政府卻覺得不應因時限而放過嚴重罪行,遂建議撤銷時限。法律界則恐怕政府可趁機翻舊帳,清算前朝異己,遂要求政府保留追溯期,甚至為了保障新聞自由,限定政府只能在半年內檢控竊取國家機密的人,逾期便不能起訴。無奈關注組的建議,只是對牛彈琴。


外國人身份
另一個鮮為人提及的禍患,是廿三條的追溯力不僅沒有時空限制,也沒有地域限制。特區官員覺得既然身處海外的香港人可以得到中國領事保護,特區政府亦保護了他們留在香港的家人和財產,那麼政府有權得到「域外效力」,嚴控香港人在外地有否犯下「七宗罪」。同樣道理,待在香港的外國人因為受到特區政府保護,只要他們在香港境內觸犯廿三條,便可拘捕。非但如此,政府還打算援引欺詐罪行的域外效力,若果罪行跟香港有關,特區法院便可審訊在海外犯法的任何國籍罪犯。於是在外地支持台獨或藏獨,又或者煽動香港出現叛亂(若有的話)的外國人,以至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見者,均受廿三條約束。

然而法律界卻覺得政府的建議,一點也不可行,特別是香港有很多擁有雙重國籍的人,出現雙重效忠問題。舉個例說,倘若加拿大跟中國開戰,移民到加拿大的香港人若支持當地政府,便觸犯香港的叛國罪,但支持中國嘛,卻又可能被加拿大視為叛國,左右不是人,最終要放棄香港人身份,不再回流。再者,一些行為如支持藏獨活動等,在外地不算犯法,參與其中的香港人可能不知道回來後可遭特區政府翻舊帳,更別說外國人不知道在本國支持藏獨,進入香港時會惹麻煩,無怪乎外國政府對廿三條大表關注。既是如此,關注組便希望政府取消域外效力,以免嚇跑到香港居住或公幹的外國人,使香港不再是國際城市。

(1078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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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則留言:

  1. 23條立法咁嚴,我呢個後生仔都憎死佢啦!!

    而家香港又話要重提23條,睇下澳門,搞到咁啦!! 香港立左23條一定死硬!!

    憎死23條!!!! 中共應該要快d好似美國立法保障言論自由,真係忍夠中共呢種態度,簡直係野蠻文明,地球人類的全部文明都好過佢多多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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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諗除左王敏剛之外, 冇乜幾多香港人(包括曾蔭權)會熱衷快D 23條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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