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8日 星期四

4.15 第二回合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4.15 第二回合

諮詢期完結後,新一年終於到來,卻沒有丁點新氣象,經濟仍然凋敝,市民依舊絕望,政府還是老模樣,對立法的態度不變。

大遊行過後,政府首要決定的是應否改變初衷,公佈白紙草案。事實上,並非所有上街的人皆反對立法,至少牽頭上街的大狀純粹是要求政府制定能保障人權的廿三條,並採用白紙草案,一步步來。其時儘管官員在諮詢初期曾堅拒白紙草案,但正如陳日君所言,那麼多人遊行,很難相信政府冥頑不靈。即使高官本身,在遊行前夕也留有餘地,宣稱政府還未決定用藍紙還是白紙,甚至暗示藍紙草案刊憲前,他們會先行公佈法律條文,使人覺得此乃有實無名的白紙草案,以作折衷。豈料官員之言,只是緩兵之計,也是部份人一廂情願。O三年一月底(年廿六),政府昭告天下他們將會作多項修訂,但不肯再諮詢公眾,甚至叫人不要糾纏於白紙藍紙,保皇黨也說審議藍紙草案期間可召開聆聽會,人們仍有機會發表意見。於是白紙草案頓成泡影,此後民間若要刪除政府建議的魔鬼細節,只能倚賴橡皮圖章(立法會)審議草案時投票否決,形同妄想。經此一役,普羅大眾對廿三條更不信任--由始至終,一眾高官無法為拒納白紙草案,說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

更糟的是,政府在處理諮詢期收集得來的意見時失諸公正,教人認定政府是假諮詢,甚至歪曲民意。就在政府公佈多項修訂的同一天,葉劉淑儀同時發表《廿三條諮詢文件意見書匯編》(匯編),把十萬份意見書和三十多萬個簽名,印成厚厚的十九冊,並粗疏地分成三類--贊同、反對、未能歸類,繼而扭曲數字,將之演繹為超過一半的意見挺政府,以顯示她所做的一切,合乎民情(詳見外篇廿九)。可是她的說法,經不起考驗。先別說政府把意見書分成這三類有沒有問題,官員在點算數目時,把「保皇」人士化整為零地遞交的一封封措辭相近意見書,通通當作獨立個體,而在同一表格內簽名反對的眾多市民意見,卻壓縮為一把聲音。葉劉淑儀甚至質疑部份簽名筆跡相似,貶仰反對聲音,卻閉口不提政府竟把親共學校的中學生作文功課算作一份份的獨立意見。接下來,不少團體發覺他們的意見給錯誤歸類,大律師公會、記者協會等反對政府建議的組織,皆被當作無法分類,民主黨的例子更是笑話,他們提交的三份意見書,兩份歸納為反對意見,另一份卻是立場不明,益發叫人覺得諮詢過程一塌胡塗。

這還不止,《匯編》公佈後不久,一些團體發覺他們的意見漏掉了。原來政府收集民意時,只肯接納郵寄、傳真或電郵遞交到保安局的意見書,於是陳日君等人在傳媒和論壇的公開言論沒有羅列其中,逾期收到的九百多封意見書也丟到一旁,連一些團體出席立法會聽證會時,要求立法會職員轉交保安局的意見書,也通通石沉大海。尤有甚者,代表「新力量網絡」的教授張炳良親手把意見書交予葉劉淑儀,同樣消聲匿跡,翻遍十來冊的《匯編》也找不到。這一切一切,或許是倉卒下的失誤,卻叫人難以接受,畢竟政府無須趕緊在七月立法。偏偏絕大多數錯漏,均發生在反對陣營內的重要團體身上,沒有「保皇黨」因遺漏或錯誤歸類而吭聲(其實幾個保皇社團也弄錯了,但他們懶得大聲呼冤),在在顯示政府處事不公,沒有多少人相信葉劉淑儀辯稱此乃無心之失,是電腦技術問題。這時候,儘管葉劉淑儀肯「改過」,按照團體意願修改分類,並補回遺漏的意見書,更向張炳良致歉,可是特區政府已經失信於人,留下極壞印象。一些看不過眼的大學學者甚至親自動手,在沙士疫潮下日以繼夜地義務整理所有意見書,然後在五月底公佈「更正」的結果,反駁葉劉淑儀的說法--若把數十萬個簽名算成數十萬個獨立意見,將得出超過六成人反對政府的結果,而非三個月前她說的過半數人贊同政府。

《匯編》鬧劇過後,輪到主角藍紙草案粉墨登場。前面說過,政府在一月底公佈的多項修訂,並非有實無名的白紙草案,官員不打算展開第二輪諮詢,於是接下來的「戰場」,集中在議會之內。先是葉劉淑儀二月中在立法會簡介藍紙草案的一字一句,然後在二月底首讀法案,交予議員審議。驟眼看來,政府在草案內確實修改或界定了多處定義不清的字眼,也刪除了一些嚴苛的罪行,例如隱匿叛國罪、管有煽動刊物罪等,算是聆聽了民間聲音,可釋去公眾部份疑慮,特別是特區官員刻意刪去或釐清惹來商界憂心的某些條文。奈何事與願違,關注組的大律師還是不接受,因為「魔鬼細節」還未除盡。暫且不說律政司草擬的條例仍沒有刪盡所有殖民地字眼的枝節問題,政府在修改原先建議時,不是抱著討價還價的心態,便是牢牢抓緊關鍵之處,不作退讓。以警察搜查權為例,政府在諮詢文件建議警司級的警員可在緊急時候,授權下屬入屋搜查,無需法庭簽署手令,嚇怕所有人,於是葉劉淑儀決定把這項無限權力收緊至總警司級以上方可使用。在官員眼中,這已是「讓步」,聽從了民意,但人們卻不接受這樣子討價還價,壓根兒不想任何一位警察可逃避法院監督,任意闖進民居,使香港步向極權社會。其他各種各樣侵蝕自由的條文,則依然存在,好像政府始終不讓記者以公眾利益作竊取機密罪的抗辯理由,未能符合《約翰內斯堡原則》。如斯不湯不水的修訂,自然無法安撫一眾大狀和廣大市民。

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在取締組織一事上,堅持到底,猶如立法的關鍵所在。事實上,《基本法》廿三條只是針對外國人在香港的政治「活動」和「聯繫」,從沒要求特區政府「取締」整個團體,更別說要取締從屬大陸而非外國的本地組織(見外篇廿八和三十)。故此整個取締組織建議,根本是無中生有,不符合關注組的「低度立法」要求。及至藍紙草案公佈後,政府雖「澄清」被取締組織的會員不會遭起訴(除非他有份參與非法勾當),又取消原先建議的上訴審裁處,豈料葉劉淑儀突然提議被取締組織在法院上訴時,可以閉門審訊,以及缺席聆訊。這兩項聞所未聞的建議,頓時令公眾嘩然,特區政府明顯是秘而不宣,諮詢期內不肯如實相告,直到最後關頭才醜婦見家翁。這樣子的藍紙草案,縱使改善了多處地方,法律界仍無法接受。不管怎樣,特區官員明知取締組織的條文,非但惹來法律界反感,還使天主教會感到「生存威脅」,逼使陳日君吭聲,平白讓反對陣營多添一股勢力,卻仍執意草擬相關條文,無法不教人懷疑特區政府(北京?)的真正目的,是要取締天天針對中共的法輪功,又或是預防支聯會「井水犯河水」。

(231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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