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1997 ~ 2007 （特區十年史）

政府庫房是否儲備過多？（回應田北俊等人） Part 2

2010-09-21T10:25:00.000+08:00

看罷田北俊等人不大正確的引用數字後，經友人提點，我終於看到一篇正確根據數字而評論政府庫房的文章。

有關數字部份，雷鼎鳴教授十分正確，亦詳細解釋了為何「銀行體系結餘」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這一兩年暴漲的原因，值得大家去看看。我跟他在這方面的分別是字眼的不同，雷教授文中的「基金權益」，跟拙文的「外匯基金累計盈餘」，是一模一樣的。只要翻查金管局的帳目，大家不難發覺「基金權益」之中，僅有「累計盈餘」一項。理論上兩者是有點分別的，但在金管局不大複雜的帳目中，兩者可視為一樣。至於該文的「貨幣基礎」，其實也就是我在拙文所指的「外債」，持有者非香港市民／政府。因此「有關的資產也是不能動的」，只可作投資的本金，不能貿然用於開支。

值得補充一點的是，雷鼎鳴一文以「某人若本來身無分文，但向別人借來100元後便變為擁有資產100元，但同時也欠債100元，我們可以認為他比前富有嗎？」，來比喻我們（田北俊）不應以資產數目來衡量政府身家，我個人一向比較喜歡用買樓的例子作比喻，從而分開資產數目之中，有些是外債，有些是本身擁有的財富。

最可惜的是，雷教授同樣沒有討論到「基金權益／累計盈餘」竟然在十三年內，從不足2千億暴漲至5千多億，這點其實更值得人討論。一直以來，我覺得財金官員最愚民的正是他們絕口不提這部份，任由這筆錢暴漲累積，頂多靜悄悄的在金融海嘯時撥一點過去填補財政儲備（這種調撥更證明這筆錢是可挪用到日常開支）。

雷教授文章的另一要點是如何更善用「基金權益／累計盈餘」這部份儲備，在我而言那是另一課題，可交由公眾討論。但前題是，我們必須認識政府庫房多至滿瀉，絕非官員口中說的那麼緊絀。故此拙文的目的只是釐清這第一點，如何善用儲備則是第二步，奈何迄今還有不少人仍未了解。

補充：至於為何有學者如蘇偉文，只盯著「財政儲備」這部份，我就不得而知了。我猜那是因為西方國家並不流行儲有大量外匯儲備，也就不會有大筆資金去炒賣，繼而帶來龐大投資收入，上繳到庫房。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外儲不及香港的一半，但美國經濟體系卻是那麼巨大，外儲帶來的投資收入（若有投資的話）相信是微不足道，於是外國政府的稅收基本上只是從民間的經濟活動中收取，尤其是外國稅率那麼高。既是如此，外國衡量一個地方的財政健全情況，只會盯著財政儲備這部份，影響所及，一些本地學者便依樣畫蘆的只看財政儲備，沒想到香港情況有別。

雷鼎鳴

2010-09-21T10:23:00.001+08:00

雷鼎鳴: 香港政府應如何善用儲備？
信報 2010年9月13日

田北俊撰文論及政府不應當守財奴，可多用儲備，在社會上頗引起了一些議論。

這個議題其實絕不是今天才提出，九年前我便寫過一篇〈港府應怎樣運用財政儲備？〉的文章（收錄在拙著《替香港經濟把脈》中）。我翻看舊作，覺得觀點經得起時間考驗，毋須修改，但數據及背景卻有更新的必要。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理財第一步是搞清自己有多少「身家」。香港政府自 1979年起，便把財政儲備交給外滙基金管理。報章上近日屢屢提及的 22300億元的儲備，其實是今年6月底外滙基金管理的總資產。這筆資產，在1998年底吸納了當年的土地基金後，大幅上升至9000多億元，從1998 至2006年，一直都在1萬億元水平上下輕微波動。2007年後開始轉勢，08年金融海嘯後更急劇上升，前年6月，儲備才14000億元，短短兩年便增加 58％。

兩年增八千億內有文章

香港這兩年雖沒有被金融海嘯打沉，但經濟表現差強人意，新增的8000多億元儲備（等於香港半年的GDP）從何而來？是否政府的「吸星大法」功力驚人，民間財富源源不絕湧入政府庫房，以致「國」富民窮？

我不懷疑政府對增加收入頗感興趣，但若說政府有此迅速為自己「創富」的能力，卻絕無此事，只要細看政府歷年的財政收支便可知究竟。

從1998年春至2010年春總共十二個財政年度，政府有五年出現赤字，七年盈餘。2001至04年的財政赤字還大得驚人，隨時觸犯了《基本法》「量入為出」的條文，有留意經濟消息的港人應對那幾年的風雨飄搖記憶猶新。十多年來政府財政儲備的總成績如何？1998年底土地基金悉數撥入財政儲備的賬目，後者當時即達4250億元。

為了減去季節性收支不同的因素，我們可用2009年但同樣是年底的數字作比較，當時財政儲備為5040億元，十一年來總共只增加790億元。若非財政儲備本身也被用作投資，不斷有收益（或虧損）入賬，今天的財政儲備恐怕比1998年的還要低。由此可知，政府自回歸後，財政儲備的表現只是勉強可符合《基本法》要求的「量入為出」而已，外滙基金新增的8000多億元儲備，基本上與政府的財政政策無關。

要明白外滙基金的資產為什麼會增加，我們不可忘記資產上升的背後同時也有着負債的上升。某人若本來身無分文，但向別人借來100元後便變為擁有資產 100元，但同時也欠債100元，我們可以認為他比前富有嗎？外滙基金的主要負債是所謂的「貨幣基礎」及財政儲備；後者是外滙基金欠政府的，但卻是政府的資產，可以不計，真正要注意的是「貨幣基礎」為什麼上升了及這意味着什麼。

「貨幣基礎」主要包含三個部分︰「負債證明書」、「外滙基金票據及債券」和「銀行體系結餘」。「貨幣基礎」在2008年8月金融海嘯發生前，總數才是3270億元，但今年7月已上升至10250億元，不到兩年內，增加幾乎7000億元！難怪金管局總裁陳德霖目前對此坐立不安，多次示警。

要了解政府有多少餘錢可用，分析「貨幣基礎」上升的原因是必須的。按照香港聯繫滙率制度（或稱鈔票局），每100美元的外幣流入銀行體制內，發鈔銀行可用這100美元向金管局換取一份「負債證明書」，然後才獲准多印780港元的鈔票。「負債證明書」在以前是構成「貨幣基礎」的重要部分（四五成左右），但在今年7月，它總共2130億元，只佔「貨幣基礎」的兩成一。這筆欠債不算多，不足以解釋「貨幣基礎」上升的原因，但支持它的2000多億元資產卻絕不能動，否則香港的貨幣體制會瓦解。

外資湧入令資產負債齊升

「貨幣基礎」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外滙基金票據及債券」。自金融海嘯開始後，外來資金洶湧而至，這筆錢若不作處理，香港的貨幣量可能會大幅上升幾倍，造成嚴重通脹。金管局的做法似乎是把這筆錢直接或間接地借走，2008年8月，外滙基金票據及債券才1470億元，但今年7月已增至6550億元，上升5000多億元，這正是「貨幣基礎」或外滙基金負債上升的主因。

因外資流入，外滙基金的資產及負債都同樣上升。這筆資金的來源可能是國內企業在港向國際集資，但資金流入後，卻未有回歸國內作其原本的投資用途，反而滯留香港。這類的資金往往來去如風，一旦流出，金管局便要用手上的資金還債，還原到資金未流入前的情況。因此，支持這6000多億元債券的資產，也是不能用掉的。

第三個組成部分是「銀行體系結餘」，今年7月有1480餘億元。這筆錢的數額波幅可以很大，從幾十億到3000多億元都出現過，它的主要用途本是作銀行同業交收之用，但1998年的所謂「任七招」後，性質更加複雜，銀行若要向金管局借錢，必須通過這個在金管局開的戶口的結餘，若手上有外滙基金票據及債券，亦可以此作抵押向金管局借入更多的錢，存入自己的戶口。多年來我對這種安排屢有論述，不贅。我們只要知道有關的資產也是不能動的便可。

政府身家不如表面般豐厚
從上可知，1萬多億元支持「貨幣基礎」的儲備根本動不了，香港的身家並非如想像中豐厚。可以考慮動用的，只有5000餘億元的財政儲備，以及一筆現時有5300億元「基金權益」。

以香港2003年財政儲備一度急劇下滑至2000餘億元的往績，財政儲備這部分可動用的空間十分有限，餘下可真正考慮的只是「基金權益」。這筆錢是自1935年香港從銀本位轉至鈔票局制度以來歷年外滙基金投資所賺到的一些回報的積累所得，是香港人的資產，不是負債。但這筆錢可用多少？

從捍衞聯滙制的角度來看，最穩健的做法是一毛不拔，這樣可把香港政府出現破產的機會降至近零，大家不用擔心香港變成歐豬五國。但這當然會有人認為是過於保守。若是不動這筆錢，把它每年的投資收益當作是政府收入（或虧蝕）的一部分，應該也是穩健可行而不損聯滙制的。按每年4％的回報率計算，這筆「基金權益」可多帶來200億元的收入。

這額外的200億元可以有什麼用？一是增加開支，二是減稅。我們若注意一下香港人口將會急劇老化的趨勢，當會知道政府醫療與老人福利開支的壓力必會增大，而工作人口比例減少，將來稅收也可能停滯不前。香港政府的財政前景其實頗有隱憂。這200億元必要小心使用，用得其所。

撥二千多億私有化三大學
香港十多年來社會經濟一些困局的主要根源是經濟停滯不前。貧富雖然懸殊，但正如我在本報多次以事實論證，貧富差距並未惡化。經濟停滯不但拖住社會發展的後腿，而且大大減慢社會流動的機會。政府用派糖的方法雖可以稍稍紓緩社會中的焦慮，但卻不會真正解決問題，我們考慮怎樣使用「基金權益」的投資收益時，應把眼光放在如何推動香港經濟增長之上，這樣對整體社會都有好處。

有兩點是要注意的。經濟增長一靠資本的投資，二靠人力資本的投資。過去五十年，香港的本地資本投資率平均佔GDP 25％，但近年持續下滑低企，只佔GDP不足21％，這反映出工商界認為在港投資已不見得怎麼吸引。這種趨勢必須扭轉，否則大事不妙。社會應仔細考慮「基金權益」所帶來的收益是否可以支持減稅或其他方法使在港投資更加吸引。

投資教育對提升草根階層的往上流動最有利，亦可推動經濟增長。政府用在教育上的經費佔GDP的比例在發達經濟體中差不多是世界最低的；每年200億元收益的部分資金，或可用作改正誤失。

在教育投資上，「基金權益」尚可有另一用途。香港每年大學教育開支有百餘億元，政府若在基金中撥出2000餘億元，可足夠把兩三間大學私有化，以後政府再不用每年為這些大學支付開支，省回的錢可作其他用途。大學獲得基金後，財力可與國際上著名的私校（耶魯、麻省理工等）一爭長短，未來發展的空間也較大。與其像現在般把「基金權益」用作買美國債券，支持美國人揮霍，何不把它投資在回報率更高、對香港發展更有利的教育上？

政府庫房是否儲備過多？（回應田北俊等人）

2010-09-18T15:40:00.005+08:00

２０１０年９月初，田北俊在明報發表了一篇文章，直指政府死抱儲備太多，導致民間仇富。一時之間，政界鬧得熱哄哄，但注意力卻轉到第三屆特首角逐戰、社會仇富現象等等，偏離了儲備是否過多這問題。

田北俊的結論，我自然是支持，因為敝網誌早已指出政府儲備實在太多。只可惜田北俊一文列舉的數字有斟酌之處，看在金管局和庫務署等財金官員眼中，少不免淪為笑話，遭輕易反駁。因此要直指政府儲備過量，提出的數字理據不得有誤。故此在下早前撰文投稿，欲提醒田北俊數字有誤。以下就是拙文內容：

這陣子樓市熾熱，不少人在爭論政府應否復建居屋。雖然本人只是一介草民，卻私下研究過董建華時期的經濟狀況，正擬撰文向報章投稿，討論當年樓市與聯匯的關係，以及聯匯的利弊。湊巧看到田北俊先生寫了一篇長文，力指特區政府成守財奴，害苦了商界。這項結論，本人並無異議，我亦在我的草稿中列明維持聯繫匯率的其中一個代價，正是政府需要扣住大量儲備，犧牲了民生，最後更導致官員養成怪癖，無休止的累積儲備，出現儲備豐厚但貧富極端懸殊的怪現象。

很可惜，田北俊先生所引的數據和歷史，有必要修正一下。

首先，田先生在文中指政府有著龐大的外匯儲備，自主權移交以來，從6367億，暴增至2.2萬億元。這兩個數目，實在有必要釐清。只要比較九七和九八年的數字，不難發覺九八年的外匯儲備總額，一下子躍升至9123億，然後在1萬億上下浮沉多年。那麼九八年究竟發生何事，讓外匯儲備暴漲呢？原來九七年以前，北京為了給特區留下儲備，要殖民地政府設下獨立的土地基金，惟恐庫房給英國人掏空。到了特區年代，土地基金的資產便於九八年十一月合併至外匯基金裡頭的財政儲備，使田先生列出的外匯儲備數目（亦即外匯基金資產）在該年一下子躍升2千多億。故此若要比較的話，九七年的數字最好把土地基金也加上去，這樣才較合理。

至於今年的2.2萬億外匯儲備，更是問題的所在。要知道這2.2萬億，其實是外匯基金的資產，裡頭卻包含了不少負債，這包括三間發鈔銀行發行港幣時，存放在金管局的1990億負債證明書，還有2646億的銀行體系結餘，以及5364億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等等。這些「外債」，加起來高達1萬億，持有者皆非特區政府。難道我們有權充公銀行放在金管局的存款、沒收外匯基金票據持有者嗎？這個當然不可能吧，除非香港實行共產主義。事實上，只要比較田先生文中○八和○九年的外匯儲備總額，便透露了箇中端倪。○八的外匯基金數目，是15603億，但翌年卻飆升至21494億。難道金管局那年大發神威，一年回報率高達 38%？任志剛和陳德霖才沒有那個能耐呢，那是大量國際熱錢湧進香港的結果，使銀行體系結餘暴漲，金管局要發行大量票據去吸納，兩者分別飆升1000億和 3700億。就是這樣，外匯基金資產馬上多了數千億元，但外債卻同時多了相同數目，而香港人是無權擁有這數千億資產的，純粹是金管局多了一筆資金去投資，有機會為香港人賺取更大回報。

那麼外匯基金裡頭，有多少錢是屬於香港市民呢？外匯基金主要分作三部份，分別是財政儲備、外匯基金累計盈餘，以及上述負債。這三部份之中，前兩者便是屬於香港人。財政儲備是來自每年稅入減去開支的歷年滾存，每年財政司司長談及預算案時所論及的儲備就是這部份。一如田先生文中的數據，這筆錢在九七年的時候高達四千多億（把土地基金算進去），○三年時候只剩下兩千餘億，然後回升至今天的五千多億。這裡看來，十三年只上升一成多，不算很多。但問題是另一部份的外匯基金累計盈餘，這筆盈餘，是每年金管局上繳部份投資收入後的滾存利潤，從九七年底不足兩千億元，狂飆近200%至五千多億（金融海嘯前曾漲至六千多億，之後上繳部份過去財政儲備）。要知道即使經濟不景，不等於投資一定虧損。○三年是香港經濟最惡劣的一年，金管局卻賺了五百多億，無怪乎這筆錢越滾越大。偏偏特區財金官員總是絕口不提金管局暗藏的「小金庫」！

因此香港市民真正擁有的，只有5000億的財政儲備（政府作為把盈餘存進金管局的存戶）和5500億的累計盈餘（政府作為金管局的股東）。大家若要針對官員過份吝惜，指責官員死抱儲備不放，便得先撇除外匯基金內的1萬億外債，不能錯誤地把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看成是「左袋右袋都是港人的錢」。否則的話，個別傲慢的財金官員是會瞧不起大家，一句也聽不進耳的。至於真正屬香港市民的儲備的上升速度，沒有田北俊所說那麼多，非由6367億狂飆250%至22279 億，但終歸也暴升逾七成，由6235億升至10812億。

另一方面，田先生指歷任財政司司長叫足十年「狼來了」，這點在下不敢完全苟同。若說曾蔭權當財政司司長時是出了名的「管理期望」，那麼梁錦松當日真的是面對財政緊絀問題。他負責的兩份預算案，正值每年虧損600億巨額赤字的日子。若按照那個速度，財政儲備這部份真的會在數年內敗光，因此他急於滅赤，最後更因此加稅而觸發買車醜聞，黯然下台。儘管在下認為若計及上述的累計盈餘，梁錦松不用那麼焦急處理赤字，但若只按照政府「慣例」，只計及財政儲備的話，其憂慮並非無的放矢。

無論如何，雖然在下覺得田先生所引述的數字和歷史值得斟酌，但我是絕對同意田先生的結論，特區政府確實儲有過量的1萬億儲備，更從來沒有好好向公眾說清楚庫房另有數千億的「小金庫」。看著財金官員斤斤計較、不理民間死活的模樣，實在很氣人。既然他們對開支那麼著緊，竭誠避免亂花公帑，倒不如先炒掉大部份無甚作為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吧，我相信七百萬香港市民也會舉手贊成的。不知田先生意下如何？

（附加財政儲備數目和外匯基金累計盈餘）

____________財政儲備______外匯基金累計盈餘_____合計
1997________4332.7________1902.3_______________6235.0
1998________4245.6________2422.5_______________6668.1
1999________3922.1________2908.6_______________6830.7
2000________4171.6________3071.0_______________7242.6
2001________3806.0________3025.9_______________6831.9
2002________3016.7________3271.7_______________6288.4
2003________2523.0________3848.8_______________6371.8
2004________2800.9________4233.8_______________7034.7
2005________2970.9________4431.5_______________7402.4
2006________3245.3________5077.1_______________8322.4
2007________4645.9________6169.8______________10815.7
2008________5313.7________4804.9______________10118.6
2009________5041.2________5534.6______________10575.8
2010________5258.3________5554.6______________10812.9____(至7月31日)

後記:

以上便是我最初投稿到明報的原文，很可惜對方沒有採納刊登。不過這議題沒有就此停下來，往後該報刊登了數篇相關討論，由蘇偉文教授、劉健儀議員以及葉健民教授撰寫，為此我亦大膽點評一下。

先說蘇偉文教授一文。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引用了ＩＭＦ的標準，指香港財政儲備水平應界乎4900億至8160億之間，以現時5千多億的數目去衡量，「現時香港的財政儲備水平只是剛好合格！」

只可惜他沒有留意兩點。第一，他跟很多人一樣，沒有計及我在拙文提及的「外匯基金累計盈餘」這部份。這部份屬政府／香港人所擁有，其數目更自主權移交以來，大升192%，上漲至比財政儲備還要多。因此我們應去疑問，為何這筆錢可以暴漲得這麼厲害？這筆錢應該如何運用？應否像企業賺了大錢那樣，發放更多股息（上繳更多投資收益）給股民（政府）呢？事實上，只要把兩筆數目加起來，便超過1萬億港元，超越了ＩＭＦ的標準上限。

至於蘇教授文末提及鄧樹雄教授的研究，我也下載了來看（http://net2.hkbu.edu.hk/~ied/publications/wp/WP200807.pdf）。該研究是討論香港財政儲備的由來和演化，「外匯基金累計盈餘」既非文章要旨，著墨的地方自然不多，只蜻蜓點水地說財政司司長有權把這盈餘撥作財政收入，但司長拒絕這樣做，是認為這樣會違反量入為出等原則，遂任由金管局總裁累積，僅此而已。鄧教授並沒有深究這筆錢竟然在十三年間暴漲兩倍，而我認為要全面理解政府庫房多寡，不應只看財政儲備，須同時留意「外匯基金累計盈餘」這部份。事實上，鄧教授文中曾說到前金管局副總裁曾撰文指聯匯在05年改動後已很完備，「毋須再以財政儲備來支援聯繫匯率的穩定」。鄧樹雄教授更直言「財政儲備並非愈多愈好，重要的是如何善用儲備，較理想的方法是在不違反財政儲備的最低標準時，善用儲備來促進經濟的轉型和發展，提高及改革各種民生福利開支」。這樣看來，蘇偉文這位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看法比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鄧樹雄教授保守得多。

另一篇就是劉健儀議員的文章。說來真的很失望，眾所周知，自由黨是傾向商界的政黨，結果不論是單獨行事的田北俊先生，還是有整個黨作支援的劉健儀主席，同樣未能看懂金管局的帳目。她說「各項負債約有1.6萬億至1.7萬億」，真的不知她這筆數是從何而來。若是從金管局7月底的帳目來看，裡頭確有1.6萬億的「負債」，但這筆負債之中，其一就是5千多億的財政儲備（政府把財政儲備寄存在金管局之中，因此金管局視之為負債，一如你到匯豐銀行開帳戶，裡頭的存款將被視為匯豐的負債，儘管你同時也持有匯豐股票，是匯票的股東老闆）！且別說她在文中的一句「2003年度財赤更高達401億元」，顯然不知道03/04年度的財赤已改善不少，最差的是先前連續兩年的600億以上，純粹直覺地以為03年經濟最差，該年的赤字一定最嚴重，益發突顯該黨對政府帳目認識不多！

接下來就是蘇偉文教授第二篇文章。他在文中以金融風暴的經驗作例子，當時政府動用了港元貨幣基礎的3.11倍作彈藥，打跑外來炒家。現時外匯儲備只是貨幣基礎2倍左右，因此若要有「高枕無憂的維護聯繫匯率的穩定性，這個外匯儲備水平還是有提高的需要。」。

蘇教授的結論，是從技術層面出發，但若果我們宏觀一點看，就不得不從整個聯匯制度，去衡量香港是否值得繼續為了這制度，扣住一大筆儲備不放。雖然我沒有數字在手，但以我所知，國際間的熱錢在過去十多年暴漲，資金極其氾濫。要是為了防範他們來犯，無休止的追求累積庫房積蓄，你追我趕的，這樣是否太累了？事實上，政府已有力有不逮，按照蘇教授所指，金融風暴時香港用貨幣基礎的3.11倍去對抗炒家，但現在香港的彈藥卻僅剩下1.98倍，追不上貨幣數目的暴漲。要滿足蘇教授的要求，特區政府還要斂財多1萬億元呢！這樣你覺得合理嗎？

說到底，現在的情況就像一個窮小子，起先勤奮工作，累積財富，但努力了廿年，已經置業娶妻生兒了，很自然會問自己，這樣朝七晚十一的工作模式是否值得呢？需否繼續努力工作儲錢而不去探望病臥在醫院的母親呢？在我看來，當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加劇，政府庫房卻在十二年內暴增七成，已是去到一個臨界點，好好反思整個制度，從管理儲備方式乃至聯匯制度的存廢。

事實上，當初香港設立聯匯，目的就是為了穩定港元，避免港元大瀉。然而聯匯是否世上唯一穩定港元、保住港元幣值的方法呢？誰也不能抹煞聯匯對港元的貢獻，但誰也更不能否定香港為聯匯付出過不少代價，既有經濟興旺時期的泡沫，還有董建華時期的通縮深淵。要深度討論儲備是否過多這課題，實在不能不討論聯匯這根本制度，否則只會見樹不見林，活像曾蔭權、曾俊華這樣的技術官僚。

還有的是，蘇教授以技術層面來分析儲備數目，我倒寧願從現實世界去想：當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高達兩萬多億美元，而且還在高速增長，遠遠拋離世界其他國家（排第二名的日本及不上中國大陸的一半，剛逾一萬美元），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必北京出手相助，那兩萬億儲備已有震懾效果，誰還會來香港「撒野」？且別說人民幣升值帶動亞洲多國貨幣上升（金融海嘯前的狀況），香港哪來的貶值危機（現在有的倒是升值壓力）？可別忘記，只有某地貨幣有貶值危機，才會招惹外來炒家衝擊，豐厚的外匯儲備只是用來死撐抵擋市場的力量。

最後一篇則是葉健民的文章，內容沒有討論儲備數字，只說大家要有深入的思考，以及提出一些疑問。我就沒有什麼東西要補充了－－畢竟人微言輕，在下無意完整地討論整個香港稅制，有時間研究一下股票更化算，對不？

葉健民

2010-09-18T15:05:00.002+08:00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７日
葉健民﹕仍停留在「開倉派米」思維

仇富情緒是否正在社會蔓延，見仁見智，但田北俊這個一直以商界代言人自居的政客日前撰寫的文章，卻值得細味。令我感到興趣的，倒不是田文所提的商界「被屈食死貓」的觀點，篇幅所限，我也不打算對文中所提的「取之於商，卻未有用之於民」——彷彿社會財富全賴商人努力創造的狹隘觀——作出回應。值得深思的，倒是文章反映出對公共財政政策哲學的反思。

「積極不干預政策」　為己奠下防火牆
政府審慎的理財哲學，源自殖民地時期思維，這當中有兩個原因。第一，大英帝國對個別殖民地的干預程度，與當地的財政情掛鹇，倘若殖民地連年財赤，甚至要靠倫敦予以援手，宗主國對其公共財政管理以至預算制訂，都會有高度的參與。港英自二戰後的理財有道，成功地使財赤幾乎成為了絕響，也使香港在這方面享有較高的自主權。為了保持在這個關鍵環節上的自由空間，歷任港督都以平衡預算為指導思想，但這種思維也有更為重要的內部考慮。

既然要控制財政開支，自然無法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這也有中國因素考慮在背後，因為港英一直憂慮良好的福利制度會吸引更多內地人士偷渡來港），但要平衡階級矛盾，政府也必然要堅守一條線，就是至少要在表面上做到不會厚此薄彼，不會令人覺得一方面壓縮對勞苦大眾的福利支援，但另一方面卻為商界提供各種好處、政策優惠。所以，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說穿了就是要為自己奠下一道防火牆，說明政府可以修橋築路投資基建，但斷不會如其他亞洲國家一樣以工業政策形式與直接扶持個別行業，以杜絕商界的諸多需索。這些考慮，鞏固了政府保守的公共財政思維。而這個觀點，也為《基本法》所確認，以具體訂下「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為特區政府的基本理財原則。

然而，政府的理財哲學也並非一成不變。1990年代至今，政府設立的對個別行業直接予以輔助多不勝數的基金，其涉及公帑數目恐怕數以百億計。成立這些基金的動機，是要配合經濟發展以及轉型需要，以財政誘因去加速改變。曾蔭權的六大產業概念本身，就是對特定行業予以政策傾斜，這也與舊思維大相逕庭。故此，要求政府的公共理財哲學要配合社會發展，因時制宜，也是合情合理之舉。

輿論沒有提出深入的思考
然而，當前輿論所關心的，仍是「開倉派米」的思維，焦點只是如何應付眼前的民怨和短期的公眾情緒，但卻沒有提出深入的思考。樓價高企，大家忽然間視新加坡為理想國度，但沒有想過當地公眾要承擔的強制供款水平，以及個人經濟自由上的代價；另一邊廂，也有人大聲疾呼因為大眾生活艱難又或無力買樓，主張可以提前使用部分強積金，但卻無視這種改變可能對這個千辛萬苦爭取回來的退休保障制度的嚴重破壞，到最後有人因此晚年無所依靠，政府是否真的可以袖手旁觀置身事外？又或者，大家都說政府過分依靠土地相關收入以至處處受制於地產商，但還記得當年政府提出銷售稅建議時，政客眾口一詞全力反對，連公眾諮詢都要中止嗎？

政府應該做多做少，財政儲備水平怎樣才算合理，自然無法三言兩語說清楚，但要解決社會分配問題，尋求一個較合理的社會秩序，覑實要求我們有勇氣去對不少艱難兼具爭議性的問題作深入的討論。簡單稅制是否真的依然百利而無一害？以低稅率去滿足發展國家水平的公共服務期望是否現實？公共財政應該在社會發展和財富創造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沒有這些討論，任何關於公平分配的爭議只是空談。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蘇偉文２

2010-09-18T15:03:00.000+08:00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５日
蘇偉文﹕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太多？

早前有意見表示香港的外匯儲備水平偏高，政府可以動用外匯儲備來回饋社會，以減低社會「仇商」的情緒。但據筆者的觀察和粗略的統計，香港社會並不「仇商」；縱使有所謂「仇商」情緒的可能，解鈴還須繫鈴人，也是要商界多花努力，與動用外匯儲備應扯不上關係。

話說回來，究竟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太多？據金管局網站的數據顯示，香港在今年7月底時的外匯儲備是港幣20,246億元，以700萬港人來算，平均每人的外匯儲備接近29萬元，這是一個很驕人的數字，和去年香港生產總值的16,330億元比較，香港的外匯儲備也遠較生產總值高。

學理上還沒有對合理的外匯儲備水平作權威的定義，然而就香港的情來看，我們目前的外匯儲備在絕對值上是不少，但在相對值來說，香港的外匯儲備並非過多，甚至乎有增加的需要。

7月底外匯儲備是貨幣基礎1.98倍
首先我們要明白香港匯率體制的獨特之處。自1983年以來，香港匯率體制實行貨幣發行局制度，港元是和美元以聯繫匯率方式掛鹇。為了保證港元兌美元匯價停留在7.8的水平，香港是需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美元），以應付外圍金融動盪對香港的影響，和港元可能面對的狙擊。據金管局的數據顯示，香港在今年7月底時的貨幣基礎是10,238億港元，相對於外匯儲備的20,246億元來算，香港外匯儲備是貨幣基礎的1.98倍。在理論上來說（強調是理論上），要維持港元幣值的最低外匯儲備要求，就是香港的貨幣基礎，所以在數字上，香港只需要10,238億港元的外匯儲備便足夠。

亞洲金融風暴港元保衛戰

花上最低外匯儲備要求3.11倍
但在實際的操作裏，光靠最低水平的外匯儲備並不足以維持聯繫匯率的穩定性。我們以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為例，當時的港元貨幣基礎是950億元，以 7.8的港元兌美元的匯率計算，理論上要捍衛聯匯，香港只需122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便足夠。但當時對畄基金來犯，港府和金管局在港元的保衛戰上，總共花上 38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註：見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2001年文章），是理論上最低外匯儲備要求的3.11倍！所以理論上的最少要求，在實際環境下便不可行，在兵臨城下的情下，龐大的外匯儲備可防止香港金融體制的風險。而在實戰上，都表明香港這個外向經濟體所面對的外圍衝擊，除了經歷97亞洲金融風暴外，2003年的SARS、2008年的環球金融海嘯，香港可安然面對，龐大的外匯儲備起了一定的作用。

外匯儲備還有提高的需要
明白到這一點，我們再細看現時香港外匯儲備大約是貨幣基礎的2倍左右，這個外匯儲備的安全系數仍是不低，但若果高枕無憂的維護聯繫匯率的穩定性，這個外匯儲備水平還是有提高的需要。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會說中央政府會無條件支持香港的，我們大可花掉儲備，有狀時「阿爺」自會給香港埋單，又或者香港乾脆解除聯匯便可一了百了。筆者想表示，若果香港理財不善，胡亂花費而要內地政府幫香港善後，這是不負責任的想法；至於聯匯的去留，在經歷了多次的經濟震盪，港元還是免受衝擊，聯匯自是有其貢獻，至於貿然改變聯匯只為花錢的提議，筆者未敢苟同。

註：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2001年文章可詳見《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足夠？》一文（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fa/papers/a1022c02.pdf）。

作者是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

劉健儀

2010-09-18T14:59:00.001+08:00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０日
劉健儀﹕財政儲備毋須不斷膨脹　年度盈餘理應歸還社會

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上周一篇建議動用外匯基金回報還富於民的3000字鴻文，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社會廣泛討論。綜觀各界的反應，縱使有不同意應否動用外匯儲備或仇商情緒的緣由等等論述，但政府「孤寒成性」一點卻未見有人異議，顯見社會各界已相當不滿「倉廩實而百姓虛」的現，並質疑政府過分保守的理財哲學，多年來未有善用儲備推動長遠發展及改善民生。動用儲備之議，政府已不可再簡單以「審慎理財、居安思危」等籠統回應作迴避，必須盡快深入討論尋求合理辦法分配社會資源。

動用外匯儲備　多項疑竇無法清晰解答
對於田北俊的建議，自由黨之前並未討論，但認為動用外匯儲備影響深遠，甚至可能動搖香港根基的風險，而且有多項疑竇目前仍無法清晰解答，例如 ﹕2.2萬億元外匯儲備10年來以倍數增長，扣除各項負債約有1.6萬億至1.7萬億，是否毋須再增加，已有效防禦炒家狙擊﹖政府是否有權運用外匯儲備的回報，投放於公共開支﹖環球經濟不穩，外匯儲備能否一直維持正增長回報﹖動用外匯基金回報牽涉問題千絲萬縷，不若集中2.2萬億外匯儲備內高達5000億元財政儲備的用途，財政儲備是政府可隨時提取及運用，以此還富於民簡單直接得多。

財政儲備政府可隨時運用　還富於民簡單直接
財政儲備是政府每年財政盈餘累積及每年政府入帳而成，截至7月份達5107億元水平，相對於每年經常性開支2200億元，足以應付27個月。即使計算政府總開支3100億，也足夠應付一年半，可見財政儲備水平已經相當穩健，根本沒有必要不斷膨脹。現階段財政儲備金額已超出政府多任財政司長訂立的合理水平，不論是特首曾蔭權任財政司長時提出財政儲備需達18個月開支水平，又或者之後梁錦松及唐英年提出12個月水平。當財政儲備超出實際需要時，便等於不切實際，過度營養只會造成肥胖並非健康。

當財政儲備超出實際需要　過度營養只會造成肥胖
政府年年錯估預算已成傳統（詳見表），相差不遠則情有可原，但每每卻是相去甚遠，難免惹人質疑是刻意「報細數」，高估赤字、少估盈餘，冷卻市民對政府開支的期望。最不稱職的估算要數2007/08年，原本預計254億元綜合盈餘，結果高達1236億元，今年財政預算252億元赤字估算，也極有可能重蹈覆轍，結果會是高額盈餘。過去一年樓市暢旺帶動下，多幅土地超出市場預期上限價成交，賣地收入令庫房水漲船高，本年度頭5個月賣地收入已超過350億，連同補地價總收益更高達530億，遠遠超出政府原本估計341億元，而下半年再有多幅土地拍賣，再加上股市與樓市大旺，令股票印花稅、土地收入等大增，幾乎肯定政府又再估錯數。以現時樓市發展趨勢，政府未來幾年將持續增加土地供應，除非經濟急遽逆轉，否則透過賣地已可獲得穩定的可觀收入。

政府有能力未來5年　將大部分盈餘還給市民
若果按政府一貫做法，每年盈餘又再收歸庫房累積於財政儲備，將財政儲備數字再推上對市民毫無意義的高峰。最簡單回饋社會的方法是暫停將盈餘回撥財政儲備，儲備維持現時約5000億水平，直接將盈餘歸還社會。觀乎2005/06至2009/10年的盈餘及赤字，數字有高低起伏，但5年平均盈餘高達 447億。「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政府規劃財政策略、本港長遠發展不應只限於一年的目光，過去的平均盈餘及預計未來幾年會有可觀的盈餘，政府絕對有能力於未來5年，將大部分盈餘還給市民，經常開支由現時約2200億，建議可增加300億至2500億，而即使5107億財政儲備不增不減，仍足夠維持兩年 2500億經常性開支，並沒有違反《基本法》的審慎理財原則。

雖然香港於1998年到2004年，累積財政赤字高達1759億元，2003年度財赤更高達401億元，政府需要緊縮開支滅赤。當時財政儲備維持於約2700億元至4300億元，但目前已增至5000億元，有足夠條件增加經常開支。再加上當時外匯儲備總額僅1萬億元，不及現時一半，目前捍衛聯繫匯率的實力已遠超於當時，政府毋須太過保守反覆提倡財政儲備「愈多愈好」。

仇商情緒　非單政府「孤寒」所致
盈餘取之有道，也要用之有道，政府一直拒絕財政負擔，慣常採取一次過「派糖」政策紓解民困，為市民「慳荷包」而博得一陣掌聲，如豁免差餉、資助市民電費、水費、豁免公屋租金，只屬小恩小惠，但對長遠發展毫無幫助，甚至形成社會依賴心態。政府對社會的真正承擔是高瞻遠矚善用社會資源投資將來，非短視派糖「授之以魚」，而是長遠「授之以漁」，增加的經常開支足以投放於各個界別也收到顯著效果，例如增加教育經常開支，大學方面可增加大學資助學額，中小幼則可增聘教師人手，減輕教師負責的節數，肯定可提升整體教育水平，資源也可協助低學歷人士提升技能，迎合知識型經濟社會的轉型，又或者將資助投放扶持中小企，鼓勵創業及公司升級轉型，同時針對各行業需要加強人才培訓，營造良好營商及經濟環境等等，才是長遠利民紓困之道。若以經常開支扶弱，一如田北俊所言，落實扶貧委員會各項建議也只需每年40億至50億元。以我之見，應該將田北俊文章的標題〈2.2萬億儲備再多無用解決深層次矛盾更重要〉，修訂為〈財政儲備再高無用動用盈餘長遠發展更重要〉，可更切合香港目前的情。

不當營商手法　財團壟斷市民不滿
田北俊提及的仇商情緒，的確是商界憂慮的趨勢，我也同意政府「孤寒成性」扶貧不力，貧富懸殊愈嚴重，仇商情緒日益惡化，但一個社會形成的仇商情緒並非單單是政府「孤寒」所致，市民不滿的還有不良商人的不當營商手法、財團壟斷等等各種因素，不一而足。對於外界批評指，商界取之於民，同樣有責任扶貧，不應單靠政府，這觀點恕我不苟同。政府取之於民，理應用之於民，財富分配及照顧弱勢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商界只是擔任協助的角色，政府無道，豈可將責任歸咎於商界。

作者是自由黨主席

蘇偉文１

2010-09-18T14:56:00.000+08:00

２０１０年９月８日
蘇偉文﹕香港的財政儲備是否太高？

最近有意見認為香港的財政儲備水平太高，政府不應該只當「孤寒財主」，應該自動「開倉派米」式動用豐厚儲備來解決當前的民生問題，尤其是現時社會普遍認為貧富懸殊嚴重，動用儲備來扶貧不但可使貧困的市民受惠，也可以紓緩當下的仇富情緒。筆者認為財政儲備是政府的資源，應當以大局的思維來決定用途，應該平衡各項開支需要，目的是要為香港的長治久安，而不應頭痛醫頭的狹窄地將儲備用在一項政策上，這是一個理財的大原則。

然而，為什麼會有動用儲備的意見呢？因為政府的財政儲備在絕對值來說是非常豐厚，人們自然會興起打儲備主意的念頭。在絕對值的角度看，香港的財政儲備水平是非常可觀；可是，在相對值的角度看，香港的財政儲備水平卻並非可觀。

根據今年公布的財政預算案，2010/11年度的預算財政儲備是4830億元，相當於18個月的政府開支，也約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 28.3%；而在中期預測中，到了2014/15的財政年度，預計財政儲備會下降至4687億元，相當於15個月的政府開支，也約佔GDP的21.7%。

對不同的財政司長來說，這些數字其實代表了政府要預留多少的儲備，以應付可能出現的經濟下滑。

以IMF標準港財政儲備水平剛好合格
1998年當時的財政司長曾蔭權（即現時的曾特首），曾定下政府財政儲備上限為26個月政府開支，下限為16個月政府開支，以這個標準來看，香港現在的財政儲備又不是太豐厚。到了2002年，當時的財政司長梁錦松認為，政府的財政儲備最少要有12個月的政府開支，以梁錦松的標準來看，香港現在的財政儲備又似乎多了一些。但真正影響覑現時政府財政儲備水平的，卻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因為數年前IMF曾對香港的合理財政儲備水平作了一個研究報告，結論是香港的合理財政儲備水平，應該是香港GDP 的30%至50%。以2009年香港GDP共16,330億元計算，香港合理財政儲備水平的上限是8160億元，下限是4900億元，若果以IMF的標準來看，現時香港的財政儲備水平只是剛好合格！

偏離IMF「指引」易給國際投機者衝擊聯匯
這些不同的標準又有什麼意義呢？首先，香港是一個細小的開放經濟體，我們受到外來的影響比其他地方多且大，不管是12或是26個月的政府開支，這個財政儲備指標都是穩重的，可見歷任財政司長都意識到，財政儲備的穩重和香港金融體系的安全脫不了關係。IMF為香港定下的財政儲備指標，在學理上並不是完全穩當，其推論上也有可議之處，香港也不用盲目跟隨；然而IMF作為一個國際金融合作機構，其看法對國際金融界極具影響力，當IMF為香港合理財政儲備水平一錘定音，其實也是對香港的財政儲備水平下了緊箍咒，香港若是嚴重偏離IMF的「指引」，隨意動用儲備的話，容易給國際投機者找到衝擊聯繫匯率的藉口，到時又會是另一個麻煩的開始。

註：浸會大學鄧樹雄教授曾對香港財政儲備制度有深入研究，其觀點可詳見《港英政府及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制度對澳門特區政府預算管理的啟示》一文

（http://net2.hkbu.edu.hk/~ied/publications/wp/WP200807.pdf）。

作者是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

田北俊

2010-09-18T14:48:00.003+08:00

２０１０年９月３日
田北俊﹕2.2萬億儲備再多無用　解決深層次矛盾更重要
香港特區政府坐擁2.2萬億外匯儲備（當中財政儲備佔5099億），但700萬人生活水平是否定必具保障﹖我本周一於策發會提出，香港10年來儲備以倍數增長，但為何市民、尤其基層人士生活卻未見改善、甚至每愈下，政府理應善用儲備回饋市民。特區政府最不缺是錢，奈何墨守成規一代接一代做守財奴，庫房水浸卻對市民福祉錙銖必較，導致香港貧富懸殊冠絕發達地區。老無所依、基層收入市民窮困愁苦，民怨載道，庫房的數字再漂亮，對弱勢社群而言都是白雲在青天，可望而不可即。

政府孤寒成性　理財不善
香港採用聯繫匯率制度，需要較充裕外匯儲備穩定貨幣匯率，但目前水平是否過分龐大呢﹖香港回歸時外匯儲備6367億元，今年截至6月份已高見2.2萬億元，人均外匯儲備每人約28萬港元，人均之高全球僅次於新加坡。香港擁有如此龐大的外匯儲備額，除了追逐排名外，有何實際用途，還要累積至多少才算足夠呢 ﹖
另外，財政儲備的水平高企已跟前兩任財政司長的說法背道而馳。前財政司長梁錦松曾宣稱足以應付12個月開支為儲備的適當水平，而現任政務司長唐英年出任財政司長時的說法是﹕「應否繼續維持儲備於12個月政府開支總額，不同人有不同意見，儲備毋須不斷增加，只須保持在一個適當的水平」。到了現任財政司長曾俊華接任，便改口稱儲備「愈多愈好」。香港是一片福地，有中央政府支持，毋須支付外交及國防開支，又極少發生嚴重天災，現行財政儲備明顯已遠超於實際需要。外匯及財政儲備水浸，反映政府孤寒成性、理財不善之餘，更表露政府沒有勇氣承擔責任，不敢動用儲備發展社會、照顧弱勢，寧願留覑近身錢，保障自己任內經濟的穩定，以致儲備愈留愈多，甚至自我麻醉，形容此舉是為香港打穩經濟基礎。
政府靠嚇　誤導市民與我
「未雨綢繆、量入為出、積穀防饑、審慎理財……」政府將過分保守的理財原則包裝得冠冕堂皇，但政府每年財政預算例必過分悲觀估錯，由特首曾蔭權當財政司長起，這個傳統至今未有改變，一直靠「造成財赤、沉重經濟負擔、加稅」等恫嚇來拒絕扶貧紓困。港人近10年經歷金融風暴、SARS疫症、金融海嘯等等，不論經濟順或逆境，財政及外匯儲備都逐年攀升（詳見表），直至儲備額翻一番，仍不敢「動分毫」。狼來了叫足10年，我由1998年至2008年擔任自由黨主席以來，一直相信政府審慎的理財之道，憂慮過度福利主義會拖垮經濟及長遠發展，導致自由黨於民生事務及開支往往傾向保守，不惜與民生派政黨對覑幹，雖然明知因此於直選勢必流失不少票數，但仍堅持立場，不過回歸至今13年來，數字已說明一切，儲備近乎年年創高峰，揭破政府一直以靠嚇的方式誤導市民與我。
維持儲備於高水平的嚴重後遺症已出現了──政府「富」、民眾「貧」。取之於民理應盡快用之於民，外匯儲備每年投資回報受國際投資環境影響有高有低，不過本港巨額投資，回報相對穩定，過去10年只有2008年金融海嘯錄得虧蝕5.6%，其餘年份全部錄得正增長，由2001年0.7%至1998年12.1%。以過去10年數據作計，5年平均投資回報約為4.8%；10年平均約5%。以現時2.2萬億元儲備作計，不動用儲備的「本金」，只抽取5%回報，已高達 1100億元。

落實扶貧委員會建議　每年只四五十億
2.2萬億外匯儲備當中包括政府財政儲備5099億元，兩者集中於外匯基投資及管理。財政儲備是政府每年財政盈餘累積下來而成的，其投資回報政府每年只入帳5%，其餘放回財政儲備。其實政府可隨時從外匯基金中提走資金，以應付社會需要。2.2萬億外匯儲備撇除財政儲備，大約有1.7189萬億元，這部分的投資回報則長期滾存於外匯基金，永無止境，不斷膨脹，該筆每年產生的巨款卻與政府開支、市民生活沾不上邊。說到底外匯儲備、財政儲備，左袋右袋都是港人的錢，只可惜絕大部分錢仍牢牢的放在口袋中，沒有提出來使用。不能用的錢，對社會而言只是一堆沒有實質意義的數字。

若政府盡量善用1100億元儲備回報持續改善民生，由於金額巨大，其社會效應必然很大，例如可大幅擴闊社會安全網，令更多人受惠。扶貧委員會在2007年的報告中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在各地區提供就業支援，為健全失業和在職貧窮人士提供工作誘因，讓他們自力更生等等，建議多達50項，每年只需多用40億至 50億元，便可全面落實，金額相對於1100億只屬區區之數。

動用外匯儲備回報　不削弱捍衛聯匯能力
動用外匯儲備的回報，長遠只會減慢儲備增長速度，不會削弱外匯基金捍衛聯繫匯率的能力，因為按照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在今年第一季，香港最廣義的貨幣供應量（M3）也不過約為3.6萬億元，換言之，外匯基金所有的「子彈」已相等於M3的61%，且現時全球經濟環境與97年已大為不同，香港有可觀經濟增長及強勢人民幣作為後盾，而外國經濟多見疲弱，香港遭狙擊的風險已遠低於97年回歸前後。
市民怨氣無處宣泄
責怪政府　也將不滿指向商界
商界克盡本分做生意，納稅、創造就業、推動經濟發展，政府利用稅收去扶貧、改善弱勢社群市民的生活，本是應有之義。可惜政府只顧累積儲備，取之於商，卻未有用之於民，市民無法享受經濟成果。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市民怨氣無處宣泄，責怪政府之餘，也將不滿指向商界，漸形成一股反商情緒，商界被標籤為「官商勾結、輸送利益、無良僱主」等等，我感覺商界有冤無路訴「被屈食死貓」。

仇商瀰漫下，商界的一舉一動都動輒得咎，在此必須先旨聲明，我提倡政府將儲備的投資回報回饋市民，出發點絕非為工商界爭取減利得稅，反之特首曾蔭權大可不兌現選舉承諾進一步削減利得稅，維持16.5%。不過，政府動用儲備除扶弱之外，也可協助香港的中下階層的納稅人士，中小企如小型快餐店、小商店可設利潤免稅額，利潤低於100萬元大可豁免，5萬多戶中小企即時受惠。打工仔的薪俸稅免稅額也應獲提高，特別讓中產階層可休養生息累積財富。

中小企利潤低於100萬可免稅　薪俸稅免稅額提高現時提倡政府動用儲備還富於民，我並非追求一下子的大花筒，商界更非追求民粹而盲目派福利。政府福利制度必須取中庸之道，嚴防希臘或南歐多國過度福利開支，導致入不敷支陷入破產危機，但同時也要避免走向另一極端弱勢社群欠缺保障。香港目前的福利制度絕非「路有凍死骨」，但距離發達地區的標準仍相去甚遠。以我曾任立法會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及扶貧委員會成員所見，政府絕大部分扶貧政策只會接納一筆過「派糖」，不願長遠承擔成為經常開支，孤寒性格發作，深怕覆水難收扶弱開支成為財政負擔，關注需長期協助的弱勢社群的例子如﹕資助全港有需要的傷殘人士購買電動輪椅，大概只花費1億元，政府都不願付出；又如低收入家庭學童開學 1000元津貼，政府只肯逐年審批，拒絕列為每年的經常開支。

萬億身家超級富豪　一毛不拔的性格
香港弱勢社群被忽略的情嚴重，有時令人感匪夷所思。現時患白內障的長者輪候公立醫院做手術需輪候近3年，情猶如一位擁有萬億身家的超級富豪，但卻因一毛不拔的性格，任由家中的老人家承受瀕臨失明的痛苦，涼薄至此豈不令人扼腕？政府又怎可能接受為香港貢獻大半生的長者，輪候入資助安老院舍至少要3年，部分於等候期間過身。政府扶弱紓困不力，長者、傷殘等不獲照顧，連鎖反應下他們的家屬承受壓力愈見沉重，對政府充斥不滿，社會怨氣亦油然而生。

若政府有決心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社會安全網也會大幅擴張，但安全網再大、再密總有界限及漏洞，我與一班商界朋友構思籌辦新的扶貧基金，在公益金、馬會各慈善團體之外，盡量幫助政府安全網以外未被照顧的人士，但歸根究柢解決貧窮問題的責任在於政府而並非商界。政府儲備水漲船高，基層市民生活不單沒有受惠，甚至每愈下，曾班子政府於餘下兩年任期堅持守財奴理財哲學極不可取。我相信，10年後論政府功過得失，沒有人會記得儲備金額何其富厚，但會記得政府如何解決深層次矛盾。
作者為自由黨前主席

道歉

2010-09-02T22:35:00.000+08:00

實在不好意思，要向大家道歉。

事緣新blog開張沒多久，我實在無法抽空找資料寫下去，希望各位能多多體諒。

另外，要是各位有空的話，不妨到新網誌看一看。我把半年前寫好的十多篇文章放了上去，希望大家能給一些回應。我自己無從判斷這些文章是否值得看，最好交由各位定奪。

網址如下：http://hk2047.blogspot.com/2010/09/blog-post_02.html

感謝各位！！

後會有期

2010-07-12T02:00:00.000+08:00

看完了世界盃，大家覺得今屆踢得怎樣？你所愛的球隊表現如何？

言歸正傳，非常抱歉，要大家等了那麼久，卻只能帶來壞消息，在短期之內，我不會續寫拙作了。

一些熱心的網友曾給我意見，提議找某些人或出版商。只是他們當中並非全都適合，例如大陸出版商或有中資背景的本地三聯書局，會容許直接批評政府的文章出版吧（註：三聯近年出版很多有關香港本地文化的書，如《香港彈起》，卻沒有一本是直接批評當權者的）。

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不止要找出版社願意付印，更要一定的資助才能寫下去－－要寫這麼詳細的內容，到處翻查各種資料和昔日新聞，需要全職才能做得來。我曾經去敲皇家亞洲學會的門，他們有資助作者出書的計劃。可惜他們只有在出版社不願付印時才資助，一毛子也不會進作者口袋。換言之，就算有出版社願賞識，我亦無力寫下去。現在唯有中了六合彩，我才能寫下去。否則的話，只好等到退休之年再說了。

往後的日子，我將開設新BLOG，不再集中談香港的事情，主要是有關世界歷史，希望你們會喜歡。由於我並非全職寫作，只能不定期上載。若覺得新網站更新得太太慢，還望各位見諒。至於我想講世界歷史的原因，不止是源於個人興趣，越來越覺得自己所認識的太少，更是由於若要爭取民主與自由等等，實在需要經歷啟蒙時期，不能腦袋裡空空如也，搬字過紙的重覆政治人物的論述。得罪也要說，近期曝光率甚高的社民連擁躉任亮憲（即草泥馬）、鹵味男等等，衝擊有餘，學養極其不足。

以下是新BLOG網誌，希望你們會喜歡:

http://hk2047.blogspot.com/

感謝所有支持小弟的網友（不論留言還是電郵），換個平台再繼續。

（草於世盃決賽前夕）

～暫別之言～（修訂版）

2010-03-23T00:10:00.003+08:00

致各位網友：

實在不好意思，寫到這裡便擱筆，一定讓有追看敝網誌的你感到失望。

實在，我也感到很失望，半途而廢的感覺十分難受。

但在下希望各位能體諒，在種種限制下，本人實在無力寫下去。寫這三章半（三十餘萬字）所花的時間很長，從蒐集資料到下筆，花了無數光陰。以十張沙士疫情傳播圖（圖解七）為例，不算搜集資料所花的時間，一整天也弄不完各組患者的傳播關係。核實資料亦同樣需時甚久，不同來源的資料有時候並不一致（例如患者送院日期），要加以推論才可決定採納那一個說法。那時候，我已預期仔細留意看這些圖的人一定很少，但為了確定每一項細節，也為了提供輔助資料予讀者，只好做這十張吃力不討好的傳播圖。

事實上，吃力不討好的又何止這十張圖呢？整個《特區十年史》的「工程」本身就吃力不討好。一直覺得，城內太多的評論，只圍著剛發生的事情轉，轉頭便忘掉。於是我覺得大家需要把焦點拉遠一點，了解多一點舊事，才容易明白事情發展的脈落。就像泛民在Ｏ九年底為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分歧，根本就是Ｏ三年七一大遊行前夕，反廿三陣型爭辯抗爭策略的延續。要討論樓價問題，更不可能不提九七年的炒風。長遠來說，了解歷史，更是為了準備二Ｏ四七年一國兩制終結後，香港該何去何從。香港人千萬別以為今天享受的自由和制度，可以跨越二Ｏ四七年，北京是絕對有權中止香港的「特權」的（例如隨便上Google的自由）。

只可惜有興趣重溫過去的人寥寥無幾。我明白筆下字數太多，沒有多少人有耐性從頭到尾看畢，但在尋求出版時，卻是列明我可以刪剪幅度的，結果還是失敗告終。為存厚道，我不便說跟他們交手的經過（其實大部份是石沉大海，毫無音訊），只能說我是徹底失望，白白浪費無數寶貴的光陰。看見一些香港人不停慨嘆舊事物流逝，懷念這個保育那個，卻對當下事情的一點一滴記錄毫無興趣，實在無話可說。說不定要留待數十年後，才懂得追憶懷緬特區早年的歲月。

與此同時，我要衷心感謝曾幫助過我聯絡某間出版社的吳先生，以及為我的人生前途給過意見的洪先生和沈先生，無言感激。還有定期來這裡瀏覽的各位網友。從瀏覽紀錄來看，大部份光臨敝網誌的網友，多是在Google搜尋某些字詞，然後跳進其中一個章節，看完便離開。被吸引留下來的，數目極少。故此在下十分感激每一位留下追看我定期上載新一篇章的網友！！即使你們從沒在此留言，經常重臨光顧已是一大支持，至少讓我知道世上還是有人有興趣追看拙作。

緣生緣滅，能夠在互聯網汪洋中認識，也算是一種緣份。奈何緣份暫時要到此為止，除非有人願意資助，否則我肯定不會續寫這個系列（本來想過把餘下章節的重點寫出來，但寫完後發覺太片面，只好收回０３－０７年的簡介，敬請大家原諒）。與此同時，小弟正在考慮是否另開新的網誌，講些別的話題。想給意見的網友可在此留言，或電郵至（抱歉，已刪除）。你們也可對這部爛尾拙作，評頭品足一番。短期內敝網將不會有任何異動，大家不妨好好欣賞三個月後的南非世界盃，看完決賽後再來這裡，屆時我會再公佈動向，是找到方法續寫下去，還是另開網誌，抑或從此收山，「返鄉下耕田」，遊戲人間算了。

最後，非常感謝互聯網（還有高錕的光纖吧！）。沒有互聯網，我連一個章節也寫不了，寫了也不會有機會讓人看。亦謝謝曾留言及電郵給我的每一位網友，感謝你們的鼓勵！。而儘管我未寫畢，我仍會將之獻給我的家人，他們對我十分寬容、縱容，謝謝你們！

有緣再會！

對香港失望透了的人
二Ｏ一Ｏ年三月二十二日

ＰＳ：若是能夠認識在《明報》寫專欄（安裕周記）的安裕先生就好了，我很想聽更多大中華、日本和美國的歷史舊事。在下亦在此向大家推薦，每個週日欣賞安裕先生的好文章。

外篇廿九　民意解讀

2010-03-22T23:20:00.002+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外篇廿九　民意解讀

學院內，社會科學探討了各種收集民意的方法，以及怎樣才能客觀反映民情。只可惜如果有人存心指鹿為馬，他可以在設計調查方法時做手腳，又或是演繹調查結果時，扭曲數字的意義，片面說出自己想說的一套。如此一來，表面科學和中立的調查，淪為造假工具，對了解真相毫無幫助。

要解讀政府在諮詢期收集得來的大批意見書，大家要先理解「樣本」的問題。做調查的首要功夫，是確保調查對象是從人叢中隨機挑選出來，這樣才能避免偏差。可是政府在各項事務的諮詢，並非科學化的民意調查，隨機抽樣地主動查問大眾，而是反過來要求市民給意見。於是政府收集得來的「民意」，大多來自政黨或利益攸關的團體，普羅大眾絕少會花時間閱讀諮詢文件，然後提交意見書。就算跟諮詢範疇有切身關係，人們還是喜歡在茶餘飯後嘮叨幾句，頂多致電電台烽煙節目討論一番，（近年則多了到互聯網討論區），不會依從官方途徑表達。

就是這樣，諮詢公眾有著先天缺陷，需要官員小心研讀意見內容和評估民情，不能從表面理解，更不可以此作為民意調查。事實上，這種諮詢安排可讓某些「有心人」「製造」民意，擾亂視聽。只要贊成或反對某項政策的一方，動員同一鼻孔出氣的群眾，以「一人一信」的分式，又或是化整為零地分裂成無數社團，紛紛向政府表達「民意」，便能夠在數量上和氣勢上壓倒另一方。譬如說，部份基督教信徒反對合法賭波，便鼓動信眾「勸教」政府，使官員收到的意見，九成都是反對的，跟主流民意大相逕庭。如果官員盲目相信這些意見的數目，否決賭波合法化的話，未免昧於現實。
這次廿三條立法，也出現上述缺陷，大批不知名的親共社團一窩蜂修書挺立法，圖把大律師公會等理性建議淹沒，製造民意擁戴的假象。事實上，這種做法並非初見，在還原惡法等事情上已是如此。同一時候，由於廿三條爭議巨大，反對聲眾，不僅親共份子動員起來抗衡，城中商賈也要以個人名義聲援政府，哪管這些權貴是被逼表態，還是乘機「擦鞋」，以博取北京信任。至於另一方的民主派，眼見「保皇黨」落力製造民意，他們沒有坐以待弊，在街頭拼命收集市民簽名。結果政府收集得來的正反意見，表態的居多，實際針對條文的意見較少（見圖表六十九Ｂ），連葉劉淑儀也如是說。至於兩大陣容各自遞交的簽名總數，則是八六年一百萬人簽名反對深圳大亞灣興建核電廠以來，最多的一次。

面對十萬份意見書和三十多萬個簽名，政府該如何處理才好呢？如果官員真的希望改良建議的條文，那麼他們應集中研究民間對條文的種種憂慮。然而這邊廂梁愛詩領導的律政司聽從部份民意，提出九項修訂，那邊廂葉劉淑儀卻無事生非，把各式各樣的民間意見書印製成《意見書匯編》（匯編），然後視諮詢結果為民意調查，聲稱擁護立法的人較多，完全忘記她曾說過她會對意見書「重質不重量」。但正如前面所說，諮詢不等於民調，政府不應該以意見書的多寡來武斷民情（《匯編》本身也說諮詢結果不代表全體市民意見）。再者，葉劉淑儀在詮釋結果時，刻意誤導公眾，一如居留權爭議時那樣玩弄數字，把十萬份意見書籠統地分為三大類－－完全贊同政府、反對立法或政府建議、立場不明。這種非黑即白式的分類方法，既是粗疏，也反映了官員心底裡的敵我心態，要麼完全臣服於政府的建議，否則便是反對派，不留迴轉餘地。於是贊同立法但不滿條文內容的人，便推到對立的一方。此外，政府把意見書分類時，屢屢出錯，把眾所周知反對立法或不同意建議條文的知名團體，當作立場不明，有份起草《約翰內斯堡原則》的達蘇莎的意見書更淪為「補充資料」，還有一些反對陣營的意見書給漏掉，鬧出不小風波。

這還不止，葉劉淑儀為了營造民意附和政府的假象，把意見書分成四種－－團體意見書、個人意見書、內容劃一的信件或預先印製的意見表格，以及簽名表格。然後她貶抑簽名表格的份量，即使一張簽名表格內有三十人署名反對，還是當作一把聲音而非三十位意見。如此一來，反對政府的數量便大大減少，因為反對條文的普羅大眾嫌麻煩，多數簽名了事，絕少修書郵遞給官府。政府這樣看待簽名表格，乃至第三類的預先印製表格，大大扭曲了諮詢結果。事實上，一些個人意見書的內容純粹表態，例如富豪李兆基只是說立法能維護國家安全，符合祖國利益，支持政府盡快落實細則而已，其意見跟簽名表態的平民沒有多大分別。偏偏商賈的「表忠信」卻尊為一個個的獨立意見，大批市民湧往民陣街頭攤檔的簽名，卻隨時給官員簡化為「一人」反對，藉此得出逾半意見贊同政府的結果。

更糟的是，葉劉淑儀為了指鹿為馬地宣稱支持政府的市民較多，竟暗示反對陣營的簽名不可靠，不是指有些簽名表格內只有姓名沒有簽署，像是從電話薄中抄出來，便是指有些簽名難以辨認，名字令人生疑，絕口不提一所親共學校（漢華中學）把中學生在課堂時的實用文練習，當作六十多封個人意見書，份量比六十位在同一張表格簽名反對的市民來得重（前者算作六十位意見，後者只當作一人）。另一方面，當葉劉淑儀在公佈刊印了《匯編》時，只是向記者講述本地意見書的諮詢結果，閉口不提逾九成反對政府的海外意見，以鞏固民意「擁戴」的效果。到了最後，她還掩耳盜鈴地，宣稱近九成意見對藍紙還是白紙草案沒有意見，但明明政府在諮詢文件內，從未討論過白紙草案問題，只是探求大眾對條文內容而非立法形式的意見，人們沒有提及白紙草案正常得很，更別說Ｏ二年底有六萬人上街，已說明了市民的想法。

到了這田地，葉劉淑儀為求「偽造」民意，已是無所不用其極。民主派要求政府重新整理諮詢結果，另找獨立機構分析這十萬份意見書。一些學者也看不過眼，成立「匯編研究組」，花了兩個多月時間整理意見書，撥亂反正地重新分類－－不再粗疏的分成支持或反對，而是分清楚意見書之中，有哪些是原則上贊同或反對立法的，有多少人是純粹針對政府的建議內容，並更正了錯誤歸類的意見。與此同時，這些教授還替所有曾簽名表態支持或反對的市民，討回一個公道，不管寫下洋洋千字，還是簡單的簽下名字，通通當作獨立個體，繼而歸納出六成意見反對政府（圖表六十六Ｂ），推翻葉劉淑儀四個月前的說法。不管怎樣，一眾學者所做的功夫，只不過是還原諮詢結果的真貌，忠實地反映十萬份意見書的取態而已，卻同樣不可據此當作民眾意願。若真的要了解民意，最好來一次公投，由全體市民表態。奈何北京對「公投」二字甚為忌憚，一、兩年前才因為台灣計劃為「核四」公投而氣急敗壞，特區政府又豈敢讓香港人決定廿三條去留呢？

值得留意的是，Ｏ三年農曆新年期間發生《匯編》鬧劇後，不少「保皇黨」辯稱這是無心之失，是急於分類所致，值得體恤。既然政府讓歸類出錯的團體更正立場，事情便應告一段落，更何況需要糾正立場的意見書，寥寥可數，影響不了支持政府的整體「民意」。加上葉劉淑儀也道歉了，民主派不該窮追不捨，糾纏於「次要問題」，而是切實討論條文內容。不久以後，同一幫人便要用同一番說詞，替鬧出買車醜聞的梁錦松辯護，一邊說避稅金額不多，是無心之失，一邊說梁錦松已認錯道歉，眼下社會應集中精力滅赤，不要再追究（詳見第二章）。在高官頻頻失誤的董建華年代，做「保皇黨」可做的不是一件易事。

〔圖表六十七　政府演繹的民意〕　〔資料來源：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意見書匯編、政府新聞公告（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301/28/0128201.htm）〕
〔圖表六十八　學者演繹的民意〕
　〔資料來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公眾意見匯編研究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http://hkupop.hku.hk/chinese/columns/columns16.html、http://hkupop.hku.hk/chinese/resources/bl23/bl23gp/report/app12.pdf）〕
〔圖表六十九　意見書的「質素」〕
　〔資料來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公眾意見匯編研究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http://hkupop.hku.hk/chinese/columns/columns16.html、http://hkupop.hku.hk/chinese/resources/bl23/bl23gp/report/app12.pdf）〕
（２８３８字）

目錄
上一章節：４．１５　第二回合
～暫別之言～

圖表六十七　政府演繹的民意（請click圖表放大）
註：政府指88%人對白紙或藍紙草案無意見, 是指88%的意見對此沒有表態, 不等於無所謂

圖表六十八　學者演繹的民意（請click圖表放大）

圖表六十九　意見書的「質素」（請click圖表放大）

４．１５　第二回合

2010-03-18T00:05:00.002+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１５　第二回合

諮詢期完結後，新一年終於到來，卻沒有丁點新氣象，經濟仍然凋敝，市民依舊絕望，政府還是老模樣，對立法的態度不變。

大遊行過後，政府首要決定的是應否改變初衷，公佈白紙草案。事實上，並非所有上街的人皆反對立法，至少牽頭上街的大狀純粹是要求政府制定能保障人權的廿三條，並採用白紙草案，一步步來。其時儘管官員在諮詢初期曾堅拒白紙草案，但正如陳日君所言，那麼多人遊行，很難相信政府冥頑不靈。即使高官本身，在遊行前夕也留有餘地，宣稱政府還未決定用藍紙還是白紙，甚至暗示藍紙草案刊憲前，他們會先行公佈法律條文，使人覺得此乃有實無名的白紙草案，以作折衷。豈料官員之言，只是緩兵之計，也是部份人一廂情願。Ｏ三年一月底（年廿六），政府昭告天下他們將會作多項修訂，但不肯再諮詢公眾，甚至叫人不要糾纏於白紙藍紙，保皇黨也說審議藍紙草案期間可召開聆聽會，人們仍有機會發表意見。於是白紙草案頓成泡影，此後民間若要刪除政府建議的魔鬼細節，只能倚賴橡皮圖章（立法會）審議草案時投票否決，形同妄想。經此一役，普羅大眾對廿三條更不信任－－由始至終，一眾高官無法為拒納白紙草案，說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

更糟的是，政府在處理諮詢期收集得來的意見時失諸公正，教人認定政府是假諮詢，甚至歪曲民意。就在政府公佈多項修訂的同一天，葉劉淑儀同時發表《廿三條諮詢文件意見書匯編》（匯編），把十萬份意見書和三十多萬個簽名，印成厚厚的十九冊，並粗疏地分成三類－－贊同、反對、未能歸類，繼而扭曲數字，將之演繹為超過一半的意見挺政府，以顯示她所做的一切，合乎民情（詳見外篇廿九）。可是她的說法，經不起考驗。先別說政府把意見書分成這三類有沒有問題，官員在點算數目時，把「保皇」人士化整為零地遞交的一封封措辭相近意見書，通通當作獨立個體，而在同一表格內簽名反對的眾多市民意見，卻壓縮為一把聲音。葉劉淑儀甚至質疑部份簽名筆跡相似，貶仰反對聲音，卻閉口不提政府竟把親共學校的中學生作文功課算作一份份的獨立意見。接下來，不少團體發覺他們的意見給錯誤歸類，大律師公會、記者協會等反對政府建議的組織，皆被當作無法分類，民主黨的例子更是笑話，他們提交的三份意見書，兩份歸納為反對意見，另一份卻是立場不明，益發叫人覺得諮詢過程一塌胡塗。

這還不止，《匯編》公佈後不久，一些團體發覺他們的意見漏掉了。原來政府收集民意時，只肯接納郵寄、傳真或電郵遞交到保安局的意見書，於是陳日君等人在傳媒和論壇的公開言論沒有羅列其中，逾期收到的九百多封意見書也丟到一旁，連一些團體出席立法會聽證會時，要求立法會職員轉交保安局的意見書，也通通石沉大海。尤有甚者，代表「新力量網絡」的教授張炳良親手把意見書交予葉劉淑儀，同樣消聲匿跡，翻遍十來冊的《匯編》也找不到。這一切一切，或許是倉卒下的失誤，卻叫人難以接受，畢竟政府無須趕緊在七月立法。偏偏絕大多數錯漏，均發生在反對陣營內的重要團體身上，沒有「保皇黨」因遺漏或錯誤歸類而吭聲（其實幾個保皇社團也弄錯了，但他們懶得大聲呼冤），在在顯示政府處事不公，沒有多少人相信葉劉淑儀辯稱此乃無心之失，是電腦技術問題。這時候，儘管葉劉淑儀肯「改過」，按照團體意願修改分類，並補回遺漏的意見書，更向張炳良致歉，可是特區政府已經失信於人，留下極壞印象。一些看不過眼的大學學者甚至親自動手，在沙士疫潮下日以繼夜地義務整理所有意見書，然後在五月底公佈「更正」的結果，反駁葉劉淑儀的說法－－若把數十萬個簽名算成數十萬個獨立意見，將得出超過六成人反對政府的結果，而非三個月前她說的過半數人贊同政府。

《匯編》鬧劇過後，輪到主角藍紙草案粉墨登場。前面說過，政府在一月底公佈的多項修訂，並非有實無名的白紙草案，官員不打算展開第二輪諮詢，於是接下來的「戰場」，集中在議會之內。先是葉劉淑儀二月中在立法會簡介藍紙草案的一字一句，然後在二月底首讀法案，交予議員審議。驟眼看來，政府在草案內確實修改或界定了多處定義不清的字眼，也刪除了一些嚴苛的罪行，例如隱匿叛國罪、管有煽動刊物罪等，算是聆聽了民間聲音，可釋去公眾部份疑慮，特別是特區官員刻意刪去或釐清惹來商界憂心的某些條文。奈何事與願違，關注組的大律師還是不接受，因為「魔鬼細節」還未除盡。暫且不說律政司草擬的條例仍沒有刪盡所有殖民地字眼的枝節問題，政府在修改原先建議時，不是抱著討價還價的心態，便是牢牢抓緊關鍵之處，不作退讓。以警察搜查權為例，政府在諮詢文件建議警司級的警員可在緊急時候，授權下屬入屋搜查，無需法庭簽署手令，嚇怕所有人，於是葉劉淑儀決定把這項無限權力收緊至總警司級以上方可使用。在官員眼中，這已是「讓步」，聽從了民意，但人們卻不接受這樣子討價還價，壓根兒不想任何一位警察可逃避法院監督，任意闖進民居，使香港步向極權社會。其他各種各樣侵蝕自由的條文，則依然存在，好像政府始終不讓記者以公眾利益作竊取機密罪的抗辯理由，未能符合《約翰內斯堡原則》。如斯不湯不水的修訂，自然無法安撫一眾大狀和廣大市民。

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在取締組織一事上，堅持到底，猶如立法的關鍵所在。事實上，《基本法》廿三條只是針對外國人在香港的政治「活動」和「聯繫」，從沒要求特區政府「取締」整個團體，更別說要取締從屬大陸而非外國的本地組織（見外篇廿八和三十）。故此整個取締組織建議，根本是無中生有，不符合關注組的「低度立法」要求。及至藍紙草案公佈後，政府雖「澄清」被取締組織的會員不會遭起訴（除非他有份參與非法勾當），又取消原先建議的上訴審裁處，豈料葉劉淑儀突然提議被取締組織在法院上訴時，可以閉門審訊，以及缺席聆訊。這兩項聞所未聞的建議，頓時令公眾嘩然，特區政府明顯是秘而不宣，諮詢期內不肯如實相告，直到最後關頭才醜婦見家翁。這樣子的藍紙草案，縱使改善了多處地方，法律界仍無法接受。不管怎樣，特區官員明知取締組織的條文，非但惹來法律界反感，還使天主教會感到「生存威脅」，逼使陳日君吭聲，平白讓反對陣營多添一股勢力，卻仍執意草擬相關條文，無法不教人懷疑特區政府（北京？）的真正目的，是要取締天天針對中共的法輪功，又或是預防支聯會「井水犯河水」。

（２３１２字）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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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　叫陣

2010-03-17T01:15:00.001+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１４　叫陣

隨著諮詢期快要結束，支持和反對官方建議的陣營，均在最後一刻展示民眾力量。先是反對的一方組織大遊行，接下來是挺政府的在一星期後舉行大集會。頃刻間，社會因廿三條吵得鬧哄哄，還有滅赤帶來的爭拗，以及經濟疲憊導致的絕望，在在使香港人於Ｏ二年將盡時，煩擾不堪。

前面說過，當政府還未公佈諮詢文件時，不少人已屏息以待，數十個民間團體更在文件公開前半個月，成立「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民陣的目標雖是推動人權發展、壯大公民社會，但由於廿三條迫在眉睫，故此民陣自成立伊始，便埋首於反廿三條運動，收集市民簽名、舉辦論壇等，而「重頭戲」便是舉辦大遊行，以顯示民眾從根本上反對立法，或是要求政府推出白紙草案。從此恐懼廿三條的各方人馬，漸漸匯聚在一起，呼籲市民參加，例如教師工會（教協）號召教職員上街，主教陳日君則不斷公開發言，一邊訴說條例危險之處，一邊鼓勵全體信眾站出來。另一方面，多名參與公會事務的大律師、大學內的法律教授，以及個別政界人士，於十一月中組成「二十三條關注組」（關注組），不但頻頻上傳媒向公眾講解政府在「溫水煮蛙」，還跑到鬧市街頭派發自資十多萬元印製的傳單。由於人們覺得關注組並非慣常遊行的政黨組織，而是尋常的專業團體（關注組沒有加入民陣），連這類「中立」團體也呼籲群眾參與遊行，便打動不少人走上街頭。且別說《蘋果日報》從九月底開始，天天刊登討論廿三條的讀者來信，並詳細列舉條文的弊端，使人明白廿三條的禍患。在遊行當天，《蘋果》更在頭版呼喊：「我們要上街」，「煽動」群眾上街。當然不得不提的是，高官和親共人士三個月來連番失言，遊行前四天工聯會的梁富華還在議會內嘲諷陳日君是「病態聖徒」，火上加油地刺激遊行人數。

這還不止，遊行前更發生三宗懷疑政府打壓的事件。先是十一月底，一所天主教小學借出場地予民陣舉行論壇，卻遭警方多次查問。一星期後，另一場論壇突然取消，主辦者聲稱這是由於官員和民建聯代表未能出席，但人們懷疑此乃政府施壓所致。沒多久，一名小販管理隊揭發上司下令拆除馬路邊宣傳反廿三條的橫額，惹來不小的風波，政府亦承認他們「誤拆」。同一時候，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批評報業太庸俗，勸告報界自律和自愛，以免新聞自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平白捲進廿三條爭議，成為又一失言。就是這樣，大眾眼見官員在白紙草案上一意孤行，言詞又囂張，還發生上述打壓事情，只好上街抗議。有趣的是，董建華在遊行前數天到北京跑了一圈，只見總理朱鎔基吩咐他要減少點低層公務員的薪水，回來後亦只向區議員徵求滅赤意見，毫不為意民間快要創下十三年來最多人參加的遊行，大大超出原先估計的五千人十倍以上（共有六萬人），惹來警察警告。

十二月十五日，數萬人湧到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維園）集合，浩浩蕩蕩的前往中環政府總部。遊行前一小時，陳日君跟參與遊行的基督徒一同祈禱，但他本人沒有隨行。不管怎樣，這次遊行可說是半年後的七一大遊行的熱身，兩者相似之處極多。不僅是遊行前的基督徒祈禱會，以及壹傳媒在維園一帶免費派發自製海報，參與遊行的市民也一樣守秩序，沒有鬧出事端，當中不少是貌似中產的一家大小，沒有被馬會一年一度的國際賽事吸引。此外，兩次遊行同樣因為人數遠超預計，要困在維園一段時間才能動身。值得留意的是，「愛國」陣營在兩次遊行期間同樣「搞小動作」，租借了維園的足球場舉辦活動，使參加遊行的市民要擠到一旁，教人不恥其所為。無論如何，六萬人上街已是一個警號，人數遠超所有人的估計。豈料官員視若無睹，葉劉淑儀更不把六萬人放在眼裡，指他們不過是羊群心理而已，警方甚至貶抑反對聲音，指參加遊行的只有一萬二千人，比不上一星期後有一萬六千人出席的挺立法集會。

說到底，特區政府有「愛國」人士撐腰護航。諮詢期間，這些親共份子總是跟質疑條文細節的人對著幹，責備他們不信任祖國，「別有用心」。按照這幫人的邏輯，人們要麼支持立法，並完完全全接受政府建議的一套，否則就是不愛國，危害國家安全，是「無理、無知、無良」的「民族敗類」。及後李柱銘到歐美「唱衰」廿三條，更是火上加油，刺激親共群眾痛罵他是「賣國漢奸」，招惹美國和英國駐香港領事在諮詢期快要結束時指手劃腳，在立法事上說三道四。最終一眾維護特區政府的社團，組織了「支持立法保障國家安全大聯盟」（大聯盟），以「國家安全，人人有責」為號召，跟民陣鬥搶市民簽名，並在諮詢期完結前兩天於維園舉行大集會，動員四萬人齊聲高歌《我的中國心》，頌揚葉劉淑儀為女中豪傑。

可笑的是，這四萬名參加者中，部份人被指在（學校）威逼或利誘（免費午膳）下才出席。除此以外，這次集會跟一週前的和平遊行相比，多了暴力場面。數名市民到集會現場派傳單，呼籲公投廿三條，惹來支持者辱罵：「你是否中國人？」。傳單隨即被人撕毀，一名中五女生的揚聲器更被搶去摔壞，遭斥喝去「做雞（妓女）」。警方見狀，迅即分隔開來，卻把一名「踩場」的反立法市民拉上警車。其實這幫被稱為「維園阿伯」的親共群眾，早有暴力前科，每當香港電台於維園舉行論政節目《城市論壇》時，經常不理三七二十一，用粗言穢語辱罵出席的民主派人士，高呼槍斃他們，群情洶湧下民主派議員要勞煩警員護送才能脫困，遂有「維園阿伯」之名。總而言之，主動參與大集會的人多被視為盲目「愛國」，政論家林行止便直言政府動員這些人抗衡，是「非常危險的一場『遊戲』」，隨時釀成騷亂，日後給七一大遊行壯觀場面嚇呆的人大劉佩瓊，亦指責官員發動「不用腦的人」支持立法。

值得留意的是，大集會舉行前後，董建華、曾蔭權、梁愛詩和葉劉淑儀，湊巧都病倒，沒有公開露面，其他高官也沒有出席集會，連自由黨等商界「保皇黨」也避之則吉（自由黨本是大聯盟的成員），剩下「土共」在維園搖旗吶喊。

（２３１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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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家醜外傳

2010-03-16T14:45:00.002+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１３　家醜外傳

既然政府對社會意見不愀不睬，那麼人們該如何是好呢？這邊廂，民間團體計劃在諮詢期完結前九天舉辦遊行，藉此表達民眾反對政府的立法建議；另一邊廂，個別民主派議員選擇到海外「唱衰」廿三條，遊說外國關注香港情況，以圖逼使北京和特區政府不敢胡來。剎那間，廿三條爭議成為主權移交以來，最受世界注目的香港新聞。

國際社會關注廿三條，不管是基於「人道立場」也好，是出自政治考慮也好，甚或經濟利益，總不希望香港開歷史倒車。因此多個國際傳媒、人權組織、工會，以及外國駐香港領事，均告誡特區政府應寬鬆立法。部份熱心人士甚至為此飛抵香港，例如有份撰寫《約翰內斯堡原則》（The Johannesburg Principles On National Security,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的達蘇莎（Frances D'Souza），便專程跑過來，勸勉特區政府只該規管暴力等行為，並容許記者被控竊取國家機密時，以公眾利益抗辯。面對世界各國無間斷的關注，梁愛詩、葉劉淑儀、法律政策專員區義國（Robert Allcock）等要費盡唇舌向外國人釋疑，又或是撰文反駁。但誰都知道，這幾位高官只會形容條文寬鬆得很，跟本地法律界的擔憂南轅北轍。最後民主黨主席李柱銘，聯同「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於十月走訪美國，向華府官員、國會議員、人權組織和當地記者力陳官方建議的廿三條內容嚴苛，損害香港的自由，希望他們能履行「道義」，監察特區政府別亂來。

但這下可教親共份子極其不爽，覺得李柱銘不該邀請外國干預內政。特別是李柱銘有機會到美國白宮會見國家安全顧問賴斯（Condoleezza Rice），湊巧四天後美國總統小布殊（George W. Bush）接見到訪的江澤民，小布殊便順道著江澤民要保障香港人的權利，使中國受「美帝」「欺壓」。基於「愛國」人士皆為擁護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者，日夜盼望中國在世界吐氣揚眉，因此他們極度不滿外國阻撓香港為國家安全立法。眼見李柱銘去完美國之後，流亡海外的大陸異見者吳弘達便叫嚷若果廿三條破壞一國兩制，美國應經濟制裁香港，取消貿易優惠，遂痛恨李柱銘「賣國」，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更不點名斥責他「兜售疑慮」，撈政治本錢。連一些不贊同政府立法內容的民眾，也不同意李柱銘把「家醜」外傳，自家事該自己解決，無需外人插手。不過李柱銘卻覺得家醜外傳與否沒所謂，最重要是阻止政府弄出家醜，害苦香港，而且確立主權移交的《中英聯合聲明》曾獲聯合國確認，所以各國有「責任」監督香港情況。事實上，中國政府曾於九十年代在美國施壓下，釋放多名被捕的民運人士，所以外國壓力並非完全無用，可以叫北京稍為收歛。

就是這樣，李柱銘無懼別人批評，在美國回來後兩星期（十一月中），便聯同羅沃啟和黨友涂謹申踏上歐洲之途，走訪倫敦、布魯塞爾和日內瓦，要求英國和歐洲議會協助。期間李柱銘等人會見了英國外相施仲宏（Jack Straw）、歐洲議會主席、已轉作「歐盟對外事務專員」的前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乃至聯合國人權專員等，還成功游說到「英格蘭及威爾斯大律師公會」義務撰寫意見書，力陳官方建議的條文有什麼問題，並促使英國下議院和歐洲議會辯論廿三條。其時葉劉淑儀雖揶揄李柱銘在美國受「冷待」，但政府還是趁著他轉到歐洲「唱衰」之際，趕緊派區義國到美國「消毒」。及至李柱銘離開英國，財政司長梁錦松剛巧在下議院辯論廿三條期間，前赴倫敦招商，是否乘機為廿三條向商界解畫則不得而知，但當地人確曾向他查問立法情況。到了最後，特區官員始終無法叫外國人釋懷，國際社會還是相信李柱銘的說法－－畢竟葉劉淑儀的希特拉比喻太過「獨特」，教西方人噁心不已。

另一方面，世界知名的報章和雜誌打從諮詢期開始，莫不呼籲特區政府別要制定損害香港的條文。看到國際輿論不住批評和聽到本地法律界接連警告後，香港商界也開始察覺廿三條的弊端，不禁害怕立法後自己會不小心踩進廿三條陷阱，例如洩露國家機密、管有煽動刊物等等，增加了做生意的風險，跟台灣人打交道更要格外留神。此外，廿三條將限制資訊自由，使企業難以掌握社會脈搏，因而受損。舉個例說，不少大陸政府擁有的國家企業（國企）在香港上市，人們若要查核國企的財務狀況，乃至報導國企高層調動的話，很容易牽涉國家機密，犯下廿三條罪行。北京亦可能藉誣告洩露機密來嚇怕評級機構、股票分析員、記者等不敢揭發國企壞消息。如此下來，股東隨時因消息被封鎖而蒙受損失，嚴重妨礙香港發展為亞太金融中心。於是商界對廿三條留下陰影，那些表態支持政府的老闆，私底下卻是另一副模樣，不斷在權貴場合追問官員條文會否影響做生意，並要求政府立法時要交出清晰條文，以免無辜惹禍。去到最後，一向「保皇」、但曾不滿匆忙通過問責制和《反恐條例》的議員李國寶，亦不得不代表銀行界，罕有地開腔批評特區政府建議的條文有問題，足見商人心裡也懼怕廿三條。

奈何財大氣粗的中國副總理錢其琛，對此通通不以為然，直言只要香港仍有錢可賺，外資不會撤走的。既然京官毫不理會西方國家議會的關注，漠視國際輿論的批評，聽不進商界的憂慮，特區官員更是有恃無恐。到了這田地，香港人只能靠自己，才能規勸政府接納民意。

（１９８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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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對罵

2010-03-15T22:30:00.002+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１２　對罵

早在Ｏ二年初，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家傑已預言，廿三條立法將全面暴露一國兩制的矛盾，並從根本討論人權、自由等概念。果然不出所料，政府宣佈立法後不僅帶來激烈討論，還掀起一場罵戰，連官員亦因此頻頻失言，留下至今難忘的「名言」，使民間討論廿三條的氣氛更熾熱。

也許由於天性倔強，葉劉淑儀在議會和大大小小的論壇推銷廿三條時，嘴裡總不肯服輸，結果頻頻失言，給人逮個正著，刺激民眾反對立法。政府公佈諮詢文件才兩天，她在立法會上解釋為何政府不願多走白紙草案這一步時，直言的士司機、酒樓侍應、麥當勞服務員都不會對條文有興趣，「難道他們會跟我辯論每項條文嗎？」。這句話隨即被人揪住，說她蔑視小市民的意見，直到現在人們仍忘不了。一個月後，她跑到城市大學的論壇。席上學生問她打倒一黨專政，算是顛覆還是革命，葉劉淑儀卻不怕肉麻地頌揚中共贏得人民支持才能奪權，是「波瀾壯闊的革命」、「順天應人」、「以有道廢無道」。不僅如止，有論者在同一場合倡議政府應先普選才立法，以防掌權者利用廿三條鎮壓異己，葉劉淑儀卻反駁民主並非萬應靈藥，並拿希特拉（Adolf Hitler）憑選舉上台作例子，鬧出軒然大波，國際側目。再過半個月，葉劉淑儀在中文大學被人連番質問，她以慈母的口吻，勸勉學生放長雙眼，長大後定能體會「葉局長是沒有騙你們的」。這句話日後同樣不斷被提起，質疑她口講無憑，政府提議的草案仍是過度嚴苛。

葉劉淑儀或會覺得傳媒和反對者對她有欠公允，總愛反覆提及的士司機、希特拉等失言，連她出席大學戶外論壇時的裝束也挨罵，說她穿上紅衣戴墨鏡，態度囂張，跟條例好壞沾不上邊，實是動輒得咎。大學生亦「只有激情和噓聲」，夾道「歡迎」她出席論壇時，不是送她斬除刁民的「尚方寶劍」，便是贈她「精忠報國」錦旗。然而撇除人們對她的各種指罵，她也不見得願意聆聽法律界的意見，依然要威脅公眾的自由，也就難免外界對她口誅筆伐。不管怎樣，去畢中大後，碰了多次釘子的葉劉淑儀學乖了，開始避免公開發言，頂多撰文反駁她沒有硬銷，免得再口舌招尤，挑起更大民憤。除了「自己人」舉辦的閉門論壇外，葉劉淑儀幾乎推卻所有團體和大學的邀請，改由下屬頂替，連帶梁愛詩也要「退隱」一會兒。事緣梁愛詩在十月中曾坦言，廿三條本來就是每個人頭上的「一把刀」，還說當年席揚不肯透露消息來源，等同「偷」竊國家機密。此語一出，即時惹來傳媒反彈，明言記者有責任保護消息來源，不該受廿三條限制，而且他們揭發政府秘密，不過是為了公眾利益而已，就像美國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那樣。

當兩位高官絕跡公眾場合後，討論廿三條的氣氛並未戛然而止，因為輪到「愛國」人士接棒登場。正如前述，親共份子一向以北京立場為馬首是瞻。當中央下達了立法任務，他們便紛紛為廿三條鳴鑼開道，聲言立法是「國家主人的光榮使命」，若果「沒有國，哪有家」呢？他們還引用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上任時說的：「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來提醒香港人有責任為國家安全立法。至於條文會否侵害各種自由，甚或讓特區政府藉機箝制內部的異議而非原先針對的外敵，則顧不得了那麼多，一於盲目支持到底，不容人們置喙。任何質疑條文的人，通通被視為「大逆不道」。例如人大譚惠珠在十月底，矢言任何反對立法的法律工作者，都不配做中國公民。中國副總理錢其琛也覺得立法是天經地義之事，擔心廿三條的人都是「心裡有鬼」，完全不顧市民的憂慮。這種非友即敵的態度，把任何同意立法但不同意條文內容的普羅大眾和法律界，悉數趕到政府的對立面。

這還不止，「土共」發動「人海戰術」，為廿三條立法造勢。他們動員大批關係密切的社團在報章登廣告支持政府，撰寫措辭相近的意見書予官員，前仆後繼地到立法會聽證會挺立法。事實上，這種技倆並非首見。兩年前便有什麼「大埔兒童合唱團」、「優質育雞促進會」等不知名團體，湧到立法會支持政府拒絕修改《公安條例》，半年前亦有「保健體育會」之類的組織盲從附和問責制，皆叫人側目。這次廿三條立法也不例外，親共人士樂此不彼的號召大批社團，到立法會的聽證會聲援特區政府，並在諮詢期內寄出大量意見書，以圖在氣勢上壓倒對方。到了最後，本地商界亦為勢所逼，四大商會皆表態贊同立法，以免得罪北京。到了最後，中共扶植的工聯會緊隨特區政府立場，讓葉劉淑儀馬上多了數十萬人相挺，並奢言贊成立法的人較多。但問題是，三十一萬會員之中，不少人只是被收費低廉的興趣班（如外語班、舞蹈班、烹飪班）利誘入會，不等於他們也贊同政府的立法建議，於是社會上一度就此談論工聯會以廉價招徠會員的做法。

及至十二月中，立法會一連兩天討論廿三條，「保皇黨」在議會內跟民主派針鋒相對，留下更多「口實」。一直以來，雙方在議會辯論時，除了以理據駁斥對方，也間歇用上尖酸言詞。例如Ｏ三年初談論普選時，民主派的李卓人揶揄民建聯主席曾鈺成因染上「曾狀病毒」而患上「老人癡呆症」，忘記了他曾說過要爭取普選。議會之外，「爭取修改公安法聯席」的發言人史文鴻，亦曾以「狗官」來辱罵葉劉淑儀，招來對方反駁後又貶斥她「豬狗不如」。故此這類情緒式謾罵，在政界早已有之，只是「愛國」人士一向較多，而工聯會的梁富華更成為箇中焦點。當天他在議事堂內以「憂慮症」來形容民主派，法輪功和支聯會是患上「驚恐症」，新聞界受「妄想症」困擾，而陳日君則有了「老人癡呆症」，終日沉迷反對之中，可能成為「病態聖徒」。這種挖苦梁富華早有前科，兩年前他曾以「逼害妄想症」來形容要求修改《公安條例》的議員，豈料他再次用類似比喻來揶揄陳日君之後，卻犯下眾怒，給「敵對陣營」抓住。其黨羽見狀，立刻為梁富華言論降溫，解釋他不是針對整個教會和全體信徒，以免刺激更多市民在數天後上街。奈何覆水已是難收，連帶梁富華本身的議員生涯也因這次失言，要在任期結束後黯然告終（見第八章）。

這時候，人們在理性上看到政府漠視白紙草案等要求，不顧大眾的憂慮，感性上則聽到官員和親共政客一連串使人氣憤的說話，逼使「沉默的一群」要做點事情，向政府嗆聲。

（２４１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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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廿八　諮詢文件的魔鬼細節

2010-03-13T00:05:00.002+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外篇廿八　諮詢文件的魔鬼細節

雖然政府打算在短短十個月內為廿三條立法，但立法過程仍可分為三個時期。先是九月底開始的諮詢公眾期，歷時三個月。諮詢文件列舉了政府建議的立法內容，但這些建議並非最後定案。現論上政府會在收集公眾意見後，加以修改。第二階段便是政府在諮詢期結束後，順從民意修改部份建議，並草擬成藍紙草案，交給立法會討論。由於此乃藍紙而非民間要求的白紙草案，草案內的一字一句只能夠由官員和議員在議會討價還價一番後，於表決整條法案時，另行動議修訂法案部份內容。無奈議會由得票少於半數的「保皇黨」盤據著，政府能倚仗這幫人相挺到底，強行通過條例（另加官員願意作出的些微修訂讓步），氣得數十萬香港人在表決前九天，上街抗議。第三階段則是七．一大遊行過後，董建華還是要立法，但提出三大修訂，以換取法案如期通過，最後因自由黨打退堂鼓而被逼押後表決。本篇要探討的，是政府在第一階段提出的立法諮詢建議，以及箇中為人詬病的內容，第二及第三階段則見於外篇三十和外篇三十二。

概論
今天絕大部份香港人都認定廿三條是政府用來箝制公眾自由的武器，對董建華在大遊行後撤回條例草案，莫不額手稱慶，但其實他們通通誤會了（恐怕連中央高層也是如此），廿三條早就存在。這是因為廿三條並非無中生有、從頭開始立法，主權移交前，港英政府已留下相關條文，只是官員良久沒有運用那些法例來拘捕異己而已。因此與其說政府要立法，倒不如說官員計劃為廿三條而「改良」和補充現有法例（《刑事罪行條例》、《官方機密條例》和《社團條例》）。大律師公會在政府公佈諮詢文件前也明言不必立法，因為現有條例已經足以監管七宗罪裡頭的叛國、煽動叛亂等大部份罪行。剩下的分裂國家罪和顛覆罪，法律上雖沒有明文規管，但實質上仍屬於《刑事罪行條例》裡的「叛逆罪」。只要政府稍為修改現有條文，界定何謂分裂國家和顛覆，便完成廿三條的憲制責任，香港人為國家安全自行立法。連立場傾向北京的法律學者陳弘毅，也同樣覺得政府只需修改原文便可，不必大費周章。換言之，法律界最初的建議其實是保留嚴苛但已形同廢棄的舊法律。也許他們覺得大規模重新立法的話，政府會肆機擴權，遂覺得一動不如一靜，希望梁愛詩能高抬舉手，盡量保持現狀，讓惡法繼續冬眠。

可是梁愛詩沒有聽從（或北京一意孤行），堅持要大規模整理七宗罪條文，並順道刪除過時的字眼，例如「女皇陛下」、「英軍」等（註：因修改所有法例太麻煩，遂於主權移交之始通過《香港回歸條例》，規定所有法例條文的殖民地字眼，在主權移交後應理解為相對的「中國」、「特區」之類，以作權宜之計）。既然特區政府執意要把舊有惡法從冬眠中喚醒，重新審視，那麼法律界便希望官員能去蕪存菁，刪掉港英遺留下來不符人權的法律概念，並訂定精準的條文，以免出現政府可混水摸魚的灰色地帶，藉機排除異己而非對付外敵。例如法例應只限於制裁暴力等行為，而非禁制不同的政見，最好跟隨《約翰內斯堡原則》來平衡國家安全和人權自由，避免以言入罪。事實上，普羅大眾並非法律專家，不會對條文瞭如指掌。就算廿三條的影響輕微，人們也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平白吃官司，無辜惹麻煩，使人噤若寒蟬，更別說條文辛辣的話，誰敢吭聲？

結果政府在諮詢文件的建議，既是嚴苛，又含糊不清，被法律界猛烈批評。聽在官員耳裡，很可能感到不是味兒，因為他們不過是整理和補充一下現有條例而已，跟過去沒有多大分別。「愛國」人士更覺得侮辱，難明香港人為何容忍英國殖民者手握惡法，中國政府接管主權後稍為碰一下，卻惹來公眾反彈，不肯保障國家安全。然而香港人只是從道理出發，反對損害自由的條文，哪管是由港英還是特區制定。昔日的「容忍」，只是普羅大眾不曉得惡法早就懸在頭上而已。更重要的是，官員的建議非但換湯不換藥，保留舊有嚴苛的條文，還滲進多個新措施，包括准許警察不用搜查令也能進屋、記者只能報導官方資料等等。這樣子的廿三條，人們當然不肯接受，也令法律界的「低度立法」願望落空。經過二十三條關注組（關注組）大狀的「教育」後，人人都給嚇個半死，全城恐慌廿三條。即使政府花錢邀請一名官員口中擅長人權事務的英國大律師彭力克（David Pannick），撰寫了一份挺政府建議的報告書，人們還是寧願相信本地法律界所言。事實上，雖然葉劉淑儀斥責法律界「誇張失實、脫離現實」，但她自己也承認條例多少會影響人們的自由，梁愛詩亦說過廿三條是頭上的一把刀，陳弘毅更不違言政府的建議有「技術性問題」。而法律界只不過是告知大眾，要是字眼定義模糊的話，最終會演繹至什麼誇張地步。

很可惜特區政府對理性的進言置若罔聞，甚至為求趕及Ｏ三年七月通過草案，不肯延長諮詢時間，又拒絕公佈白紙草案，只說現在是適當的立法時機。這時候，少數支持政府的「愛國」人士搖旗吶喊，矢言立法是中國人應該做的事，並以身處反恐時代的美國為例，聲稱人家也有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反對政府建議的論者隨即反駁西方國家既有民主制度保障國民，自由人權亦凌駕於國家安全之上。說到底，廿三條條文寫得好不好，「愛國」人士才不管那麼多，用針對外敵的廿三條來嚴打「不聽話」的自己人，有啥關係？氣得陳日君暗斥這些人犯下「第八宗罪」－－煽動中央和特區政府之間的不信任。

叛國罪
根據諮詢文件，政府建議的叛國罪規管多種行為，包括發動戰爭、鼓動外國人入侵、協助交戰公敵、針對元首行為，以及隱匿叛國等。其中最具爭議的，莫過於隱匿叛國罪。

所謂隱匿叛國，就是政府要求人們互相監視。若果市民知道另外一人叛國，卻沒有舉報他，便觸犯隱匿叛國罪，可被監禁七年。此言一出，外界莫不視之為現代株九族，一人犯法便牽連身邊的人，使香港跌進極權社會。其實隱匿叛國罪並非香港首創，英國本身也有案例，然而這項罪名早就給國際社會視為侵犯人權的過時觀念，英國已有數十年不曾控以此罪，特區政府卻仍保留，難怪李柱銘指責官員參考外地情況後，集各國惡法於一身。梁家傑也以「木乃伊」來比喻此罪，勸勉政府不要讓木乃伊復活。在外界批評下，諮詢期開始才三星期，葉劉淑儀便宣稱考慮修改，由純粹「得知」某人叛國，改為「發現」他人的叛國「行為」才須舉報。諮詢期滿後，梁愛詩更徹底放棄這項罪名，是少數政府聽從民意、完全退卻而非稍作讓步之舉。

至於其他叛國行為，法律界均覺得字眼空泛含糊，沒有說清楚那些行為才算叛國。例如「發動戰爭」一詞，政府界定為跟外國人聯手推翻中國政府，又或是以武力或強制手段逼中國政府改變政策，甚至乎串同外人「恐嚇或威脅」北京，也算是「發動戰爭」。這樣下來，不涉及軍事武裝的行為，好像聯同國際組織，要求北京改變文化或社會政策，亦可當作「發動戰爭」，屬於叛國。更糟的是，「慫使和促致」別人犯叛國罪也會觸犯法律，可判罰終身監禁，於是言論自由受威脅，不符合《約翰內斯堡原則》－－言論須即時和直接引起他人犯法，才能入罪。按照政府的建議，香港學者無法像美國教授那樣，聯署反對國家出兵伊拉克或越南，否則便觸犯「協助與國家交戰的公敵」。到了最後，連慈善團體樂施會（Oxfam）也不禁害怕戰爭時期人道救援別國士兵，是協助公敵。因此大律師公會和關注組建議，「戰爭」一詞應局限於中國宣佈開戰或敵對狀態的時期，並同時做出暴力等個別行為，才算是叛國。除此以外，戰時的非暴力行為及和平時期的任何行動，通通不算叛國，大大收窄政府的建議。律師會也覺得「發動戰爭」的定義太闊，不宜採用。

但正如前面概論所述，官員或會覺得他們建議的叛國罪內容不算過份，因為大部份已存於現行的《刑事罪行條例》之內。好像「發動戰爭」一詞，政府的建議不但更新了現行條文，還界定何謂「外國人」。可是民間卻因為政府多年來備而不用「叛逆罪」，懵然不知香港法例原是那麼嚴苛，遂對建議反感。法律界則覺得官員應趁此良機，刪去過時的舊條文，豈料特區政府沿用隱匿叛國等殖民地惡法，自然無法接受。

分裂國家罪
諮詢文件建議的分裂國家罪，同樣犯下字眼定義不夠清晰的問題。但此罪的最大弊端，在於分裂國家並非世界認同的國家安全罪行，先進文明國家根本不把分裂國土當作一回事，好像加拿大容許魁北克省公投是否獨立，英國亦任由蘇格蘭人鼓吹分裂出去。這些國家有自信能說服少數民族留下，惟中國政府卻慣以君臨姿態，高壓對付西藏、回民等少數民族，不惜血流成河也要阻止台灣獨立，毫無信心挽回有離心的人。就是這樣，外國人能以平常心討論獨立，捷克與斯洛伐克可以「和平分手」，國際人權公約更准予所有民族享有自決權，北京卻視之為大逆不道，隨時準備動用軍隊血腥鎮壓分離活動，忘掉祖師爺毛澤東曾鼓吹建立湖南共和國，分裂國土。這就使香港處於夾縫之中，一方面《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為此罪立法，但另一方面，文明世界不覺得此罪大逆不道，只能接受特區政府立法禁止分裂國家的「行為」，不可妨礙人們談論台獨和藏獨，以及報導西藏流亡政府的動向，以保障言論和新聞自由。

至於條文本身，現存法律並沒有特意針對分裂國家罪，政府的建議是簇新的條文。諮詢文件公佈前十數天，有傳媒披露政府計劃禁止長期發表分裂或攻擊中央的過激言論，惹來以言入罪的恐慌。記者連忙追問中聯辦主任高祀仁，他也沒有否認。不過諮詢文件公佈後，卻沒有這樣的條文，只訂明以發動戰爭、威脅使用武力、嚴重非法手段等把中國一部份分離出去，或抗拒中央政府行使主權，才屬於分裂國家罪。然而什麼才是「嚴重非法手段」呢？怎樣才算「威脅使用武力」呢？還有叛國罪內曾出現的「發動戰爭」，這些空泛詞語，均教法律界難以接受。事實上，政府在諮詢文件內嘗試界定「嚴重非法手段」一詞，卻仍有灰色地帶，例如示威者要求大陸不要向宣佈獨立的台灣動武時燒車胎，可被視為「對財產的嚴重損害」、「危害他人生命」，臥路軌反對某項政策則是「嚴重擾亂基要服務或系統」，向政府網站發放大量電郵以示抗議便屬於「嚴重擾亂電子系統」，皆符合「嚴重非法手段」的官方定義，卻壓抑了集會和言論自由。更糟的是，若果反對北京的命令，例如人大釋法，很可能被當作「拒抗」中央政府「行使主權」（人大在釋法時便稱它是行使主權），屆時人們對北京的言行，只能閉嘴，但明明抗議中央某項政策跟分裂國家毫不相干。

對保安局來說，上述擔憂通通都是過慮，諮詢文件曾表明立法時會保障集會自由，葉劉淑儀更聲言台灣總統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只屬「分離」問題，並非「分裂」。可是官員的安撫，根本無人相信。始終不久以前，有「愛國」人士批評傳媒訪問台灣民進黨高層的前科。既然中立客觀的訪問也受責難，立法後政府豈能容忍同情獨立的意見？至於本地的親國民黨團體，亦害怕被指為「組織和支援」分裂活動而遭取締，以及私下不能慶祝「雙十國慶」。到了後來，連普通商人也擔心跟台灣企業做生意，因不知對方擁護獨立而惹禍上身。律師會也直言台灣官員訪問香港時所說的言論，可被當作抗拒中央行使主權，屆時是否要拘捕台官？於是關注組建議刪除「嚴重非法手段」和「抗拒」中央政府「行使主權」等曖昧字眼，並跟叛國罪一樣，收窄「發動戰爭」的定義，甚至要求政府容許民眾聲言贊成分裂，只有直接涉及暴力等行為才觸犯分裂國家罪。

值得注意的是，港英政府在撤退時曾為廿三條立法，當中分裂國家罪和顛覆罪最高刑罰只是判囚十年，特區政府則建議這兩項罪可終身監禁，跟大陸看齊，無怪乎當年北京反對港英越俎代庖。此外，官員建議的「嚴重非法手段」，包括干擾「基要服務」，教人聯想曾插播大陸衛星電視的法輪功。

煽動叛亂罪
七宗罪之中，煽動叛亂罪可說是最惹人憂慮的部份。畢竟香港有意叛國和分裂國家的人絕無僅有，批評特區政府或北京的則舉目皆是。若是異議可當作煽動，示威被視為叛亂，那麼香港還有言論自由嗎？說穿了，西方國家從歷史中學會無人掌握絕對真理，唯有各種意見能自由表達、互相討論，公眾才能了解真相，辨清誰是誰非。故此美國特別高舉言論自由，有憲法保障任何荒誕離奇，或大逆不道之說。無奈言論自由是舶來品，中共接受不來，反而經常以言入罪，跟香港南轅北轍。

一如前述的叛國罪，港英政府早就訂立煽動叛亂罪，特區官員只是整理改良一番而已，而且不少國家皆有此罪。外界甚至謠傳香港官員成功說服北京，放棄把重複攻擊政府的言論或文章列為罪行。但問題是，香港政府已有五十年不曾使用此罪，連諮詢文件也承認外地法院審理煽動罪的案例極少，關注組亦提醒公眾不少普通法國家如英國、加拿大和澳洲，均有人建議廢除此罪，只有馬來西亞才頻繁地使用煽動罪來整治異己。於是高官保留這項不合時宜的條文，便顯得他們有意在日後對付「不聽話」的市民。

那麼，條文嚴厲之處在哪呢？首先，政府建議的煽動叛亂罪界定為煽惑他人叛國、分裂國家或顛覆，乃至煽動他人製造嚴重危害國家或特區穩定的暴力事件或騷亂。如此一來，要是任何人呼籲市民參加遊行，聲討官員惡行，但後來遊行失控，出現動亂，那麼最初叫公眾上街的人，便隨時被控，但此人呼籲參加遊行時並沒有叫群眾暴動，只是想和平示威。此外，諮詢文件中「穩定」二字，在大陸等同不准人民吭聲，任何示威皆被當作破壞「穩定」。若此概念搬到香港，呼籲和組織遊行的人自然犯下煽動叛亂罪，連報導相關消息的記者也可能被指煽動，因為「意見、報導或評論」皆可入罪。於是關注組便建議政府跟從《約翰內斯堡原則》，只有某人的言論是意圖刺激群眾「即時」暴力騷亂，而群眾是聽了那人所說的以後才製造事端，此人才算煽動叛亂。否則十年前寫一篇罵政府的文章，刺激市民今天作反，撰文者也會被視為煽動十年後的騷亂。長此下去，誰敢批評官員的惡行？與此同時，政府建議煽動別人分裂國家或顛覆的刑罰，竟比大陸為重，使陳弘毅也看不過眼。

不過最多人愀心的，便是此罪同時針對煽動刊物－－任何人處理或管有可能煽動他人破壞國家安全的刊物，也算觸犯煽動叛亂罪。雖然官員明言公眾能夠以學術研究或新聞報導作抗辯理由，但實質上仍會影響出版自由，使人不敢發佈異議。這是由於教授和記者縱能幸運地抗辯脫身，出版商卻逃不掉罪責。久而久之，所有書籍報刊的出版商、印刷商以及報販書店，都不敢以身犯險，害怕印刷和出售政府不悅的書刊。屆時能抗辯的教授和記者便失去發表異議的渠道，亦無法找到「煽動」書籍來研究。至於普羅大眾，立法後也不敢購買呼籲市民上街反對廿三條的《蘋果日報》，以免被控管有煽動刊物。最終各間大學的圖書館長被逼一同站出來，反對政府的建議，讓公眾覺得廿三條十分可怕。

顛覆罪
根據諮詢文件，政府為了確保香港不會被利用作支援大陸顛覆活動，任何人以發動戰爭、使用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去脅逼或推翻中國政府，以至廢除國家根本制度，通通算作顛覆罪。暫且不說前面已談論過字眼模糊的問題，政府的立法建議等於說八九年全體市民皆觸犯顛覆罪。因為那年「春夏之交」，香港人紛紛「脅逼」中國政府聆聽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的民主要求，廢除共產黨專政的「根本制度」，今天民建聯的頭目當年也有份帶領群眾上街。這樣的結果，很荒謬吧？歸根究底，民主國家雖然同樣禁止任何人推翻政府，卻容許國民通過選舉「合法顛覆」政權，把表現差劣的執政黨拉下馬。北京的顛覆罪則是用來防民於口，為求共產黨千秋萬世、一統江湖，動輒向批評政府的人控以顛覆罪，哪管他根本沒有實際推翻行動。因此大陸跟外國的顛覆罪，本質上不同。更重要的是，當年香港人集體要求中共放棄獨裁，乃至國父孫中山推翻滿清政權，究竟是愛國者行為還是顛覆政府的罪犯呢？現在的親共紅人梁振英在六四屠殺後不久曾說過：「愛國不等於愛某個政府，不等於支持政府的某種言行．．．（香港人支援民主運動）都是為國家好，但北京方面是否這樣理解呢？」

不管怎樣，主權移交後，香港人早就不敢妙想天開。曾經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的支聯會，亦已轉型為紀念六四死難者為主，不敢直接井水犯河水。然而按照官員建議，支聯會隨時可能因為要求「結束一黨專政」，被特區政府指為「企圖干犯、串謀、協助及教唆、慫使及促致」他人「廢除國家根本制度」而遭取締，主席司徒華也要到牢獄渡過餘生。除此以外，此罪不僅有「其他嚴重非法手段」等模糊字眼，還多了一個「國家根本制度」。歷史上中共政策轉來轉去，鄧小平推行開放改革，在前任毛澤東眼中肯定是資本主義復辟，完全背離共產主義的一套，廢除了「國家根本制度」。於是什麼才是「國家根本制度」，誰也說不準，政府又怎能控告某人推翻國家根本制度呢？

就是這樣，關注組一如以往，建議官員訂定顛覆罪時，不要寫進「脅逼中國政府」之類的曖昧字眼，並接納《約翰內斯堡原則》，把監管範圍收窄至只有對中央政府安全有明顯和即時的暴力等行為，才算是顛覆罪。任何人只要不涉及武力，均可倡議改變中央或特區政府的「根本政策」，高喊「李鵬下台」也不算「威脅使用武力」推翻中國政府，藉此保障言論自由。事實上，中國元首鄧小平在六四前也說過，共產黨是罵不倒的。奈何特區政府不願接受法律界提議，也不肯把七宗罪服膺於《約翰內斯堡原則》，還辯稱此原則無法防避偷進國防電腦系統的黑客，以及正在籌謀顛覆的人，但明明政府仍可用不誠實使用電腦、非法藏有軍火等罪名，拘捕策劃顛覆者。

竊取國家機密罪
此罪最叫人憂慮的，不在於條文字眼，而是北京眼中的國家機密，範圍極廣。主權移交前的九三年，《明報》記者席揚因報導人民幣利率消息，便遭公安控以刺探和竊取國家機密罪，使香港人嘩然。本地記者對此極度不滿，因為一來這些金融訊息跟國家安全無關，二來部份內容已在外地報章報導過，不再是機密。於是普羅大眾對此罪毫無好感，著名喜劇演員周星馳亦在電影《國產凌凌漆》中，諷刺大陸幹部以偷看國家機密罪名來誣陷一名盲人。席揚事件後，數名外籍華裔學者同樣在大陸遭當作刺探國家機密的間諜，驅逐出境。

說回條文本身，政府在立法建議中，擴闊了規管範圍，使法律界和新聞界不滿。先是受保護的資料，不僅是原來的國防和外交，還打算包攬牽涉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資料，若有人將之披露，損害國家或特區安全的話，便觸犯了此罪。但問題是，那些資料才被視為涉及兩地關係的機密呢？如果由北京定奪，豈非把大陸的一套引進香港，使金融和傳染病爆發等平常資料也當作機密？事實上，葉劉淑儀也承認中央對機密資料的看法「有一定程度的份量」。這樣下來，香港將會失去曾蔭權口中的香港成功要素之一－－資訊自由。於是法律界便建議政府不要把兩地關係的資料列為機密，又或是收緊受保護資料的範圍，限定為可即時威脅國家安全的資料。

不過政府建議中最辛辣的部份，是禁止所有人披露未經政府授權的機密資料。原有的《官方機密條例》只禁止負責管有機密資料的公務人員和政府承辦商，以及私下向他們取得資料的人，披露出來。現在官員為了防範黑客直接盜取資料，便擴大至任何人若沒有官員授權，皆不准披露使政府損害的機密。梁愛詩甚至說若記者像席揚那樣，不肯透露消息來源，便等同偷竊，因為政府沒有授權他披露那些資料。如此一來，記者便無法採訪到官府內幕，只能成為政府喉舌，官員說什麼便寫什麼，閹割傳媒監督政府的「第四權」－－難道政府會把官員犯錯的資料授權予記者報導出來嗎？即使是不關乎國家安全的梁愛詩病情，特區政府也一度向外撒謊，直到傳媒踢爆後才承認她患了結腸癌。此外，記者可能在不知情下從互聯網等地方取得國家機密，轉載見報後才得悉那些資料原來未獲授權，因而無辜惹禍。

既是如此，大律師公會便建議政府刪去上述建議，要是機密資料已被公開，即使政府沒有授權，據之報導或研究的記者和學者也不用因此而入獄五載。與此同時，法律界跟新聞界均希望政府引用《約翰內斯堡原則》，讓記者和傳媒機構能夠以「公眾利益」作抗辯理由，好使他們儘管非法取得資料並披露出來，仍能免受牢獄之苦，否則記者撿到紀錄了官員違法的機密文件，也不敢公諸天下，以免惹官非。值得一提的是，關注組斟酌之處集中在非法披露的問題，以保障新聞自由，對《官方機密條例》內針對間諜的部份完全沒有異議。若支持立法的人罵他們妄顧國家安全，實是毫無根據。

取締組織
七宗罪最後兩條，是禁止外國政治組織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以及不准本地政治組織聯繫外地政治團體。這兩項罪名的源由，是六四時期北京眼見全體香港人踴躍支援絕食學生，心裡狐疑這是外部「反華勢力」煽動所致。儘管普遍香港人覺得此乃無稽之說，但中共還是在訂定《基本法》時，在廿三條加插這兩項罪名，以防香港人被外國鼓動。

結果十多年後，特區政府背離了原先的意思，不僅保留防範外國和台灣政府滲透的條文，還無中生有地打算禁制那些已被中央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取締的大陸組織的本地支部。政府這樣做，很可能是為了取締天天針對共產黨的法輪功而設（其時北京已禁制了大陸法輪功，但香港支部仍在合法活動）。根據政府的建議和保安局常任秘書長湯顯明的說法，只要中央定性某個大陸組織危害國家安全，那麼特區政府便會主動調查香港的同名組織有否從屬關係，若保安局長覺得有關連的話，便可即時查封，哪管該支部有否犯法。可是同樣的條文，也可套用在天主教身上。五十年前，教會內部從事社會服務的團體「聖母軍」，已遭大陸誤為軍事組織查禁，按照政府的建議，與之關連的香港「聖母軍」在立法後隨時受牽連，且別說香港教會跟大陸地下教會一向有聯繫。因此有「生存威脅」的天主教會極力反對廿三條惡法，陳日君更呼籲信眾上街抗議，以保障宗教自由。

另一方面，上述建議在法理上等於蓋了一道橋樑，繼居留權爭議後，再次把大陸法制引進香港，因為諮詢文件講明中央是界定那些組織威脅國家安全的「最後證明」，但北京的唯一標準純粹是該組織會否威脅共產黨獨攬大權，而非有否參與不法行為。於是法律界極力反對，要求刪除此建議。為了安撫民心，葉劉淑儀聲言中央在過去五十多年，不曾以國家安全罪取締任何組織。然而關注組仍視之為最危險的立法建議，嚴重破壞一國兩制，有論者更踢爆葉劉淑儀不盡不實，隱瞞北京曾以此罪的前身「反革命罪」來禁制團體（「反革命罪」在九七年才易名）。

更糟的是，《基本法》從未說過要「取締」任何組織，只是禁止跟外國政治組織的「活動」或「聯繫」而已，於是原有的《社團條例》已超出立法要求，政府無需訂立更多規矩。此外，一眾大狀也擔心「組織」的定義太闊，僅僅兩個人走在一起做某件事也可當作「組織」，無需架構存在。尤有甚者，不僅管理被取締組織的人會觸犯此罪，沒有參與犯法行為的幹事也可能被起訴。這還不止，任何人若「支援」這些被禁制團體的話，例如給予經濟援助或參與其中，可囚七年。如此下來，不僅被指牽涉國家安全的社團遭查禁，還擴大至所有曾捐過丁點錢的人或貸款給該社團的組織（包括銀行），以及該團體的普通會員，但這些會員卻不一定得悉團體幹過什麼「非法勾當」。

由此可見，有關取締組織的立法建議可說是一塌胡塗，非但遠遠超出立法要求，而且容許政府禁制組織時連根拔起，把牽涉其中的人通通抓起來，不管有沒有親身參與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於是大律師公會要求政府悉數刪除諮詢文件的建議，沿用原本的《社團條例》即可滿足立法要求，反正官員本身也說現行法例已經足夠防止外國政治組織牽涉本地政治事務之中，不必畫蛇添足地延伸至國內組織。很可惜，這只是爭議的開端，因為諮詢文件僅說遭禁制的組織可向獨立的審裁處上訴，以及審訊時要保護機密資料，至於閉門聆訊、缺席審訊等「魔鬼細節」，卻秘而不宣，直到政府於Ｏ三年二月公佈藍紙草案時才曝光，使法律界嘩然，也令公眾更恐懼廿三條。

警察權力
除了上述「七宗罪」外，另一項刺激市民害怕廿三條的，是特區政府沒由來地提議擴大警方權力。只要警司覺得有人正在破壞國家安全，若不即時行動的話會影響調查或失去證據的話，他便能指派下屬進入任何私人地方，無需法庭簽署搜查令。如斯建議，把香港人嚇破膽，成為政府可藉廿三條濫權的最有力證明。

法理上警方若為了制止即將發生的罪案，可無需法庭搜查令而進入私人地方。然而單純調查的話，則需要法官簽署搜查令。於是官員覺得這是「一大弱點」，建議警司可在調查牽涉「七宗罪」的案件時，進入和搜查任何地方，以及拿走任何物件，無需法庭搜令，並擴大警員調查疑犯銀行戶口資料的權力。此議一出，頓時嘩聲四起。事實上，即使廉政公署在七十年代肅除了貪污，香港警察仍不時出現「樹大有枯枝」的情況，有高級警司因觸犯法紀而鋃鐺入獄。要是任由普通警司自覺有「合理理由」便能破門入屋的話，肯定出現濫權。於是普羅大眾均反對警察有機會隨便進屋搜查，論者則紛紛引用西方諺語「Home is a man's castle」來說明家是每個人的堡壘，不容警員任意闖進。法律界亦點出政府的建議違反了《基本法》第廿九條－－禁止任意搜查和侵入民居住宅，關注組成員吳靄儀也在立法會內質問政府，法官只需四小時便能簽發搜查令，為何如此心急？無奈葉劉淑儀隨即反駁，聲稱繞過法院的話，五分鐘便可行動，跟四小時「相差好遠」。

除此以外，警方不但可以在他們認為「緊急」的情況下進入私人住宅，還能出入圖書館、報館等地方沒收煽動刊物，並拘捕管有此刊物的人，使圖書館管理員跟記者大感恐慌，群起反對。說到底，特區政府根據足足兩百年多前的英國案例去擴大警權，教人大感不惑，徒惹民眾對廿三條反感，除非官員真的打算日後為所欲為。

時限
政府立法建議中其中一個較少人提及的弊端，是官員打算撤銷檢控時限，使政府可以在多年後秋後算帳。當中港英遺下的叛逆罪設有三年期限，煽動罪則必須於半年內檢控，限期過後便不可追究。然而特區政府卻覺得不應因時限而放過嚴重罪行，遂建議撤銷時限。法律界則恐怕政府可趁機翻舊帳，清算前朝異己，遂要求政府保留追溯期，甚至為了保障新聞自由，限定政府只能在半年內檢控竊取國家機密的人，逾期便不能起訴。無奈關注組的建議，只是對牛彈琴。

外國人身份
另一個鮮為人提及的禍患，是廿三條的追溯力不僅沒有時空限制，也沒有地域限制。特區官員覺得既然身處海外的香港人可以得到中國領事保護，特區政府亦保護了他們留在香港的家人和財產，那麼政府有權得到「域外效力」，嚴控香港人在外地有否犯下「七宗罪」。同樣道理，待在香港的外國人因為受到特區政府保護，只要他們在香港境內觸犯廿三條，便可拘捕。非但如此，政府還打算援引欺詐罪行的域外效力，若果罪行跟香港有關，特區法院便可審訊在海外犯法的任何國籍罪犯。於是在外地支持台獨或藏獨，又或者煽動香港出現叛亂（若有的話）的外國人，以至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見者，均受廿三條約束。

然而法律界卻覺得政府的建議，一點也不可行，特別是香港有很多擁有雙重國籍的人，出現雙重效忠問題。舉個例說，倘若加拿大跟中國開戰，移民到加拿大的香港人若支持當地政府，便觸犯香港的叛國罪，但支持中國嘛，卻又可能被加拿大視為叛國，左右不是人，最終要放棄香港人身份，不再回流。再者，一些行為如支持藏獨活動等，在外地不算犯法，參與其中的香港人可能不知道回來後可遭特區政府翻舊帳，更別說外國人不知道在本國支持藏獨，進入香港時會惹麻煩，無怪乎外國政府對廿三條大表關注。既是如此，關注組便希望政府取消域外效力，以免嚇跑到香港居住或公幹的外國人，使香港不再是國際城市。

（１０７８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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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第一回合

2010-03-12T00:05:00.002+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１１　第一回合

介紹完所有參與廿三條爭議的「角色」後，就讓我們看看廿三條風暴的始末。一直以來，香港人懼怕主權移交後會喪失自由，因此北京不敢挑動其神經，廿三條只能按兵不動。可是到了Ｏ二年，中國接管香港達五載，民心看來歸順了不少，董建華亦順利連任。人們不再憂慮失去自由，經濟逆境下只談飯碗。這一切皆使中共覺得是時候為廿三條立法了。自年初開始，坊間便流傳政府快要立法，梁愛詩上京述職時，人大委員長李鵬亦刻意提及廿三條。儘管董建華其後在連任就職時說他會「急市民所急」，首要工作是解決失業和經濟，還說人們已厭倦爭鬥和內訌，但礙於北京的吩咐，不到三個月他便宣佈廿三條立法，挑起更大的爭端和民眾的恐懼。事實上，早在ＯＯ年梁愛詩已透露律政司為廿三條擬定好資料文件，只待保安局（中央？）決定何時立法。

按照董建華的如意算盤，梁愛詩和葉劉淑儀是最適合挑起廿三條大樑的人選。身為律政司長，梁愛詩固然要負責起草法律條文，湊巧她在胡仙事件後，一沉百踩，不怕因廿三條而再添污點。儘管梁愛詩身體不佳，本想退休，北京仍不斷挽留，就是希望她能「捱義氣」處理好燙手山芋，才黯然卸任，讓繼任人以「清白之軀」在立法後上台（傳聞是Ｏ二年中擠身行政會議的廖長城）。至於葉劉淑儀，居留權一役她曾以強硬手段擺平爭議，使人相信她定能不負所托，完成立法任務。且別說群眾覺得她阻擋百萬大陸人湧入，有莫大「功勞」，成為民望數一數二的官員。加上她有別於甩不掉因循保守心態的政務官同僚，努力做好向外推銷政策的問責局長，其熱忱值得信賴。

有了以上部署後，特區政府卻秘而不宣。明明京官已再三論及廿三條，副總理錢其琛更明言法輪功若與外國有聯繫，可按廿三條取締，一眾高官仍不肯承認即將立法。從Ｏ二年初到九月公佈諮詢文件前五天，即使官員已經約見法律界傾談，葉劉淑儀還是說未有立法時間表，然後在胡振中逝世後翌日，突然拋出諮詢文件，邁出立法第一步。幸而民間社會沒有怠慢，眼見山雨欲來，媒體不斷報導快要立法的「流言」，「宣揚」廿三條的潛在禍患，有團體甚至在公佈立法前兩天便遊行反對。一些輿論亦責難政府在經濟衰退下，「不務正業」，無端端費神為不受歡迎的廿三條立法，外國政府也關注立法後會否磨去香港的獨特地位。

九月廿四日，政府公佈廿三條立法諮詢文件。在維時三個月的諮詢期內，各方可能受影響的團體，四方八面湧出來訴說其恐懼。當中少不了法輪功、支聯會、親台灣國民黨團體等「高危人士」，唯恐北京在立法後下旨取締他們。天主教會亦基於類似原因，害怕終有一天跟大陸地下教會遭受同一命運，失去自主權。民間團體則眼見特區政府對他們越來越不友善，開始以《公安條例》控告示威者，天曉得廿三條立法後政府會否動輒以煽動或顛覆為由，拘捕他們。至於傳媒，更是極度抗拒廿三條。鑑於中國政府在主權移交前，曾以竊取國家機密罪拘禁香港記者席揚，傳媒追訪新聞便猶如「以身試法」。更甚的是，此罪名隨時動搖香港金融業的根本，因為席揚純粹是報導關乎人民幣的財經消息，完全不涉政治。若香港跟隨大陸標準，資訊將受限制，影響營商環境，這便是國際社會加倍關注廿三條的原委。這還不止，圖書館管理員也察覺他們同樣受廿三條箝制，隨時因收藏「煽動」刊物而犯法，逼得各間大學的圖書館長跑出來陳情。事實上，馬克思（Karl Marx）的著作有論及武力推翻政權，毛澤東也曾鼓吹建立「湖南共和國」，分裂國土，兩者皆有觸犯廿三條之嫌。結果諮詢期還未結束，五湖四海的人已紛紛站出來，使公眾逐漸明白廿三條將會損害新聞、言論、宗教、學術和資訊流通等各種自由，在心裡留下陰影。人人都曉得立法後不可以亂說話，台獨和藏獨更是禁忌中的禁忌。

面對各方憂慮，身為問責局長的葉劉淑儀，努力向外解釋，例如政府已考慮國際人權公約等，以安撫民心。可是每當她許諾特區政府不會以言入罪或隨便拘捕人，即時被指是「人治」。這是由於香港是法治社會，法官只會按照法例來判案，葉劉淑儀的口頭保證根本起不了作用。故此關鍵之處是要寫好條文，以免政府能鑽空子對付異己，禍及無辜市民。再者，過去政府還原惡法時，曾說過會善待和平示威，但此際官員已食言，把數名示威者扭送到法庭，法官亦根據還原了的惡法判刑。這樣下來，誰可相信葉劉淑儀的口頭諾言？更不用說立法後警方無需法庭簽署搜查令，便能入屋搜捕，教人更懼怕廿三條。

另一方面，政府的立法步驟，同樣惹人非議。打從一開始，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便明言，廿三條的七宗罪中，大部份其實已受現行法例規管，只消整理一下和添補尚未賦予定義的小部份，便符合《基本法》的自行立法要求。偏偏特區政府硬是要重新整理一遍七宗罪，逼使法律界全面應戰，審視每一宗罪。諮詢期內，以大律師公會為首的法律界發現政府建議的立法字眼定義模糊，市民容易誤踩陷阱，影響香港由來已久的自由（詳見外篇廿八）。與此同時，吳靄儀等人一早就建議先由「法律改革委員會」商議需否立法，政府不理後復提議官員採用「白紙草案」，以訂定完備的條文。所謂白紙草案，是指政府諮詢市民意見後寫成的臨時草案，可隨意修改，各方接受後才寫成「藍紙草案」交立法會審議。因此藍紙草案形同最後版本，任何修訂需要議員表決通過，比白紙草案困難得多（別忘記議會由「保皇黨」佔據著）。過去政府制訂具爭議或複雜的條例時，會刻意多走一步，先草擬「白紙草案」，再三諮詢公眾，使條文去蕪存菁。無奈這次立法，官員對民間要求充耳不聞，誓要跳過白紙草案這一步，葉劉淑儀甚至不屑地指這不過是顏色不同而已，不肯多等一會兒，盡現橫蠻姿態。

這時候，人們開始發覺政府打算快刀斬亂麻，為求匆匆立法，妄顧條文陷阱。葉劉淑儀更說漏嘴，揭露政府在諮詢期內，已經偷步預先草擬立法指引，在在顯示她不過是假諮詢而已。外界認定政府為了避免打擊民建聯在翌年區議會選舉的選情，不肯慢慢地好好立法，並設下Ｏ三年七月立法「死線」，以免夜長夢多。梁愛詩也說立法時間拖得太長的話，會引起更多人上街，豈料日後適得其反。說到底，中共本身在八十年代訂立《國家安全法》時，曾花足足十年時間，特區政府推行合法賭波也要忸怩兩年，卻妄圖在十個月內訂定爭議巨大的廿三條。任何一個稍有常識的人見狀，定必對廿三條起戒心，無法不懷疑政府的動機，更別說主權移交以來，香港不曾發生牽涉國家安全的案件，政府毫無必要這麼急躁。

（２５３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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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廿七　七百一十四位精英

2010-03-11T00:05:00.004+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外篇廿七　七百一十四位精英

除了立法會內有一班「保皇黨」，確保政府議案總是能夠通過之外，議會外也有數百名權貴，不是愚昧地覺得董建華英明神武，只有他一人才能帶領香港脫離厄運，便是為了保障私人或企業利益，盲目順從北京的意旨，於Ｏ二年提名董建華連任特首。

下列七百多名提名董建華連任的人，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親共人士，北京愛誰當特首，他們不願意也得盲目跟隨，即使他們認定董建華庸碌無能。這批人之中，只有政協雲大棉獨排眾議，拒絕提名。第二類則是商界領袖，部份人本身是企業老闆，甚至是城中富豪，其餘則是企業代表或高層人物。這批人為了避免得罪北京，影響做生意的機會，只能唯唯諾諾，縱使不滿也要玩這場表態效忠的「遊戲」，提名董建華連任，同樣沒有自由意志。更糟的是，這場「遊戲」淪為彰顯富豪地位的角力場，安插越多有關連的人（有人說可多達數十個）進去，便顯得越有權力和地位，無怪乎外界批評小圈子選舉帶來官商勾結。

最後一類則是專業界別的代表，最有本錢拒絕提名董建華連任，特別是不用北上做生意打交道的人。奈何這些界別，均有人跟紅頂白，亦可能是跟隨大老闆的意思，當了一回「識時務」的俊傑。總言之，在草根百姓眼中，這七百多人看似是社會精英，見識一流，實質上卻淪為舉手機器，有份把香港進一步推落深淵。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選舉事務處的網頁，沒有上載提名董建華連任的七百多人的名字。以下提名或不提名董建華的名單，是由不同地方湊合而成，當中或有錯漏。不管怎樣，有資格提名特首的「選舉委員會」共有八百人，但實際上只有七百九十四位。這是因為黃宜弘、楊耀忠和范徐麗泰因具有人大和立法會議員雙重身份，每人多佔了一個席位。與此同時，身兼人大的中聯辦主任姜恩柱因為不是香港永久居民，沒有資格投票。還有漁農界的陳志光和高等教育界的梁展鵬，在提名期間已經去世，來不及補選替代。因此有資格提名特首的人，只有七百多位。

現在就讓我們認識一下，到底是誰在經歷董建華五年統治後，仍這麼有「眼光」提名他，或拒聽北京的意旨。

［提名董建華連任的７１４人］
飲食界全數１１人
伍德良　胡　麟　胡　珠（曜麟）　袁兆英　張煒林（浩源）　陳裕光　麥燿堂（唯靈）　
馮仲佳　楊位醒　駱國安　簡衛華

商界（第一）全數１２人
Barrie Cook　洪承禧　夏利萊（Hari Naroomal Harilela）　袁耀全　高鑑泉　楊國琦　
萬大衛（David John Rimmer）　董建成　蔣麗莉　鄭維志　鄧祖國　黎葉寶萍

商界（第二）全數１２人
甘廣寧（甘寧）　余國春　林光如　胡國祥　陳小玲　黃守正　劉宇新　鄧　焜　霍震寰　
羅煥昌　譚福添　關汪洲

香港僱主聯合會全數１１人
Victor Stanley Apps　吳智明　李唯仁　阮紀堂　林李靜文　胡法光　胡曉明　陳祖澤　麥建華　
羅友禮　蘇澤光

金融界全數１２人
孔令成　王守業　吳文拱　林炎南　林廣兆　柯清輝　袁偉強　陳智文　陳樹標　葉德銓　
廖烈文　鄭海泉

金融服務界全數１２人
司徒振中　余維強　李佐雄　李君豪　李耀新　范佐浩　張天生　張華峰　許照中　陳葆心　
陳銘潤　鮑綺雲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全數１１人
于學忠　吳世榮　李樹仁　林　勁　張小傑　張永言　陳庭有　陸建英　黃建源　黃婉儀　
顏文浩

酒店界全數１１人
George Colin Magnus　呂志和　呂尚懷　呂慧瑜　李　寧　李泓熙　李漢城　
夏加利（Gobind Naroomal Gary Harilela）　陳天佑　楊碧瑤　羅義坤

進出口界全數１２人
丘銘劍　岑麗儀　李秀恒　林宣武　區永熙　張明敏　單志明　黃定光　黃明輝　黃英豪　
鄭啟明　嚴日初

工業界（第一）全數１２人
佘繼標　林健鋒　倪錦輝　唐英年　孫啟烈　梁君彥　陳少瓊　陸　地　黃鐵城　楊革新　
葉傑全　羅仲榮

工業界（第二）全數１２人
周潤賞　林輝實　林學甫　冼漢鑌　梁欽榮　陸增鏞　楊孫西　葉慶忠　劉文煒　蔡衍濤　
盧文瑞　蘇包陪慶

保險界全數１２人
吳俞霖　秦鈺池　陳炎光　陳健波　曾漢強　黃國礎　劉奇喆　劉漢強　蔡中虎　蕭亦煌　
謝仕榮　藍義方

地產及建造界全數１２人
Keith Graham Kerr　何鴻燊　李兆基　李嘉誠　徐耀祥　梁志堅　梁海明　郭炳江　郭海生　
陳啟宗　黃志祥　關治平

紡織及製衣界全數１２人
方　鏗　王克繼　李乃熺　李仲潮　汪建中　陳瑞球　陳鴻基　陳鎮仁　楊振鑫（楊釗）　
羅建生　羅樂風　關幹華

旅遊界全數１２人
周潤祥　侯叔祺　袁家齊　許漢忠　陳立志　黃士心　黃家倫　黃照康　楊偉添　萬德明　
葉慶寧　盧瑞安

航運交通界全數１２人
文漢明　司徒家成　伍占美　吳楚妹（玉娟）　李德森　易志明　邱戊秀　奚治月　曹文錦　
劉克溪　劉慶祺　鄭克和

批發及零售界全數１２人
田北辰　余壽寧　余鵬春　李子良　李敬天　李應生　林振永　林貴昌　孫大倫　馬景煊　
馬墉宜　郭志一

會計界全數２０人
方　中　龍佩蘭（左龍佩蘭）　甘博文　任枝明　李兆銓　李家暉　周光暉　范尚德　盛慕嫻　
陳茂波　陳記煊　陳普芬　彭準來　黃龍德　雷添良　劉華森　霍君榮　謝孝衍　鍾瑞明　羅君美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何　弢　何承天　吳享洪　李景勳　李頌熹　林和起　許文博　曾正麟　黃　山　葉滿華　
廖敬棠　蒲祿祺（Charles Nicholas Brooke）　劉秀成　劉紹鈞　潘承梓　潘國城　鄧偉文　
謝偉銓　鍾華楠　譚小瑩

中醫界全數１９人
伍卓林　何宗聲　何家昌　何國璋　余　匯　吳英鑑　吳鍾能　袁啟順　張國華　
張　生（張煒生）　陳炳樞　陳茂強　曾洪華　黃　傑　趙少萍　潘伯新　談靈鈞　關之義　
蘇健康

教育界
何景安　何漢權　李傑江　曹啟樂　梁兆棠　梁炳華　梁榮能　麥桂圃　馮文正　蔡國光　
譚萬鈞

工程界
吳惠明　唐一柱　梁天培　梁廣灝　陳乃強　陳兆根　陳清泉　陳漢銓　陸宏廣　黃國禮　
黃景強　黃澤恩　詹伯樂（Ronald James Blake）　潘樂陶　鄭漢鈞　嚴鎮南

衛生服務界
呂慶培　李明佩　林崇綏　曹聖玉　黃再英　黃柏良　黃景新　黃瑞玲　黃綺麗　黃燦鴻　
趙雪蓮　蔡錫聰　鄺耀深　龐愛蘭

高等教育界
何炘基　岑嘉評　李澤楷　沈雪明　周永新　張雙慶　陳志煒　陳振華　程介明　黃玉山　
黃肅亮　潘國濂　譚尚渭　譚鳳儀　關海山

資訊科技界
何沛德　吳長勝　李景衡（李景行）　容啟泰　容啟寧　馬志強　區煒洪　莫乃光　麥鄧碧儀　
曾勵強　黃河清　黃景輝、楊國強　鄭利明　盧偉國　賴錫璋　簡文樂　簡永基　譚偉豪

法律界
吳　斌　李偉民　胡漢清　梁雲生　清　洪　傅德楨　黃乾亨　黃嘉純　廖長城　蔡克剛　
蕭詠儀　鮑德禮　薛建平

醫學界
方津生　史泰祖　朱建華　李志強（李深和）　李家仁　李健鴻　李國章　李紹鴻　阮中鎏　
周鎮邦　招顯洸　梁明娟　陳以誠　黃樹德　楊超發　葉維晉　潘德鄰　蔡　堅

漁農界全數３９人
尹廣霖（尹林）　石松生　成火南　何觀發　吳肇文　吳錦泉　李　漢　林吉勝　林根蘇　
冼大敏　馬木根　張少強　張日祥　張志榮　張明合　梁炳坤　梁偉英　梁廣熔　郭　蘇　
陳汝旭　陳志明　彭華根　曾恩發　曾國強　黃　火　黃火金　黃瑞勳　黃廣榮　溫水平　
溫金泉　劉國輝　鄭丁富　鄭伙有　鄭金娣　鄭景文　黎勝仔　黎德全　盧蔭強　鄺志偉

勞工界
何志堅　呂燦錦　李永生　林淑芬　林淑儀　林錦儀　洪　炳　唐煥甜　袁福和　張志雄　
張培生　梁志剛　梁紅卿（梁鳳卿）　梁國忠　梁榮佳　莫國榮　連陽平　陳　彬　陳志光　
陳明亮　陳榮宗　馮萬如　黃乙昌　黃柏勝　黃國健　趙贊安　劉吉良　劉志華　潘杜泉　
潘景順　蔡鎮華　蔡觀偉　謝愛紅　簡志成　羅東旗

社會福利界
王景兒　古嫣琪　李炎昌　阮曾媛琪　周賢明　林長志　邱浩波　姚順好　姚鴻志　郁德芬　
袁志海　梁佩瑤　梁悅明　梁魏懋賢　莫漢輝　陳錦祥　黃萬成　楊家正　溫麗友　鄧良順　
鄧惠雄　鄧燕萍　賴錦璋　錢黃碧君　顧振華

體育界全數１０人
王華生　余潤興　李　歡　李群華　貝鈞奇　洪祖杭　梁適華　許晉奎　程萬琦　潘業勤

演藝界全數１０人
利雅博　吳天海　吳思遠　李國興　洪祖星　許冠文　陳榮美　馮　琳　馮添枝　譚詠麟

文化界全數１０人
何志平　李錦賢　周永成　徐　淦　梁漢威　費明儀　陳杏葵（陳劍聲）　陳達文　陳寶珠　
鄒允貞

出版界全數１０人
石漢基　李祖澤　李慶生　沈本瑛　冼國忠　許超明　陳松齡　陳萬雄　曾協泰　黃　旌

立法會
丁午壽　田北俊　石禮謙　朱幼麟、何鍾泰　吳亮星　呂明華　李家祥　李國寶　周梁淑怡　
胡經昌　馬逢國　張宇人　梁富華　梁劉柔芬　許長青　陳國強　陳婉嫻　陳智思　陳鑑林　
勞永樂　曾鈺成　黃宏發　黃容根　楊孝華　葉國謙　劉江華　劉炳章　劉皇發　劉健儀　
劉漢銓　蔡素玉　鄧兆棠　霍震霆　譚耀宗
黃宜弘　楊耀忠兼有人大身份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
王英偉　王敏剛　吳康民　吳清輝　李宗德　李偉庭　李連生　李澤添　李鵬飛　倪少傑　
袁繼昌（袁武）　馬　力　曹宏威　梁秉中　陳永祺　陳有慶　陸達兼　曾憲梓　費　斐　
黃光漢　黃保欣　溫嘉旋　鄔維庸　劉佩瓊　鄭耀棠　盧重興　薛鳳旋　簡福飴　羅叔清　
譚惠珠　釋智慧
黃宜弘　楊耀忠兼有立法會議員身份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
古勝祥　伍淑清　何柱國　利漢釗　吳朱蓮芬　李東海　李家傑　李國強　李澤鉅　汪明荃　
阮北耀　林貝聿嘉　施子清　胡應湘　胡鴻烈　韋基舜　唐翔千　徐四民　徐展堂　徐國炯　
張雲楓　張閭蘅　梁尚立　莊世平　陳文裘　陸達權　黃克立　楊　光　鄒燦基　榮智健　
潘江偉　潘宗光　潘祖堯　蔣麗芸　鄭家純　鄭張永珍　鄭耀宗　謝中民　羅康瑞　關高苕華　

鄉議局全數２１人
文富穩　成漢強　何新權　李志峰　李耀斌　林偉強　林國昌　林照權　香灼璣　翁志明　
張學明　梁國輝　彭鏗然　葉天養　劉運喜　鄧南盛　鄧致祥　鄧國綱　鍾偉平　簡炳墀　
羅錦輝

區議會全數４２人
丁毓珠　仇振輝　方錦鴻　王國興　王敏超　王紹爾　吳錦津　李達仁　周厚澄　周轉香　
林乾禮　林康華　侯瑞培　韋國洪　凌文海　孫啟昌　高寶齡　梁　庭　梁英標　梁健文　
郭必錚　陳　東　陳金霖　陳若瑟　陳捷貴　陳雲生　彭長緯　黃戊娣　溫悅球　溫學濂　
葉國忠　蔡根培　鄭俊平　鄧其達　鄧慶業　蕭婉嫦　戴　權　鍾樹根　簡志豪　蘇炤成　
蘇開鵬　蘇綺麗（呂蘇綺麗）

宗教界（回教）全數６人
Robbya Hassan　羽智雲　徐錦輝　脫志賢　脫瑞康　脫楊少珍

宗教界（道教）全數６人
丘福雄　吳耀東　周　銘　梁　津　湯國華　趙鎮東

宗教界（孔教）全數７人
岑才生　胡國賢　徐守滬　袁仕傑　湯恩佳　羅景雲　顧思聰

宗教界（佛教）全數７人
林漢強　楊錦珍　葉瑞卿（釋演慈）　黎時煖　覺　光　釋果德　釋衍空

宗教界（天主教）全數７人
宋雲龍　李崇德　姚易明　姚明強　徐錦堯　張俊挺　鄭　彪

宗教界（基督教）全數７人
朱初昇　唐大威　馬宋玉　莊沁如　陳聖光　陳劍光　陳樹安

［沒有提名董建華連任的８０人］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譚小瑩

教育界
吳淑櫻　李富成　徐漢光　翁巧香　區伯權　陳　洪　陳杏英　陳漢森　黃克廉　潘天賜

工程界
卜國明　郭志德　陳伯芳　譚永泰

衛生服務界
陳港養　曾秀梅　黃　河　鄭炳樞　黎雪芬　蘇肖娟

高等教育界
張炳良　張國華　陳文鴻　熊永達

資訊科技界
劉嘉敏

法律界
李樹旭　梁家傑　陳景生　湯家驊　黃仁龍　黃敏杰　翟紹唐

醫學界
梁家騮　謝鴻興

勞工界
吳慧儀　陳偉麟　劉國聲　劉惠文　蔡志明

社會福利界
吳文穗　李迦密　狄志遠　林　強　梁玉麒　許錦成　郭烈東　陳永健　陳麗雲　馮一柱　
馮可立　黃鳳玲　蔡海偉　蔡劍華　黎培榮

立法會
司徒華　何秀蘭　何俊仁　余若薇　吳靄儀　李卓人　李柱銘　李華明　李鳳英　涂謹申　
張文光　梁耀忠　陳偉業　麥國風　單仲偕　馮檢基　黃成智　楊　森　劉千石　劉慧卿　
鄭家富　羅致光
范徐麗泰兼有人大身份（註：范徐麗泰其時為立法會主席，為表中立才沒有提名）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
曾德成（註：曾德成其時為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的官方身份，不便提名，以示中立）
范徐麗泰兼有立法會議員身份（註：范徐麗泰其時為立法會主席，為表中立才沒有提名）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
雲大棉

（３８９８字）

目錄
上一章節：４．１０　橡皮圖章
下一章節：４．１１　第一回合

４．１０　橡皮圖章

2010-03-10T23:50:00.003+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１０　橡皮圖章

香港人流行一句話：「一隻手是拍不響的」。無論民間團體、政黨、律師、傳媒以至教會喊得如何聲嘶力竭，若是沒有另一方的「配合」，實在難以動員數十萬人上街。前面講過葉劉淑儀的強悍姿態，被不少人斥其處事橫蠻，這裡要介紹的，是長期為董建華護航的「保皇黨」，以及特區政府越來越不講道理的作風。

自從北京決定收回香港之後，便四出招攬（統戰）各界精英。及至八九年大陸出現民主運動，不少政界人士積極參與，還組成民主派，自此中共改變了策略，不再吸納各方人士，改以敵我之態看待民主派，並扶植民建聯等忠心的政團，跟民主派爭一日之長短。事實上，民建聯長期不肯正名為「黨」，創會主席曾鈺成又不敢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彷彿在說他們是中共支部。然而民主派常常得到過半選民支持，北京遂定下一套複雜的制度，如功能組別選舉、分組點票、限制私人草案、「殺局」（刪除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在區議會加入委任議員等，形成畸型的政治生態，使民主派淪為議會的花瓶，既失去推動政策的權力，在立法會內也只有捱打的份兒，即使得票逾半卻反而淪為少數份子。唯一可做的便是抗議幾聲，怒吼幾句。坐在對面的官員則「意見接受，態度依舊」，反正有「保皇黨」撐腰，重大議案不愁通過不了。

這裡要特別說明一下「保皇黨」在議會的立場，因為這是官員能夠要風得風的關鍵所在。由於民建聯、工聯會、港進聯等均是中共培植的政團，所以他們的「天職」便是「保皇」，替欽點的董建華護航。當他們在立法會議決時，要表態支持政府。奈何政府政策不一定深得民心，特別是董建華的施政弄得一塌胡塗，民建聯太過「聽話」便可能在選舉中遭選民唾棄。於是他們對爭議較大的議題立場曖昧，令人搞不清楚他們的真正意向，一不留神便以為民建聯跟選民立場一致反對政府。只有憑小圈子奪取功能議席的親共團體，如港進聯，才省得向公眾耍這套把戲。事實上，根據大學調查，多達十七位議員在三年多的任期，從來沒有向政府法案投過反對票。

就是這樣，身為工會的工聯會在特區政府廢掉勞工集體談判權時，竟然沒有反對。九九年政府計劃紅磡海底隧道加價一倍，公眾大感不滿，怯於民意的民建聯聲言反對，卻又替政府「擔心」法律真空，想投票支持官員，立場翻來覆去。同一天民建聯更炮製一幕主席曾鈺成給運輸局長吳榮奎「抱住」，沒法去投票反對增加泊車收費的鬧劇，讓政府加費議案順利通過。至於居留權一役，民建聯自然緊隨官方立場，聲援葉劉淑儀用釋法來解決爭端。還有第一章討論過的公屋短樁醜聞，礙於選舉臨近，加上房委會主席王䓪鳴已經宣佈辭職，政府威望盡喪，民建聯才敢「落井下石」，投票贊成對她和英國裔的房屋署長苗學禮的不信任動議。一俟選舉結束，民建聯便回復「保皇」本色，袒護同期發生的民調風波主角路祥安，不論是成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還是要求終止聘用他，民建聯皆「保皇」到底。到了後來，哪怕曾鈺成聲言他們無義務支持政府，民建聯還是在公務員立法減薪、削減大學經費等事情上，於表決前夕忽然「轉軚」，為政府擋駕。

總言之，民建聯「天生」的立場是，在政治議題上緊隨北京意旨，沒有自由意志，「阿爺吹雞，全部跪低（北京喊集結，全部都跪下）」。至於民生議題，無傷大雅的不妨「扭計」一下，好像跟其他政黨組成「八黨聯盟」，跟政府爭取小恩小惠，好向選民交代他們成功爭取這樣那個。但若果官員在重要事情請求「幫忙」，民建聯還是要變卦，乖乖的投票支持政府。這種做法，難免給人批評整天「轉軚」。到了Ｏ二年，民建聯藉著董建華在第二屆任期推行問責制，跟工聯會和自由黨的代表晉身行政會議，合組「執政聯盟」（見第一章）。對政府而言，新安排可確保這些「保皇黨」連民生議題也投下贊成票，不再「扭計」，鞏固政黨的票源，然而實際上，卻是董建華反過來日漸受三大黨影響，特別是對曾鈺成言聽計從。廿三條一役，特區政府不顧數十萬民眾上街反對，寧願修改法例也堅持硬闖立法會，就很可能是曾鈺成的主意。

不管怎樣，隨著「保皇黨」永遠把持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日後更擠身政府高層決策的一份子，久而久之，麻痺了官府上下。部份高官有恃無恐，展示赤裸裸的霸權。對民主派惡意的謾罵也好，善意的提點也好，官員跡近充耳不聞。任何不合董建華心意的「噪音」，淪為「香港仍有言論自由」的佐證，對政府則起不了任何壓力，一句「特區政府尊重不同的意見」，就把異議搪塞過去。Ｏ一年立法會審議《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余若薇等人點出條文讓中央擁有罷免特首的無限權力，有違《基本法》，氣得她斥之為「垃圾」，憤然離場，政府卻仗著「保皇黨」撐腰便過了關。到了翌年，特區政府只給立法會兩個月時間審議問責制，完全視之為橡皮圖章，公眾諮詢更是省掉。民主派若稍有質疑，便遭親共政客責難拖延新政，只能不斷離場抗議。最終政府再次在「保皇黨」護航下，趕及在董建華自訂的六月底限期前，通過有關問責制的條例和撥款，哪怕過程混亂不堪（詳見第一章）。

與此同時，特區政府於九一一事件後，因應聯合國要求，制訂《反恐條例》。為了應付國際社會，官員同樣規限在數個月內匆匆立法，不許議員「挑剔」條例缺陷，再次實行霸王硬上弓。儘管民主派和大律師公會力陳條文粗疏之處，葉劉淑儀仍是無動於衷，甚至因為兩名「保皇黨」議員開小差去了吃飯，使政府其中一項修訂落空，便對「自己人」頤指氣使，毫不客氣地批評他們不發一言和缺席會議。然而《反恐條例》多不堪也好，名義上只是針對付恐怖份子，連葉劉淑儀也多次表明不會用來對付法輪功，但廿三條卻是開宗名義針對全體香港人，要是條文有漏洞的話，特區政府便可藉機整治異己，所有人皆動輒得咎。無奈特區政府在廿三條立法時，繼續用上《反恐條例》倉卒過關的招數－－先定下短促的立法期限，繼而依仗議會內「粗暴的多數」，強行通過帶有「魔鬼細節」的條例，對民間異議置之不理。就是這樣，民主派在議會內費盡唇舌講道理也沒有官員理會，投票時又註定無法攔阻，還碰上葉劉淑儀不屑和高傲的嘴臉，教香港人認定只有上街一途，方能逼使官員聽從民意，擱置立法。

此所以，一隻手是拍不響的！

（２４２５字）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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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天國與凱撒

2010-03-08T02:20:00.002+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９　天國與凱撒

前面說過，多個牽涉廿三條爭議的「角色」，曾在居留權一役互相較量。可是介入兩者的程度或有不同，例如傳媒在居留權事件影響較小，沒有多少人記起「名嘴」曾聲援敗訴者。反而以下介紹的天主教會（舊教），便深深參與了這兩次事件。

香港有數十萬基督徒，其中基督教（新教）佔三十萬以上，天主教則有廿多萬。這兩個教會的信眾數目近年此消彼長，前者積極向外招攬信徒，形象也較「時髦」，Ｏ三年後還陸續開設了專門的電視頻道和週刊，後者則日漸老化。兩者在主權移交後也開始涉足政治，不過基督教最為人熟悉的是部份信徒組織了「明光社」，只對反賭波和反同性戀等道德議題著緊，日後更被揶揄為「道德塔利班」。天主教卻在陳日君於九六年擔任樞機主教胡振中的助手開始，集中關注弱勢社群，甚至為他們不惜跟官員爭鋒相對。對陳日君來說，為「最小的兄弟」所做的，便等同侍奉上主。

自此以後，香港天主教便依據梵蒂岡的社會訓導，在連年的居留權爭議中，長伴爭取一家團聚的人的左右。畢竟耶穌曾說過，人不單是為麵包而活，也要實行上主教導的仁愛。即使真的有百多萬人湧來，陳日君卻覺得不用懼怕，因為這是家庭團聚。再者，五十年代香港也嚐過百萬難民頃刻湧入的歲月，最後還是挺過去，如今香港早就富庶起來，怎會承受不起？就是這樣，五十年前教會向貧民派奶粉，五十年後陳日君高調反對葉劉淑儀盤算釋法，來自意大利的神父甘浩望（Franco Mella）更是一馬當先。外號「甘仔」的甘浩望，曾替艇戶爭取權益，十多年後再次「出山」，為爭取居留權者到處奔走，打氣鼓勵，參加遊行，協助他們打官司，甚至多次絕食抗議入境處遣返敗訴者，警方Ｏ二年到遮打花園清場時他亦在場。

事實上，不少爭取居留權個案，都有同情的地方。只要了解每宗個案的內情，例如成為案例（Ｇ）主角的談雅然，很多市民便請求官員特赦她（見外篇廿四）。另一對孿生姊妹被拆散，長年分隔兩地，同樣教人可憐。身為神父的陳日君和甘浩望自然以人道立場，愛護更多沒被傳媒報導的一群。無奈政府公佈多達百萬人受惠判決太震撼，刺激普羅大眾群起攻之。更糟的是，ＯＯ年鬧出入境處縱火案，儘管其中一名爭取居留權者被燒死，卻同時導致入境處職員無辜殉職。於是涉案的廿多人，牽連其他同路人淪為社會公敵，幫助他們的陳日君、甘浩望，以至社工何喜華，自然受盡千夫所指。然而兩位神父不離不棄，即使有袒護殺人犯之嫌，而被控謀殺的主腦施君龍在案發前半年（九九年十二月），曾有在政府總部外鬧事被控的前科，兩人還是執拗到底，不時到監獄探望，只盼「浪子回頭」。

到了Ｏ一年底，天主教會更為了爭取居留權人士，實行「公民抗命」，跟官府再起爭端。事緣釋法過後，關乎居留權的官司仍未了結，三大案例要在釋法後三年內才陸續宣判，於是多達數千名興訟者手持「行街紙」滯留香港。最初政府准予等候裁決的兒童入學，但後來改變主意，不再批准後來者讀書，激得陳日君再次跟官員理論，並呼籲教會屬下三百間學校，收容無證兒童入學，以免他們荒廢學業。官員則還以顏色，反指陳日君這樣做可能犯了法，氣得他打算公民抗命。所謂公民抗命，是指為了抗議不合乎公義、強加於民眾的法例，不惜以身試法及準備坐囚，以喚醒更多人支持他們。歷史上印度聖雄甘地抗議英國殖民統治的部份行動，即屬一例，而前述抗議政府還原惡法，集會或示威前刻意不按照《公安條例》的規定向警方申請，也是公民抗命。結果教會派私立學校收容數十名無證兒童，但不久學童的「行街紙」到期，相繼被遣返，事件告一段落，政府也沒有檢控陳日君。

這時候，群眾開始質疑陳日君太「激進」，不應與官員交惡，更不該「挑戰法紀」，部份教徒和神父亦有所微言。不少人覺得既然「凱撒的歸凱撒」，教會就不應參與政治。適值Ｏ二年初美國揭發多宗神父性侵犯兒童案，胡振中跟著坦承多年前香港也曾發生同類個案，但沒有報警，教會飽受批評，被指包庇罪犯（後來兩名前神父被控告，一人判囚）。不過陳日君堅持己見，覺得自己只是在不公義的事情上抱不平而已，猶如耶穌怒把聖殿內做買賣的人趕出門外。

不久以後，居留權爭議和孌童案醜聞漸漸平息，陳日君卻要為廿三條一事，再三跟官員「抬槓」。這可源於北京跟梵蒂岡之間，本來就互相猜忌。這邊廂中共推翻國民政府後，非但未能跟梵蒂岡建立邦交，而且眼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有份協助東歐共產黨於八九年倒台，不禁深深為戒。哪怕香港和大陸均非耶教盛行的地方，有別於波蘭為天主教國家，中共還是防患未然，派幹部滲透大陸的天主教會，更特別稱之為「天主教『愛國』會」，牢牢掌握主教任命權（比越南和古巴更嚴格控制），使梵蒂岡極之不滿。對天主教而言，大陸教會屢受中國政府箝制，毛澤東時期遭到整肅，改革開放時期參與地下教會的神職人員和信徒則被拘捕，實在難以信任無神論的中共。適逢梵蒂岡於千禧年冊封義和團拳亂時被殺害的中國教徒為聖人，被北京批評在國慶日（十月一日）封聖是「公然挑釁和侮辱」中國人，「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使雙方增添更多嫌隙。這一切一切，不期然使「不聽話」的教會中人憂慮隨時步法輪功後塵，被特區政府整治－－畢竟陳日君曾屢次批評特區官員和討好中央的「馬屁友」，又踢爆中聯辦官員要求他低調慶祝封聖。

Ｏ二年九月十六日，中聯辦歡送絕少公開發言的主任姜恩柱離任，並慶祝繼位的高祀仁履新。離去前姜恩柱說一國兩制這本難明的書，還在增添新篇章。七天之後（九月廿三日），同樣極少發言的香港主教胡振中樞機魂歸天國，由得到「反叛主教」稱號的陳日君接任。所有介入廿三條事件的「角色」已經各就各位，特區政府隨即在翌日公佈廿三條立法諮詢文件，寫下一國兩制歷史的重要一章。沒多久，高祀仁即開腔著陳日君向胡振中學習，「老老實實做人」，陳日君則反駁對方不應說太多，以免香港出現兩個權力核心，還說他每天祈求天主給董建華智慧，火藥味甚濃。到了後來，陳日君更呼籲全體信眾上街，而帶領反廿三運動的人物如李柱銘、余若薇、梁家傑，以至前述的大學生張韻琪等，均是天主教徒，連壹傳媒的黎智英也自揭他剛領了洗。另有司徒華等不少民主派成員，亦是基督教徒，無怪乎中共對耶教十分忌憚。有趣的是，葉劉淑儀也是基督教徒，但她絕少以教徒自居，也沒有受任何牧師感染，堅持不惜一切完成上司而不是上帝交付給她的任務。

（２５１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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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不理性的傳媒

2010-03-07T16:15:00.001+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８　不理性的傳媒

就在大律師孜孜不倦向公眾講解廿三條患禍之際，傳媒也在「煽風點火」，鼓勵人們上街，以表達公眾對董建華政權六年來犯下種種過失的忿恨。於是傳媒成為廿三條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另一重要「角色」。

儘管如此，實際「吹雞」號召群眾上街的傳媒，只有商業電台兩名節目主持鄭經翰和黃毓民，以及黎智英旗下的壹傳媒（《蘋果日報》和《壹週刊》）。其他傳媒大多抱著「中立」態度，隔岸觀火，又或是對山雨欲來的大遊行，視而不見。事實上，如果有人說主權移交後香港仍保持高度新聞自由，他不是觸覺遲鈍就是睜眼說瞎話。不用記者協會的年報提醒，在凜冽的「北風」下，誰都察覺英國人還未完全撤離，傳媒已在逐步自我審查，繼而淪為政府喉舌，不時替官員作傳聲筒。

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亞洲電視（亞視）的轉變。經歷抽起六四紀錄片的「亞視六君子」事件和停播時事節目《龍門陣》後，亞視的取態在十年間大逆轉。到了大陸人封小平、政協陳永棋等人掌舵時期，亞視更儼如中央電視台，還炮製名叫《亞視評論》的節目，立場比北京更北京，使電視台形象更糟，收視更不濟。此外，《南華早報》中國版編輯林和立ＯＯ年刊登文章，指中共召喚全城富豪到北京是為了挺董（見第一章），惹來有份上京的報章老闆郭鶴年親自撰文反駁，還把他調離職務，使其意興闌珊辭職。至於富商李嘉誠擁有的新城電台，於Ｏ二年炒掉一名編輯主任，更叫人咋舌，因為香港記者協會調查後，直指新城不但低調處理政府壞消息，連不利李嘉誠商業王國的新聞也要盡量避談。還有第一章提及過的《頭條新聞》事件，香港電台飽受各方攻擊，此後該節目播放次數大減。連標榜公信力第一的《明報》，亦遭司徒華質疑報導六四紀念遊行時「自律」，也就怪不得親國民黨的《星島日報》在主權移交後淪為替特區政府說好話的「打手」。廿三條尚未立法，傳媒已變成這樣子，通過後還得了？教香港人更沮喪的是，大陸越來越開放，一些傳媒在打「擦邊球」，試圖突破幹部箝制，香港則日益倒退，編輯噤若寒蟬，特區政府的新聞處長蔡瑩璧也叫記者「乖點」。

當然，傳媒可以改變對事情的取向，變得日漸「保皇」。然而若果所有傳媒皆受官員和權貴施壓，一面倒維護建制，人們難以找到敢於批評他們的聲音，那便是新聞自由之死。幸而香港還有少數人仍「站得住」，繼續批判政府過失。正如第一章所述，鄭經翰和黃毓民早已是電台「名嘴」，雖然兩人經常被批評立場偏頗，不夠理性，甚至是語言暴力，例如外號「大班」的鄭經翰主持節目時，常常把來電掛斷，不許他人充份回應，太過霸道，可是對支持者而言，主持人阻止不肯認錯的官員繞圈子說話，實是痛快。而且他們不會和稀泥地「各打五十大板」，逃避是非判斷，難怪兩人大受歡迎。事實上，鄭經翰可能是為了支持政府在金融風暴期間入市，差點被斬死，後來又被告誹謗，上訴成功後成為全球普通法體系的著名案例，擴闊了言論空間。及至沙士爆發，他更率先籌錢買口罩，被奉為「十點前特首」（詳見上一章）。當他在Ｏ三年因為言論自由而首度封咪，自然觸發大眾對廿三條恐慌。適值黃毓民天天呼籲人們在七月一日上街，向「倒行逆施」的董建華政府怒吼「我唔妥你」，使香港人在該年炎夏創造了奇蹟。

除了電台的言語「挑撥」，壹傳媒也用文字「煽動」群眾上街。壹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原是開辦連鎖服裝店「佐丹奴」的商人，九Ｏ年他涉足傳媒，創辦《壹週刊》。及後他因為辱罵當時的中國總理李鵬「仆街」（粵語粗口），觸怒了中共，被逼出售佐丹奴，並在九五年創辦《蘋果日報》，徹底改變報業，跟鄭經翰一同在主權移交前被評為最具影響力的廿五人。由於黎智英深信自由經濟，市場至上，《蘋果日報》便投讀者所好，全彩色印刷，圖片多、文字少，方便讀者不用動腦筋也能理解新聞。與此同時，壹傳媒的報章雜誌，不斷撩撥人類的心理陰暗面，要麼為了滿足女士的八卦，成立狗仔隊四處偷拍明星偷情照片，甚至捏造新聞（如虛構富商潘迪生患癌等），要麼為了刺激男士的色慾，肆意刊登明星走光照，甚至把風月版「進化」為嫖妓指南。事實上，風月版內介紹妓女的兩位老饕「肥龍」和「骨精強」，風靡一時，連財經事務局長許仕仁跟葉劉淑儀的前任黎慶寧，也私下用這兩個名字稱呼對方。

就是這樣，壹傳媒長期被批評為香港人日益反智的元兇之一。偏偏壹傳媒的小報風格異常成功，人們邊罵邊付錢看，其他報章不得不效法「生果報」，同樣走向圖片多文字少，兩間電視台亦分別炮製性質相近的節目《今日睇真Ｄ》和《城市追擊》，不肯從俗的傳媒大多倒閉收場。最後連中共喉舌報章，也要向敵人學習，把藝人謝霆鋒被捕的娛樂新聞搬上頭條。從此香港傳媒「蘋果化」，壹傳媒刊物固然不時因內容不雅被法庭罰款，其他報章雜誌亦然。為了搶奪讀者，媒體罔顧操守，不僅有記者向警員行賄套料判囚，九八年更發生「人辦事件」。事緣《蘋果日報》在一名婦人跟兒子跳樓自殺後，付錢給鰥夫陳健康北上嫖妓，以塑造人神共憤的新聞。結果民情反彈，黎智英須在報章頭版發表道歉聲明。到了Ｏ二年，《東周刊》刊登女星被強逼拍下的裸照，賣個滿堂紅，《３周刊》也跟著轉載照片分一杯羹，結果《東周刊》被逼停刊好一段日子，編輯被判刑。眼見傳媒如斯墮落，始作俑者黎智英自然被衛道之士唾棄。

奈何外號「肥佬黎」的黎智英別樹一幟，當大批岸貌道然的傳媒被中共統戰，他卻不肯賣帳，漸漸成為大眾心目中最敢批判政府的傳媒。事實上，銷量數一數二的《蘋果日報》，不但記者不准到大陸採訪（只能以私人身份北上），集團上市也曾受阻撓。尤有甚者，讀者不易看到樓盤廣告，壹傳媒因而損失不菲，《亞洲華爾街日報》指這是弄出民調風波的董建華助理路祥安，於九九年向地產富豪施壓所致。「人辦事件」後兩年，《蘋果》在立法會選舉前夕，獨家披露親共政客程介南以權謀私，洩露政府機密以圖利。雖然這次踢爆對民主派選情沒有多大幫助，但其擠牙膏式的報導，成功誘使程介南謊話連篇，坐牢收場。及至Ｏ三年預算案公佈後數天，《蘋果》揭發梁錦松偷步買車，把特區政府弄得人仰馬翻（見第三章）。這些報導，教不少人對壹傳媒另眼相看，洗去不少黎智英帶來的歪風。最後亦正亦邪的黎智英初次運用影響力，從Ｏ二年底便鼓動讀者上街反對廿三條，教人質疑《蘋果日報》失去傳媒應有的中立立場。

毫無疑問，傳媒在七一大遊行前推波助瀾，鼓動不少人走上街頭，但歸根究底是政府在Ｏ三年弄得天怒人怨，單憑傳媒叫喊是不可能創造歷史的。譬如居留權一役，「名嘴」跟《蘋果》同樣反對人大釋法，但大部份人還是置之不理，任憑黃毓民喊至聲沙。及至大遊行過後，董建華乃至北京卻覺得幾十萬人上街，是傳媒不斷唱衰挑撥所致，遂下決心向「一報一刊兩支咪」下毒手（見第八章）。

（２６６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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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理性的大狀

2010-03-06T00:15:00.002+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７　理性的大狀

雖然《公安條例》鬧出不少紛爭，特區政府更被指走向白色恐怖，可是普羅大眾對此跡近冷漠，販夫走卒隨時連「白色恐怖」也不知是什麼。別以為幾位大學生被警察逮捕，激起教授營救，便等於學生運動波瀾壯闊，實情是各間大學的校園異常平靜，跟今天大批「八十後」青年到處抗爭迴異。在經濟疲憊的日子，人們的焦點皆落在飯豌，大學生也要避免「畢業等於失業」，對任何「陳義太高」的議題，如集會權利等，並不關心，或因無人「啟蒙」，沒有做出「激進」之舉，遂讓葉劉淑儀等人習慣漠視民間團體的異議，誤以為立法時機成熟。

然而香港人並非完全不理政治。當經濟久未復甦，人們不禁認定一眾高官一點用也沒有。不過正如第一章所言，站在董建華對面的民主派同樣無法贏取公眾支持。經濟衰退的日子越久，人們越看清民主派除了是民主人權的守護者，卻也同時是「經濟百癡」，漸漸流失中上階層的支持。這還不止，每逢政府出亂子，各黨議員莫不走出來抱怨這個不滿那樣，不用「保皇」的民主派，自然批評得最狠，結果物極必反，反使一些人覺得他們只懂喊官員下台，「為反對而反對」，毫無「建設性批評」，沒法帶領香港脫離厄困。連董建華也揶揄詰問他的議員鄭家富，說最初他推行「八萬五」建屋大計時，何以不在當時告誡他呢？久而久之，不少人厭煩起來，立法會地位每況愈下，給喊作「垃圾會」。

在這情形下，作為民主派旗艦的民主黨急欲擺脫「為反對而反對」的形象。為了迎合大眾經濟逆境時的保守心態，民主黨變得越來越溫和，對官府過失只有口頭責難，唯恐被扣上「激進」的帽子，甚至向北京送秋波，邀請對方溝通交流。九六年時，議員劉慧卿等人為了向江澤民抗議小圈子選特首，一度躺在街上，換來「瞓街卿」的污名，嚇得誰也不敢再肢體抗爭。這就解釋了為何日後七一大遊行時，民主派議員一直抗拒高喊「董建華下台」。說到尾，大部份民主派議員不是被繁重的議會工作消耗掉，便是變得「世故」起來，不獨失去爭取民主的熱情，民生議題上亦流於形式－－喊口號，搞簽名，十數人遊行示威一番，頂多絕食一會兒，然後把爭取失敗歸咎於香港尚未普選。這種因循表現，不獨讓官員看透其招數，也是激進民主派跟佔有議席的主流民主派鬧翻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樣，不少人看破民主派不會有多大作為，只懂「吃六四（屠城）老本」，民心潰散。當廿三條來勢洶洶時，人們已不能寄望他們有效抵抗，七一大遊行後民主黨更被不少論者揶揄他們落後群眾。

如斯政治悶局，造就兩股政壇力量，改變民主黨在民主派獨大的局面。其中一個是代表最激進、常常在電視看到他跟數名同伴示威的梁國雄。因流著長髮而有了「長毛」外號的梁國雄，是社會主義的信徒，天天穿上印了哲古華拉（Ernesto "Che" Guevara）樣貌的Ｔ恤。他和一些同道中人組織了「四五行動」，遇有不公義的事情，又或是北京領導人訪問，定必去示威抗議（遇上後者更會抬棺材前往），他本人甚至因為在立法會公眾席向董建華大叫「可恥」而被判囚。儘管當時大部份人不理解其行徑，認定他只會搗蛋，可是他在ＯＯ年立法會選舉中，意外得到一萬八千張選票，反映一些人對一池死水的局面不滿。其時若非直選議席那麼少，不到總數一半（Ｏ四年起直選議席才到一半），他早就爆冷成為立法會議員，不用多待四年才嶄露頭角（詳見第八章）。

至於另一股力量，則是來自法律界。事緣ＯＯ年選舉前夕，民建聯副主席程介南被揭發以權謀私，繼而判囚，遺下議席空缺。本來民主黨的「第二梯隊」甘乃威是競逐人選，但由於不久前的選舉選情欠佳，元老級司徒華的得票，竟比宿敵陳婉嫻還要少。害怕補選吃敗仗的民主黨「大佬」，便把甘乃威勸退，改為游說形象較中立的大律師余若薇初登政壇。故此余若薇並非如范徐麗泰於Ｏ四年選舉論壇所說那樣，是「靠六四起家」。可誰也沒想到余若薇贏了補選後，竟憑廿三條一炮而紅，創出數十萬人上街的歷史。剎那間她跟另外多位「大狀」（大律師）光芒四射，直把民主黨比下去，最終創建了公民黨。

余若薇能贏得公眾支持，不僅是由於笑容可掬，形象清新，更因為其表現，一掃過去市民對民主派的批評。例如余若薇沒有動輒臭罵官員一頓，溫和理性地評彈政府，符合市民的期望。她還憑藉獨立議員的中立身份，予人有商有量的印象，好像賭波合法化一事，民主黨受制於教師和社工組織的羈絆，只能反對到底，跟社會脫節，余若薇則沒有政黨包袱，能務實地投票支持。此外，余若薇擁有難得的政治魅力，其大律師的專業背景，以至優雅的衣著打扮，教不少中產對她投以信心一票，繼而成為民眾的希望所在，七一大遊行後把她捧成「民主女神」。事實上，廿三條還未準備立法，已有論者推舉只有一年多議會經歷的她挑戰董建華連任特首。

歷史上不少社會運動的先驅，如林肯（Abraham Lincoln）、甘地（Mohandas Gandhi）、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都是律師出身。這次反廿三運動也不例外，余若薇跟多位大律師並肩合作，組織了「二十三條關注組」，把條文的禍患抽出來，鍥而不捨地到處解釋廿三條的弊端，最終以理據打動大批民眾上街。這班四出奔走的律師，除了余若薇之外，還有三位大律師亦同時為人認識，當中最重要的便是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的梁家傑。基於主席的身份，梁家傑不得不向公眾告誡廿三條的「魔鬼細節」。適值梁家傑跟余若薇一樣，說話也是有條不紊，面對親共人士的謾罵，他沒有反唇相譏，而是用理據逐點駁斥對方，避免潑婦罵街。如此一來，人們清楚看到梁家傑的反對理由，並給他說服，相信政府建議的條文將會「溫水煮蛙」。至於餘下兩位大律師吳靄儀和湯家驊，前者也是立法會議員，比余若薇更早進入議會，在部份居留權案例中有份親自上庭，替爭取居留權者說項，後者在九九年初接替余若薇當上大律師公會主席才兩星期（梁家傑則是其繼任人），便先後遇上居留權終審判決和胡仙事件。無奈群眾排外情緒高漲，聽不進湯家驊反對釋法的理據。他只能在釋法後四天，破天荒率領六百多位律師沉默遊行。儘管如此，全城因為法律界反釋法而惡補了「法治」一課。

Ｏ二年四月，也就是政府公佈諮詢立法前整整五個月，曾有反對釋法、抗議還原惡法、聲援被捕大學生等「前科」的大律師公會，成立專責小組研究廿三條，以應付老對手葉劉淑儀、律政司長梁愛詩和特首董建華，成為反對廿三條的主力。

（２４７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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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還原惡法後

2010-03-05T02:20:00.002+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６　還原惡法後

除了居留權一役，葉劉淑儀在《公安條例》的爭議，也盡現硬朗作風，甚至有欺壓大學生之嫌。經歷數次衝突後，民間團體不禁發覺警權日益擴張，認定葉劉淑儀對付異己時，絕不手軟。當特區政府於Ｏ二年底宣佈廿三條立法，這些團體自然緊盯官員一舉一動，唯恐政府繼續擴權，窒息公民社會，最終破壞香港的一制。

《公安條例》的爭議，源於條例本是港英政府為鎮壓親共團體發動的六七暴動而制定的，旨在收緊集會自由。然而廿多年後英國人離去前夕忽然「從良」，指條例牴觸了《人權法》而修改。從此所有遊行和集會只須通知警方即可，不必申請。豈料主權移交後，董建華和北京堅決「還原惡法」，由只需通知警方回復為七天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才可遊行集會（少於五十人的集會和三十人的遊行豁免），開了歷史的倒車。故此民間團體不承認惡法的效力，堅稱惡法不符人權，甚至在遊行集會前刻意不去申請，只作通知，恨得特區政府牙癢癢。

雙方在《公安條例》的拉鋸，觸發點恰好也是居留權事件。九九年十二月，終審庭在一宗案例（Ｅ）中，確認人大釋法的效力，頓時激起近千名爭取居留權者湧往法院數十步之遙的政府總部外抗議。部份人鼓譟起來，向警員擲花盆、石塊、膠水樽等，惹來警察清場，甚至用胡椒噴霧來驅趕「暴徒」。事後雖然沒有人贊同敗訴者的暴力行為，但警方的過激反應同樣受非議，特別是施放能長期傷害眼睛的胡椒噴霧，使在場的記者殃及池魚。不管怎樣，這次非和平靜坐，激起警察反撲，集會自由從此收緊。特區政府不僅粗暴對付敗訴者，對大學生也「一視同仁」。ＯＯ年四月，數十名大學生反對政府計劃分科收費（所有科目不再收同一學費），警方卻如臨大敵，不單派出數目相若的警員監視，還因為遊行未有事先申請，在路線和求見官員等事情上起衝突，互相推撞。遊行結束後，警察更追蹤並刻意截查學生領袖的身份證，隱隱然有威嚇的意味。

不久以後（ＯＯ年六月），爭取居留權者跟聲援他們的大學生和民間團體，趁釋法一週年再到政府總部外通宵靜坐。豈料警方在清晨官員上班前，大舉清場。哪怕在場只有區區廿多人，沒有製造混亂，警察還是泰山壓頂般「鎮壓」他們，並再次用上胡椒噴霧，還被電視台拍攝到警察揮拳毆打手無寸鐵的示威者（難怪日後警方總想把記者拉到老遠的「採訪區」）。這次「六．二六事件」，有十多人受傷送院，部份人則被抬走。雖然葉劉淑儀辯稱警員只是使用「最低武力」，輿論卻一面倒批評濫用警權（事後兩名警員被口頭警告，濫用胡椒噴霧的投訴亦成立）。於是政府處於下風，還刺激民間團體踴躍參與七．一遊行，多達三千多人上街，較原先預計超出一倍。

只可惜部份激進的爭取居留權者隨後（ＯＯ年八月）到灣仔入境處大樓縱火，弄死一名公僕，民憤頓時燃遍全城。特區政府乘機大肆「報復」，自翌日起根據《公安條例》，拘捕曾參與釋法一週年（兩個月前）衝突的敗訴者、五名大學生和民主派議員曾健成。當大學生被捕的消息傳出後，不少人聲援他們，指責政府不該「選擇性執行」－－不少人沒有按《公安條例》而事先申請遊行或集會，執法機關卻一一放過，唯獨逮捕爭取居留權的人。可笑的是，香港大學（港大）學生會長張韻琪當天沒有在場，卻還是因「協助組織非法集會」，跟她的同窗一同被捕，更叫人覺得警方刻意針對。學生亦控訴警察製造白色恐怖，電話恐嚇其家人。

拘捕事件僵持了兩個月，政府甚至連半年前反對分科收費遊行也翻舊帳，再拘捕五名大學學生會成員參與「非法集會」（部份人沒有牽涉「六．二六事件」），但礙於大學教授和昔日學生運動領袖紛紛發起聯署，聲援學弟學妹，葉劉淑儀只好在十月放棄控告被捕的大學生和敗訴者。適值港大同期鬧出民調風波，政府被揭發透過校長鄭耀宗干預學術自由（詳見第一章），張韻琪帶領的學生會隨即要求校長下台，風頭一時無兩，氣得葉劉淑儀悻悻然向新加坡傳媒，說了前述的《動物農莊》比喻來反擊，指他們比其他人更平等。民間團體則乘勢發起要求修改惡法的遊行，有千多人參加。不過《公安條例》最終還是聞風不動，因為葉劉淑儀早著先機，反過來在立法會要求「保皇黨」議決表態支持條例不變，以此堵住外界批評，要求修改條例的呼聲日漸平息。

無奈的是，在「六．二六事件」後自困於黑色圍欄的特區政府（老人家到政府總部示威也不准借用廁所），竟然趁無人再提修改惡法，故態復萌。先是Ｏ一年五月，數名計劃向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抗議欽點董建華連任的示威者，遭警察施以「插鼻」和「扣喉」，被捕後接受電台訪問時更被搶走手提電話。及至前述葉劉淑儀座駕被包圍的事件後沒多久（Ｏ二年五月），政府又一次以違反《公安條例》的罪名，拘捕兩名大學生組織的前度骨幹和社會運動家梁國雄。由於警方沒有慣常地發出法庭傳票，改為高調的在清早登門逮捕，連同不久前的遮打花園清場事件，記者被銬手扣，特區政府遂再次被指為白色恐怖。Ｏ二年十一月，三人罪名成立，成為惡法還原後的首批犧牲者，而聲援他們但沒有申請集會的人，隨後同樣被拘捕，違反當年董建華還原惡法時承諾會寬待和平示威。然而民間對此迴響很小，因為廿三條立法諮詢正如火如荼，比《公安條例》更糟糕的法例正迫在眉睫。

值得留意的是，ＯＯ年以後，能夠在社會運動中打出名堂的大專生不復見。即使爆發數十萬人上街的歷史大事，多間大學的學生會只有參與，沒有冒出一位走在最前線的領導人物。反而Ｏ四年的港大學生會，在七．一大遊行前夕發表《七一救港宣言》，指「盲目追求普選」只會倒行逆施，教老一輩搖頭嘆息。從此大學生已不一定為社會不公義的事情一馬當先，部份人甚至爭相了解「國情」，又或是相信中共的一套。幸而參與社會運動的年青人已經不再由學生會牽頭，在廿一世紀轉戰網絡集結和動員，教政府越來越難態付。另一邊廂，警察也「汲取教訓」，減少使用備受爭議的《公安條例》控告示威者，改以刑罰較高、罪名更大的襲警罪針對政府看不順眼的人（詳見第八章）。

（２３５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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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廿六　一六七的真相

2010-03-04T19:10:00.003+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外篇廿六　一六七的真相

能夠打動民眾支持釋法而不顧法治受創，關鍵處是政府在四、五月間，宣稱高達一百六十七萬人受惠於終審判決，並隨之帶來七千億元以上的巨大財政負擔。設若只有十萬人得益，群眾只會嘀咕幾句而不會向新移民「喊打喊殺」，政府也肯定不會甘冒非議而請求人大釋法。因此我們不禁要問，衝擊真的有那麼大嗎？

根據九六年的統計，香港人在大陸誕下三十二萬名子女，因此社會上下雖知終審判決將為香港帶來「麻煩」，但負擔仍有限。有報章更估計政府每年開支只會增加八十億元，跟每年逾兩千億公帑開銷相比，影響不算巨大，勉強可以應付得來（光是九八／九九年的政府開銷便上升了兩百億元）。連地位僅次特首的政務司長陳方安生，也在宣判後翌日說她不相信判決會引致大批人湧入，一向「保皇」的自由黨數天後亦聲言不容官員慢慢回應，因為受惠於判決的全是香港人的孩子。

只可惜特區政府根本不打算按照法院裁決，乖乖接收這些香港人後代，反而想盡辦法阻擋他們來定居。其時由於高官以為勝券在握，敗訴後便來不及準備，只好急急宣佈再次調查受惠於判決的人數。不到一個月（二月底），坊間便傳出拿到居留權的人，多達一百萬至三百萬，使普羅市民心裡留下陰影，親共議員陳鑑林也據此在立法會詢問，但葉劉淑儀卻不置可否，說依她所見此數字純屬揣測，不能證實真偽。不過到了四月廿八日，葉劉淑儀突然親口證實外界「流言」，宣稱未來十年之內，有一百六十七萬名香港人在大陸所生的後代，將會拿到居留權，相等於當時人口的四分之一，當中近七十萬人能即時定居，使全城嘩然。過了八天，政府拋出更驚人的數字，詳細列舉這一百多萬人湧來的財政負擔。

按照官員的說法，政府要在十年之內，花費七千一百億元興建十三個大型公共屋邨、兩百多間中學和小學、十一間醫院，預備九個新市鎮將軍澳那麼大的地方，以及大規劃建設交通網絡來安頓他們。與此同時，低下階層輪候公屋的時間將要延長至十年，「八萬五」大計裡的七成市民置業目標也要放棄（但明明董建華已不再提「八萬五」，此政策早就「不存在」）。學校每班人數亦隨之增多，因為學生人數狂飆近一半，使小班教學、小學全日制等目標紛紛落空，並同時需要招募一萬多個新老師，使教師質素良莠不齊（結果現在因人口太少，反而要殺校）。這還不止，人們等候專科診所的時間也勢必延長，甚至有人沒機會等到治療。至於大眾最緊張的飯碗，失業率將要上升一倍，在三年後突破１０％。屆時人口雖然多了，消費有所增加，可是失業率居高不下，教所有人失去消費意欲。於是職業訓練局要為找不到工作的人，增加十多萬個培訓名額。只是培訓質素因人數眾多，勢難保持水準。到了最後，有別於前述的七千億開支，政府將永無止境，每年需要另花三百多億（相當於一成多的開銷）來應付他們，當中約八十億用於綜援，連帶垃圾、污染、噪音等亦無可避免增加，環境更受破壞。總言之，這一百多萬人抵埗後，香港便陷入一場災難，各方面的生活水準將要倒退起碼十年，嚇得市民驚惶失措，並痛恨爭取居留權的人，仇外情緒燒遍全城。

不過政府的駭人數字，教擁有獨立思考的從政者、評論家和學術界大感不惑。明明前幾年政府說香港人在大陸只誕下三十二萬個孩子，何故數年後的統計數字竟變成一百六十多萬呢？政府的辯解，是九六年的統計沒有好好認真計算「非婚生子女」的數目（案例Ｃ），以及這些子女的下一代（孫兒）人數有多少。若撇除這兩批人，香港人在大陸子女的數目只有十七萬人，加上終審判決前已拿到單程證的十萬人，總數是廿七萬，跟原先估計的三十二萬，相差不太遠。然而要是大家留意統計結果的細節，不難發覺兩大問題。第一，香港人在大陸誕下的私生兒，真的有五十二萬人那麼多嗎？比合法跨境婚姻生下的十七萬名子女，足足多了兩倍。第二，人們印象中的爭取居留權人士，都是低下階層男士為大陸出生的孩童要求一家團聚（部份人甚至是老來得子）。即使當中的爭取者已長大成人，超過了申請單程證的歲數，亦不過是廿歲出頭的青年，純粹兩代人的事。也就是說，爭取居留權的大部份是小孩和青年。但在政府統計數字中，爭取居留權者竟已誕下九十八萬個「孫兒」！換言之，政府指那些跑到入境處和法庭訴苦的，不單是為兒女爭取居留權，還一併替孫子喊冤，牽涉整整三代人。這個說法，相信沒有多少個香港人會同意吧。

（請click圖表放大）

（＊註１：政府在九六年時估計這類人有三十二萬，其後有十萬人在終審判決前已獲單程證，移居香港，剩下二十二萬人，比這次統計的十七萬人還要多）
（＊＊註２：預計香港人的六十九萬名子女，於未來三年分批遷入定居，九十八萬個「孫兒」輩則要等到父母住滿七年後才准團聚。因此一百六十多萬人並非即時抵埗，而是十年內逐步遷入）
（＊＊＊註３：以上數字是政府在四月底統計進行至一半時公佈的初步人數，跟六月公佈的最終結果相去不遠，詳情可見：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199906/25/0625152.htm）

如今看來，假設入境處真的沒有刻意撒謊造假，只能這樣解釋如此荒謬的數字：由於政府聲稱住戶回答「非婚生子女」時，支吾以對，於是統計處向受訪者調查時，運用統計學的「隨機回應法」（「菲林筒調查法」）－－調查員先準備兩條問題，一個是受訪人「非婚生子女」有多少，另一個是過去七天乘搭多少次的士。受訪者在黑布袋裡抽到那一條，他便說出該條問題的答案，調查員不會知道他是回答那一條問題。如此一來，統計處便可套出受訪者的真相（畢竟沒有多少人願意公開承認自己有私生兒），再把收集回來的資料跟政府事先得知的市民乘坐的士習慣相比，便能算出香港人有多少個大陸出生的「非婚生子女」。但問題是，究竟政府手上的的士數據準確嗎？須知道把七天內搭了兩次的士，被錯誤演繹為生了兩個「非婚生子女」的話，便會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弄出私生兒數目比「合法子女」多出一倍。更糟的是，政府說這些香港人在大陸出生的子女，誕下百萬個「孫兒」，並非調查得來，純粹是統計處按比例推算的結果（即上述圖表內中，「下一代」一欄的數目才是政府上門調查得來，「下兩代」一欄不在調查之列）。與之相反，日後人權組織向四千多個入稟爭取居留權者調查，發覺「非婚生子女」只佔一成，跟統計處說的七成半（亦即只有四分一才是婚生子女）相差極大，按此這個調查的比例計算的話，有資格拿居留權的大幅便降至五十六萬人。這樣看來，「非婚生子女」跟「孫兒」的數目若非誇大，便是調查出了問題。

好了，就算「菲林筒調查法」真的沒有出錯，足足一百多萬人有資格拿居留權，卻可能是官員掩飾歷史真相。過去日本侵華、國共內戰，以至大躍進時期的飢荒，拆散大批家庭。不少人或因戰火與親人失去聯絡，又或是拋掉家人，隻身跑到香港，安頓後另外再結婚生子。如此一來，這些人便結了兩次婚，一次是在香港註冊，更早的一次是在鄉間。可是過去鄉下地方沒有註冊制度，政府沒有登記紀錄，於是他們丟失或離棄的子女，便通通算進「非婚生子女」之內，遂有五十二萬那麼多的「私生兒」。事實上，葉劉淑儀公佈此數字時，亦不諱言這五十二萬名「非婚生子女」，有「相當數目」是夫婦在九十年代初以前，沒有註冊登記而在大陸誕下的兒女。日後政府公佈詳細資料時，也說這批「非婚生子女」，大部份已經成年，有一成多甚至是五十歲以上，從而推算輪候安老院的時間將要大增。至於「孫兒」數目龐大的問題，也是源於同一道理。那些在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間，失散或離棄於鄉間的子女，在爆發居留權爭議的一九九九年，自然已經生兒育女，成家立室，遂弄出足足九十八萬個「孫兒」來。更誇張的是，三分一的「孫兒」原來已超過二十歲，到了誕下「曾孫兒」的年紀了。唯有如此說法，才能勉強解釋官員沒有在數字做手腳，調查亦「準確」，總數真的有一百六十七萬人那麼多。

但即使如此，政府仍是在誤導公眾。因為那些失散或被遺棄的後代，在大陸早就有了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凡二、三十年，當中有多少人能夠尋回自己的生父呢？就算能夠相認，他們又會否放棄一切，馬上搬到香港跟分離數十載的父親或母親「一家團聚」呢？很明顯，他們未必會這樣做，政府也就不必花七千億公帑那麼多。與此同時，那些跑到香港、入稟法院爭取居留權的，絕大部份是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香港人北上娶妻生下的後代，以及大陸人從合法途徑遷居香港後所生的子女，跟昔日的戰禍和走難無關，更別說誕下「孫兒」這一輩（最快也要十多歲才能生育吧）。設若戰亂偷渡才是數目龐大的原委，那麼葉劉淑儀等一眾高官沒有清楚交代，實是蒙蔽公眾，甚至是有意煽動民粹，散播仇外情緒。

無論如何，是調查失誤也好，是官員誤導市民也好，特區政府一直無法為百萬個「非婚生子女」和「孫兒」自圓其說。於是少數人對調查結果起疑竇，懷疑高官刻意誇大數目，鼓動群眾盲目支持政府對付爭取居留權者。統計處的誠信也一同受牽連，何永煊成為史上最「著名」的統計處長，Ｏ五年退休前夕仍被記者追問當年數字的真偽，是否統計出錯等等。到了最後，儘管有識之士列舉了遵守判決的理據、應該接納這數十萬人的理由，絕大部份香港人皆聽不入耳，任由葉劉淑儀和梁愛詩親赴北京要求人大釋法，使法治受創。至於民主黨，他們雖反對釋法，但同時建議等到翌年三月修改《基本法》，阻止九十八萬個「孫兒」在父母住夠七年後陸續遷進，卻不得要領，甚至因為反對採用釋法這途徑去解決居留權問題，招惹群眾唾罵。他們被責難阻止官員用更快更徹底的釋法，使有權拿到居留權的人，從一百六十七萬，一下子減至二十萬，比修改《基本法》後的六十九萬還要少。

說到底，當移民構成的社會富裕起來，便抗拒外來人口。自己上了香港號快車，便不想停下來讓其他人擠上去，以免重回昔日的艱苦日子。但其實不少有錢人也同樣到外地產子以圖外國護照，卻又嫌棄窮人到香港一家團聚。其時社會無法冷靜討論解決之道，連反對釋法的大律師公會也要特別向公眾澄清，他們並非鼓吹「二奶」，本身也憂慮人口壓力。一直到釋法以後，香港人的情緒才穩定下來，明白釋法禍害，但很多人仍舊動輒破口大罵新移民，仇外情緒未能即時消除。另一邊廂，那些懷疑統計數字、反對藉釋法解決居留權問題的人，對葉劉淑儀誇大人數、玩弄民意的一套不以為然，例如官員為了誇大箇中負擔，竟說求職人士大增，將使電腦系統無法應付。可是這一百多萬人並非即時湧進，是十年分批而來，難道勞工處的電腦從此癱瘓十年？如此百癡的演繹也說出口，難免令不同意政府說法的人心裡有了芥蒂，每次提到政府當年說有一百六十七萬人湧入，便暗罵高官「一六七」（一六七為粵語粗口諧音），有「香江第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更斥責葉劉淑儀等人根本是宣洩打輸官司的怒氣。三年之後，葉劉淑儀負責為廿三條立法，有識之士自然緊盯其一舉一動，唯恐她再次胡來，肆機削去香港人的自由。

（４４０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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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強悍的巾幗

2010-03-03T00:20:00.001+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５　強悍的巾幗

多位牽涉廿三條爭議的「角色」之中，首推保安局長葉劉淑儀。這位香港首名女性紀律部隊首長，不但處事手法惹人爭議，性好抬槓，花邊新聞也一籮籮。從家庭生活，到衣著外表，均成眾人焦點，間接為廿三條爭端推波助瀾。最終掀起全城聲討，大批群眾上街抗議她。

葉劉淑儀能在短短數年，竄升至保安局長，令人嘖嘖稱奇。先要明白一點，保安局長掌握了市民的敏感資料，故此能當上局長的，必然是百分百可信賴的人。主權移交前夕（九六年），入境處長梁銘彥被指與中共過從甚密，被港英政府下令離職（表面理由是隱瞞投資活動），造就葉劉淑儀「上位」。主權移交後一年（九八年），四十七歲的保安局長黎慶寧突然以家庭為由，辭官並移民澳洲，由葉劉淑儀接任。於是跟黎慶寧同齡的葉劉淑儀在三年內扶搖直上，瞬間統領解放軍以外的全城武裝力量。

不過真正叫公眾認識葉劉淑儀的，並非她極速升官，而是在居留權爭議中的強硬姿態。當終審庭於九九年一月判予爭取居留權者上訴得直後，葉劉淑儀領導的保安局和屬下入境處，竟無意遵從法院判決，乖乖登記並承認他們的永久居民身份，反而盤算著如何阻擋這批人到香港定居。特區政府先是保持低調，繼而在判決後三個月，製造輿論，聲稱將有大量大陸人湧進香港，掀起群眾恐慌和排外情緒。特別是統計處聲言終審判決使一百六十七萬人擁有居留權，剎那間街頭巷尾都在討論此事。其時正值金融風暴後第一輪衰退，失業人數創下歷史新高，於是人人聲討搶香港人飯碗的大陸人，「香港陸沉」的恐懼瀰漫全城，把有識之士對統計數字的質疑完全掩蓋。如此一來，社會無暇理會數字的真偽，也無法理性討論這是否紓緩人口老化的契機。部份覺得應遵守法院指令的人（如自由黨）也怯於形勢，動搖本身立場。群眾一股腦兒擁護葉劉淑儀對付那些不肯工作、只懂「攤大手板問政府拿綜援」的人湧進來。

在群眾簇擁和北京袒護下，特區政府順利藉人大釋法剝奪至少數十萬人的居留權，甚至為了樹立權威，強硬到底，連區區數千名已經跑到香港的爭取者也要搜捕和遣返。哪怕少數名人如李鵬飛、鄧永鏘等，覺得他們因釋法好夢成空，公開替這批給法院「戲弄」的人說項，葉劉淑儀硬是不肯特赦他們，免讓他們「得逞」，甚至傲慢地指部份人的求情理由「沒啥特別」。然而葉劉淑儀的慓悍不止如此。ＯＯ年八月，數十名絕望的爭取居留權者，魯莽地跑到入境處大樓縱火，多名職員燒傷，其中一人後來死去。葉劉淑儀隨即替下屬「報仇」，高調拘捕兩個月前曾跟爭取居留權者示威的大學生。及至Ｏ二年四月，部份面臨遣返的敗訴者家屬，情緒日漸失控，到處請願和衝突，甚至包圍警署。適值他們在立法會毗鄰的遮打花園集會多時，有天忽見葉劉淑儀的座駕去而復返，便湧往包圍，拍打車身和車窗叫罵（有人指她突然折返立法會是刻意挑釁）。坐在車內的葉劉淑儀毫無畏懼，不動聲色地看雜誌，等候警察在一小時後把他們驅散。翌日警方便報復似的到遮打花園清場，使爭取居留權者從此「流離失所」。

如此硬朗的姿態，葉劉淑儀不禁成為很多市民眼中的「鐵娘子」。特別是跟被指為「議而不決」的董建華相比，民眾更覺她是果敢的領袖，連奧地利商會也來信支持。與此同時，葉劉淑儀亦深得下屬愛戴，在財金官員收緊各項開支時，對公務員減薪唱反調，甚至讓紀律部隊在Ｏ一至Ｏ二年破例招聘人手。事實上，她麾下的警察日漸「驕橫」，不獨反抗梁錦松立法減薪最落力，警權也日益上漲，不是提出裝設攝錄機監控人群，便是收緊集會自由，把示威區搬到遠處，還學會施放胡椒噴霧、「叉頸」、「插鼻」、「扣喉」和沒收揚聲器等招數對付示威者。後來連最受公眾信賴的廉政公署也不放在眼內，於Ｏ二年五月爆發「警廉衝突」，不滿廉署拘捕高級警司冼錦華。雙方頭領在立法會內針鋒相對，結果廉署高層黎年像犯了錯般被調走。至於前述的遮打花園清場事件，兩名記者因拒絕離開現場到老遠的「採訪區」，被警察粗暴對待，用手銬反鎖和粗言辱罵，警務處長曾蔭培卻辯稱上鎖是「擔心不聽勸喻的記者受傷」。結果記者組織一致譴責濫用警權，妨礙新聞自由，警方內部調查亦指投訴成立，一名警員受紀律處分，惟日後同類警察令記者憤慨的事情仍繼續發生。

眼見葉劉淑儀在居留權一役煽動民情，欺負異見者的事件不絕於耳，不少有識之士忍不住直斥其非，後來更演變為嘲諷。有出版商繼董建華之後，於Ｏ一年出版名叫《掃巴頭》的漫畫（有人以「掃巴頭」來調侃其髮型），狂銷萬多本。不過這些批評和嘲諷無損葉劉淑儀在翌年，成為緊隨政務司長曾蔭權之後，民望最高的官員。然而民眾愛戴曾蔭權，源於人們視他為港英制度的象徵，但葉劉淑儀的民望卻是在主權移交後，憑擺平居留權事件而親手掙回來的。面對一些人的責難，葉劉淑儀不肯服輸，甚至公開反擊。大學唸英國文學的她曾以名著《動物農莊》（Animal Farm）裡的「拿破崙」（豬）去形容傳媒，斥責他們只會批評政府不檢控胡仙，卻反對逮捕大學生，「使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到了《掃巴頭》出版後不久，她把嘲諷扯上性別歧視，聲稱自己受到「江青式的批鬥」，貶斥漫畫用粗鄙手段侮辱女性。數月後她更在電台留下名言：「如果我連髮型也捍衛不了，又怎樣捍衛香港的治安呢？」，以示她不畏傳媒「強權」。

與此同時，她還向公眾展示慈母的形象，連減肥餐單也公開，使民望達至頂峰。公事上她在居留權等爭議，絕不退讓，私底下她是一個堅強的寡婦，丈夫九七年去世後，獨力撫養孤女，惹人同情。當終審庭判決最後一宗案例（Ｈ）、政府下令遣返所有敗訴者後數天，葉劉淑儀接連到電台和電視台（後者由著名音樂人黃霑訪問）大發嬌嗔，說她與女兒相依為命，抱怨獨生女在學校遭同學欺負，給喚作「小掃巴頭」。如此一來，葉劉淑儀贏得不少人憐憫，對她的批評頓時顯得不近人情，「欺負」孤女寡婦。其時人們已有「大發慈悲」的先例，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多年前便因割腎救女而甩掉「香港江青」的惡名，這次葉劉淑儀也一樣，其聲望在不停公開家庭生活後更上一層樓，同期發生的遮打花園清場事件沒有動搖她半分。很多人甚至讚賞其作風「夠硬淨」，讓她大出風頭。

Ｏ二年中，董建華推行問責制，忠心勇猛的葉劉淑儀成為問責官員的不二之選。她本人亦認真去當問責局長，四處硬銷廿三條。結果口舌招尤，反成眾矢之的。不管怎樣，這位「女中豪傑」在廿三條一役立場強硬，究竟是攀附權貴，出賣公眾，還是盡忠職守，身先事卒，人們莫衷一是。

（２５３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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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廿五　首次釋法的始末

2010-03-02T15:10:00.003+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外篇廿五　首次釋法的始末

為了理解人大釋法的始末，大家必須先明白香港的司法制度。首先，香港的法院分為三等，根據不同的案情，案件先在指定的法院初審。敗訴的一方若有不滿，可向上訴庭上訴。若在上訴庭繼續落敗，敗訴者還是可以上訴，殖民地時代要跑到倫敦樞密院（Privy Council），主權移交後便是到本地新成立的終審法院。不管是樞密院還是終審庭，其判詞乃「終審」判決，不容再受挑戰。偏偏特區政府在居留權官司吃敗仗後，不服終審庭裁決，硬是要北京出手推翻原來的「終審」結果，惹來極大爭議。

或許有人會問，由中央推翻地方（香港特區）法院判決，有何不妥？答案是「一國兩制」下，北京已經把大部份香港法律的解釋權交予特區各級法院，只要案件屬於自治範圍，中央政府便不過問、不干涉。這樣的安排是為了安撫香港的民心，因為英國人在香港建立了法治精神（rule of law），在普通法（common law）之下，法庭對犯人平等看待，寧縱毋枉，並在審訊前假定他們無罪，刑罰準則也有規有矩，法院本身更保持獨立，不受官員左右。如此一套優良的法制，香港的有識之士莫不珍而重之。另一方面，大陸的司法制度非但實行有別於普通法體系的（歐洲）大陸法（continental law），更深受蘇聯影響，凡事以共產黨為上。中國《憲法》內的言論、出版、集會、示威、宗教自由，淪為一紙空文，法院的判決極少為難政府，中共可以無法無天。如此一來，若果中國接收香港後把大陸的司法制度搬過來，香港不衰敗才怪。為了平穩過渡，北京放手准特區法庭按照原有的制度運作，甚至容許法院從其他奉行普通法的地區（如英國、澳洲）聘用外籍法官，以彰顯司法獨立，不受特區政府或北京干擾。

有了以上的認識，就讓我們看看特區政府如何自毀長城，為了短期利益而令法治受損。

九九年初，可說是特區政府多災多難的日子。一月下旬兩份新機場開幕混亂調查報告完成，激起公眾責難，忸怩了數天，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才向公眾道歉。道歉翌日（一月廿九日），終審法院判決所有爭取居留權人士勝訴，教政府不知如何是好。禍不單行的是，律政司長梁愛詩在六天之後（二月四日），到立法會解釋為何在一宗行賄案中，放棄檢控胡仙的理由，惹來軒然大波（詳見第一章）。梁愛詩解畫才兩天，又輪到北京開腔，批評終審法院在居留權案件的判詞。這一切事件，都是在半個月內輪流爆發。

北京的不滿，是針對終審庭在判詞內，指特區法院有權審查全國人大的法律和行為，有否違反《基本法》。若有牴觸的話，香港的法官有責任「宣佈此等行為無效」。終審庭的意思，是《基本法》雖屬「香港小憲法」，卻也是全國法律，具準憲法地位。因此全國人大（立法機關）也要受《基本法》約束，正如特區立法會通過的條例，須要符合《基本法》一樣，否則法院可判條例無效。雖然終審庭表明即使法院審查人大行為，但只會限於自治範圍內的事，不過聽在京官耳裡，還是覺得終審庭「以下犯上」。畢竟人大從來不受大陸法院規限，更沒有三權分立、互相監督這回事，終審庭說它有權宣佈人大的行為非法，自然被認為是「凌駕」而非「制衡」人大，反過來干預大陸事務，「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於是中共不顧體面，向終審法院大興問罪之師。

最初終審庭作了終極判決，輿論在法理上一致叫好，連北京在香港的喉舌《文匯報》和《大公報》，也說判決沒有違反《基本法》，「是司法獨立精神的一次高度展現」。可是判決後第八天（二月六日），北京開腔了，卻不是任何官員提出異議，而是由四位法律「專家」（蕭蔚雲、許崇德、邵天任、吳建璠）作開路先鋒，製造輿論。未見識過中共這種手法的香港人，傻乎乎地說這四位日後被戲謔為「四大護法」的法律「專家」的批評，不等於中央的意思，連中共扶植的政黨民建聯也如是說。只有嗅到氣息變異的人大鄔維庸，才懂得在「護法」炮轟後第二天，跳出來罵終審庭首席大法官李國能是「小孩子不懂事，又想為本港司法獨立逞英雄，後果嚴重」，因為人大不會做「第二個喪權辱國的李鴻章」，容許終審庭凌駕人大之上。再過一天（二月八日），國務院才開口指裁決有誤，應該更正。至此香港人終於明白北京心裡的想法，越來越多人批評終審庭。《文匯報》改口指裁決是「三違反」，鄔維庸則繼續大放厥詞，叫市民不要迷信「紅袍、假髮、絲襪和漆皮鞋」的權威，別做法庭的奴隸。連小說家查良鏞（金庸）也斥責終審庭「孫子打阿爺」，使三十年前曾因反共而逃離香港一段時期的文學巨匠，留下畢生一大污點。

無論如何，北京的怒吼，使終審法院備受壓力，連董建華聲稱尊重司法獨立之餘，亦指政府重視中國「專家」的意見。為了解決這趟憲制危機，梁愛詩不僅走訪北京，拜見京官和「護法」，還私下兩度會晤大法官李國能。最後梁愛詩於二月廿四日史無前例地向終審法院申請「澄清」，要求法院說清楚有權審查人大的判詞。這做法雖被法律界批評，但總算是折衷方法，避免了北京出手干預，也保住終審庭的尊嚴，沒有推翻判決。事實上，終審庭兩天後發表的「澄清」，隻字不提特區法院有權審查人大的問題，只是重複判決內容，再次表明人大擁有《基本法》的解釋權，但授權了特區法院在審案時作解釋，至於先前的判詞，並無質疑人大此種權力。終審庭還「澄清」，日後人大怎樣解釋《基本法》，特區法院不可質疑，只能跟隨。當終審法院公開「臣服宣言」，重申中央的權威後，便釋去了北京的疑慮，一場憲制危機隨即瓦解，梁愛詩也能集中精力，應付立法會因胡仙案而向她提出形同譴責的不信任動議（動議於三月十一日被「保皇黨」否決）。

萬料不到的是，平息了中央的不滿，輪到香港人對判決異議。慢慢有人感受到判決帶來的衝擊，害怕大量人口湧入。其時政府對判決後果根本沒有盤算，敗訴後才急急「積極研究判決的影響」，重新統計多少人有資格即時遷入，並對公帑帶來多少負擔。同一時候，有些人從法理著眼，批評終審庭判錯案。例如終審法官判案前，除了《基本法》之外，只考慮確認中國接收香港主權的《中英聯合聲明》，因為《基本法》內容便是建基於《聯合聲明》而寫的。至於「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曾協議，外地出生的子女有否居留權，應以「出生的一刻」作標準（見外篇廿四案例Ｄ），終審庭則置若罔聞，因為「聯絡小組」只是諮詢機構，而該協議比《基本法》較晚才達成，所有「立法原意」理應體現於先寫成的《基本法》之內。當起草《基本法》的會議文件由始至終不肯公開，在審訊中交予法官考慮「立法原意」，諸位法官只能按照《基本法》條文作判決，沒理由棄地位崇高的小憲法不顧而跟從次等的「聯絡小組」協議，乃至入境處編製的什麼小冊子、「護法」的回憶錄等。最後終審庭從保護個人權利的角度出發，准予申訴人居留權。

如今看來，問題徵結應是北京九Ｏ年通過香港《基本法》後，才發覺條文出現漏洞，沒有說明還未成為永久居民的人，在大陸所生的子女不會擁有居留權（Ｄ），於是後來的澳門《基本法》特別寫明這一點。為了補救香港的差錯，中國政府便在「聯絡小組」跟英國人說好，要按照他們的「立法原意」來辦事（九三年），並在九六和九七年的籌委會（北京籌組特區政府的組織）會議上，重申此立場。奈何北京始終不肯從正途修改《基本法》，只想走捷徑。結果特區政府雖聽從吩咐，主權移交後不久便修改《入境條例》，到頭來還是被終審法院裁定《入境條例》違憲。

到了這地步，特區和北京只能悔不當初。然而不知道是那位官員想出來的餿主意，董建華政府竟然想到輸打贏要，冀求中央政府出手，推翻終審法院的終極判決。自從所有爭取居留權者贏了終審官司以來，政界便憂慮大批人據此湧進，遂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法。有的主張徹底根治問題，修改《基本法》去阻止大批人湧入。但政府卻指修改《基本法》需要獲得人大同意，惟全國人大只會在每年三月上旬召開，而居留權事件吵得鬧哄哄時已屆四、五月，若要修改恐怕出現九個月的空窗期，大批人可趁此良機偷渡到香港。中共喉舌《文匯報》甚至說不能改《基本法》，因為《基本法》沒有錯！其實美國立國時雖通過舉世無雙的《憲法》，四年後還是作了十項修訂，以補《憲法》的不足。香港的一國兩制據說也是史上首創，但《基本法》卻成了神聖之物，從中央到特區，誰也碰不得。

另一個應對方法是等候新的訴訟，由終審庭重新裁決，自行改判。只是天曉得何時才再出現居留權訴訟，所需時間隨時比修改《基本法》還要久。再者，即使終審庭肯更改判決，勢必令人覺得法官向政治壓力屈服。到了最後，政府竟想到邀請人大常委「釋法」，藉北京之手來推翻終審判決。釋法的好處是時間迅速，而且按照特區官員的說法，人大常委最清楚原來的「立法意圖」，由他們來解釋《基本法》，最能確保條文的原有意思。這裡要先說明一下，人大和人大常委是什麼一回事。嚴格來說，人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國的國會或立法會，不過這個國會很古怪，只會在每年三月上旬才開會，為期約一週，平常日子則交給部份代表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下面簡稱人大常委或常委），由他們來處理日常政務，每兩個月開會一次。因此修改《基本法》要等到翌年三月在全國人大通過，釋法則能趁常委定期開會時宣佈。

所謂「釋法」，便是由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條文的意思。今天「人大釋法」這四字臭名遠播，只會使人聯想到破壞法治。其實釋法本是合法的事情，還寫在《基本法》第１５８條之內。不過人大不能隨便釋法，根據１５８條和法律界的理解，釋法程序應是終審庭作終極判決前，要求人大常委解釋自治範圍以外或相關香港與大陸之間的條文，而常委釋法前也要諮詢「基本法委員會」成員的意見。至於為何居留權個案明明牽涉兩地的關係，終審庭卻又沒有事先提請人大常委釋法呢？對此終審法官曾有解釋。根據判詞，居留權案件牽涉《基本法》第２２條和２４條。當中２２條屬於中央和特區關係的條文，可以要求釋法，但２４條則屬於自治範圍內的事，人大不應干涉。結果終審法院想出一個法子，就是先決定那一項是最主要的條文（支配條款），假如該條文超越自治範圍，或關乎中港關係，終審法院便要在判決前提請人大釋法。不過在居留權案件中，李國能等終審法官斷定此案最重要的是關乎自治的２４條，也就不必請人大出手。

結果特區政府在終極判決過後，才要求北京釋法，並且有別於《基本法》所言，不是由法院本身提出，而是由董建華開口，使法律界嘩然，無法接受特區政府公然「打茅波」（耍賴），嚴重破壞法治。打個比喻來說，普通法之下的審訊就像一場球賽，由控辯雙方對陣，用理據說服法官自己的立場才最符合法律，或指出對方犯了法。「球賽」的結果是爭取居留權的人「爆冷」勝出，使敗陣的官員錯愕萬分。這時候，球場內大批支持政府的球迷（香港市民）不滿賽果。乘著群情洶湧，政府向主辦者（中央政府）要求改變賽果。最終官員如願以償，反敗為勝，擁戴政府的球迷也跟著高興而回。可是對那些無辜被搶去勝果的爭取居留權者來說，自然心有不甘，平白失去一家團聚的機會。至於評論賽事的法律界，也不禁慨嘆特區政府因為「輸不起」，竟不遵守遊戲規則，輸打贏要，令球賽（法治）蒙羞，也叫人懷疑日後比賽將失去「競技」意義，政府可隨意扭轉敗仗。事實上，終審庭認為《基本法》條文沒有歧義，不用無事生非地考慮其他次等資料，拒絕接納「聯絡小組」的協議為「立法原意」，連代表入境處的律師也恐怕理虧，不敢提籌委會的說法。無奈政府一口咬定終審法院只看《基本法》條文，不跟從「聯絡小組」協議和籌委會決議，是罔顧了條文的「立法原意」，還聲言政府可以在任何時候請求釋法，不管訴訟已經完結。就是這樣，董建華主動邀請北京介入，連屬於自治範圍的２４條也要求常委解釋，拱手相讓自治權。

更可惡的是，在球賽中吃敗仗的官員，竟然煽風點火，指這樣的賽果會把「香港陸沉」，刺激球迷鼓譟。裁決後三個月，葉劉淑儀聲稱若果依從終審法院的判決，將有一百六十七萬人有資格移居，把香港人嚇個半死。八天之後（五月六日），董建華公然說這一百多萬人到來後，政府需要揹上七千億元以上的財政負擔，以便在房屋、教育、醫療、福利等方面安頓他們（詳見外篇廿六）。坊間還言之鑿鑿，失業率要狂飆至三成。其時香港經濟正值金融風暴後第一輪衰退，失業數目升至二十萬人的歷史新高，群眾不期然害怕大陸人南下搶飯碗，排外情緒高漲，日後李國能也不諱言這段時期他曾受過威嚇。一向「保皇」的自由黨怯於形勢，從要求修改《基本法》退卻為接受釋法。其他「保皇」政客如民建聯更不用說，莫不為政府護航，力陳釋法是最佳解決辦法，鄔維庸甚至勸勉香港人逆來順受，反正阻止不來，「倒不如學習享受被強姦」！九七年七月，董建華說政府曾考慮為居留權案件提請人大釋法，因沒此需要而作罷。不到兩年，董建華便出爾反爾，請求人大釋法，由中央作黑臉替他解窘，哪怕總理朱鎔基不久前才明言，希望香港自行解決難題。

心水清的你應該想到，就算人大釋法，誰說它一定依從特區政府的想法，推翻終審判決呢？很可惜，人大雖掌握全國最高權力，但實際上只是硬不起來的橡皮圖章，凡事聽命於共產黨。由於國家主席江澤民「溺愛」香港，主權移交前已保證大陸人不會蜂擁而至，力言必要時出手相助，當董建華兩年半後說要釋法以阻止百萬人遷來，北京自當呼應，在「性命攸關」（套用江澤民語）下誓要用盡一切手段來保障香港「繁榮穩定」，推翻判決。與此同時，人大常委釋法前須諮詢「基本法委員會」，可是這個委員會的六名香港代表之一，就是那位憑獨特言論而出盡風頭的精神科醫生鄔維庸，諮詢結果不問可知。難怪董建華宣佈請求人大釋法時對結果十拿九穩，斷言釋法後獲享居留權的人數將從一百多萬，劇減至不足廿萬人。

六月廿六日，人大常委釋法（中共建政以來少於十次釋法），一如所料推翻了終審法院的裁決，從此法治打開了缺口。事實上，釋法內容甚為粗疏和簡單，既無點明終審庭錯在何處，也沒說清楚當案件涉及一條自治和另一條非自治的條文時，該如何處理，跟終審法院在判詞中的嚴謹論證沒法相比，只是刻意製造政府取勝的賽果。至於爭取居留權人士，更從無機會在人大常委面前陳詞，代表常委法制工作的喬曉陽在說明釋法內容時，一面倒引用特區政府報告的論點，全是董建華一面之詞。

釋法之後，兩宗案例被推翻。人大常委先是批評終審法院沒有就涉及兩地關係的２２（４）條，提請釋法，繼而解釋條文的「立法原意」，是規定香港人在大陸所生的子女，不論以什麼理由要去香港，一律須向有關單位申請，把吳嘉玲（Ａ）的案例推翻。接著人大還說明２４（２）（３）條的原意，是唯有先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資格的人（在香港出生或住滿七年），其後在外地所生的子女才享有居留權。換言之，陳錦雅案（Ｄ）的判決也遭扭轉過來，大大減少即時拿到居留權的人。只有非婚生子女地位的案件（Ｃ），特區政府才沒有要求人大推翻。到了最後，根據《基本法》規定，釋法沒有追溯力，因此終審法院判予居留權的案件當事人，可獲豁免，釋法只會約束將來的訴訟（詳見外篇廿四）。

自從北京「拔刀相助」，球迷樂見賽果逆轉。絕大部份香港人額手稱慶，不用害怕飯碗給搶走、福利被攤薄，哪管賽果是怎樣竄改過來的，最重要是贏了比賽。不過特區政府深知理虧，釋法只是權宜之計。日後董建華雖屢次拒絕承諾不再釋法，為自己留一手，但律政司至今不敢因敗訴而再次賴皮。特別是Ｏ一年另一宗居留權案件（Ｆ），哪怕「護法」再次開腔指終審庭的判決不符「立法原意」，特區政府還是沒有請求釋法，連鄔維庸也出奇地說「不欲多言」。若非如此克制，香港司法制度的缺口勢將越來越大，香港人對法治的評分也不會在多年後回升至釋法前的水平。無奈釋法仍陸續有來，卻不是由特區政府提出，而是中共兩度出手，其中一次更是粗暴鎮壓香港人的民主呼聲，否決二ＯＯ八年達至雙普選，使曾經贊成首次釋法的香港人自食其果（詳見第八章）。不管怎樣，「人大釋法」這四字已是臭名昭著，香港人即使慶幸釋法阻擋了百萬人湧入，卻一致認定釋法不是什麼好東西。後來連北京也學乖了，巧言令色地以人大「決定」來代替「釋法」，否決二Ｏ一二年香港有雙普選（最快要等到二Ｏ二Ｏ年），以避免刺激公眾反感。但實際上，人大的「決定」跟人大釋法，本質上沒有兩樣。

總的來說，特區政府要求人大推翻判決，昭示香港人為了「大局著想」，犧牲少數人的權利。但法院不會這樣看，不管是一個人，還是一百六十七萬人受惠，只要法例給予他們居留權，便應按照條文判予永久居民身份。無奈群眾被龐大人數嚇怕，特區政府更毅然赴京請求釋法，剝奪「小眾」的居留權。日後政府為廿三條立法，亦是抱著同樣心態，為了「國家安全」，為了完成北京的指令，妄顧公民權利。只是受廿三條影響的並非一小撮人，而是全體香港人，遂激起民眾怒吼，上街把廿三條阻擋下來。

值得留意的是，居留權爭議過後，仍舊有大批人南來定居，每年可多達五萬四千人，釋法與否只是一窩蜂和有秩序的分別而已。大陸公安此後也規範了全國單程證的申請，採用劃一計分方法。還有的是，一些民間組織以人道理由，替非親非故的大陸人爭取居留權，引來無數爭端，但這批大陸人當中，不少跟普遍香港市民的價值觀有所出入。例如董建華曾為了阻擋他們湧來而不惜犧牲法治，但後來民望下瀉，人人厭惡他，新移民竟「以德報怨」，是最支持他的其中一群人。就算沙士爆發期間，他們仍覺得董建華表現合格。事實上，民望低沉的董建華在Ｏ一底宣佈角逐連任時，一名考獲極優異會考成績的新移民女生季桑，竟然站出來跟另外七位公眾人物發表「挺董宣言」，實在叫人側目。這還不止，有傳媒自Ｏ四年起便踢爆力主釋法的民建聯，仗著跟中共的親密關係，利誘爭取居留權者在選舉時投票給他們，以便提早發放單程證一家團聚。長期為這批人奔走的甘浩望神父，亦承認有人在選舉期間，投向親共陣營。究竟他們在投票站內會否「寬宏大量」，原諒一度拆散他們全家的政客，民建聯的承諾又有否兌現（民建聯否認有此諾言），實是耐人尋味。

補充資料：
以下是著名文化評論人陳雲於Ｏ九年九月九日在《明報》刊登的文章。相信大家閱畢本文後，必能發現陳雲連最基本事實如終審判決、「一六七事件」等也弄錯時序，予欲無言。

（節錄）
．．．香港民間大可抗爭，但港府必須敬畏中共，懂得與民間居中調停，迴避來自北京的惡性干預。這需要極高的政治悟性與技巧。

一九九九年的居港權案，最可顯示特區政府的莽撞與無能，幾乎斷送香港前途。當年李國能法官及終審法院維持港人在內地子女的居港權，實踐香港的司法獨立。判決之前，昏庸的特區政府官員不斷放出消息，謂一旦港人內地子女勝訴，將會造成災難－－一百六十七萬人湧入香港，我當時在報章戲稱之為「一六七事件」。親北京的法律界人士、前《基本法》草委宣稱茲事體大，李官及終審法院應先提請人大釋法，再作判決。判決之後，港人內地子女勝訴，港府提請人大釋法。然而，此後至今，每日百多名大陸人來港的配額，根本用不完。政府錯估形勢，枉作小人，而且賠上香港法治。合理的政術，是在上訴之前游說事主，在上訴之後靜待結果，以行政措施化解新移民的壓力，根本毋須驚動全國人大。
（節錄完畢）

（７５４３字）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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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廿四　八大案例

2010-03-01T14:10:00.002+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外篇廿四　八大案例

即使香港並非民主的地方，但至少英國人在撤退前，確立了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爭取居留權人士和入境處之間的爭論，最後都交由法院裁決，讓法官根據法例條文，判斷誰是誰非。結果法院就各種情況，作出八大案例，分辨誰有權留下定居，誰要被遣送大陸。無奈特區政府在個別案件不服敗訴，竟找北京插手推翻判決，惹來有識之士非議。與此同時，大家不難從八大案例中看到，若果法律條文寫得不夠好，便出現荒謬的結果。因此政府在廿三條立法時，法律界特別緊張箇中條文，不容政府有機會鑽空子，借廿三條來打壓異己。

無論如何，過去稱為「小人蛇」問題，特區成立後叫作「居留權（或居港權）爭議」的事件，在港英末期已露了端倪。一名出生三個月後便偷渡到香港的小女孩，匿藏多年後在十歲時被高調遣返，一度引起社會討論，其時正值主權移交前沒多久（九七年四月）。另一邊廂，一直協助「無證兒童」的社工何喜華，被美國《時代》雜誌列為廿五名最具影響力的香港人之一，更是預見了居留權爭議將為香港帶來衝擊。結果中國接收香港才一個星期（七月七日），已有四百人跑到入境處聲稱擁有居留權。面對來勢洶洶的「移民潮」，特區政府於七月十日，趕緊在臨時立法會修改《入境條例》，阻止他們即時移居香港。

不過官員的修補最終徒勞無功，因為《入境條例》的地位比不上形同香港小憲法的《基本法》，「無證兒童」還是可以憑藉《基本法》條文，繼續聲稱他們擁有居留權。雙方在九七年十月起，在法庭展開一年半的訴訟。由於爭取居留權者眾，為了減少案件數目和節省訟費，控辯雙方同意由其中五人作代表，在法庭進行「測試案件」（Test Cases），辯論五位原訴人代表的類別，究竟有沒有居留權。無奈其中四人代表的案件，糾纏至終審法院仍無法了結。當北京插手推翻判決後，不少人空歡喜一場，繼而為家庭團聚再度訴諸法庭，懇求格外開恩。

（註：本章節不會仔細分辨居留權和永久居民的不同之處，姑且視之為同一回事）

（Ａ）吳嘉玲案例（Ng Ka Ling and Anothe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14/1998）
（日後被人大推翻的案例）
此案例的代表是吳嘉玲及其妹妹吳丹丹，兩人均在大陸出生，九七年七月四日到入境處「自首」，其家人聲稱她們擁有居留權。根據《基本法》第２４（２）條，任何中國籍人士在香港連續住滿七年，便成為香港永久居民，可享居留權。而這些人的子女，即使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出生，亦同樣是香港的永久居民。既然這對姊妹的父親在香港住滿了七年，其女兒應順理成章享有居留權。

可是政府並不認同此看法。按照官員在七月十日匆匆修訂的《入境條例》（可追溯至七月一日），這些香港居民在大陸所生的後代欲享居留權，須在大陸向公安申請「單程證」（准許移居香港的證件），並在證件上貼有特區政府簽發的「居留權證明書」（居權書）。若沒有居權書的話，不算擁有居留權。入境處官員更辯稱，這項措施是為了體現《基本法》第２２（４）條－－「中國其他地區的人」（意指大陸人）進入香港須經批准，人數亦由中央政府確定。說到底，政府的原意是希望香港人到外國旅遊、公幹甚至移民他鄉期間誕下的孩子，也享有居留權，以便吸引他們回流。豈料隨著大陸日益開放，很多香港人北上娶妻生兒。鑑於《基本法》２４條只說「香港以外所生」的下一代也是永久居民，沒有區別外國和中國大陸，於是這批大陸出世的香港人後代便據此聲稱享有居留權，並向法庭申請司法覆核，質疑入境處為了阻止大量「大陸人」（其實是半個香港人）遷入而建立的單程證加居權書制度，違反了《基本法》。

儘管入境處在早期的訴訟獲勝，可是終審庭五位法官卻一致裁定，居留權屬永久居民的核心權利，可隨時入境及逗留，不容任何阻撓。既然案中兩姊妹在《基本法》２４條下享有永久居民身份，獲取了居留權，那麼她們不應被官員用任何制度阻止自由進出香港，政府更無權遣返她們到大陸。至於入境處依仗的《基本法》２２條，終審庭認為條文只限制大陸居民進入，而不是身處大陸的香港永久居民，就好像派駐大陸公幹的香港人，回來時不用申請單程證或居權書一樣。因此據２２條而設立的居權書制度雖不至於完全違憲，卻需要修改，只能限制香港人在大陸的配偶移居香港，其子女不受此限。然而那些「聲稱」擁有居留權的人，必須留在大陸等候特區政府查核身份。惟一旦獲得核實，這批人便能即時移居香港，無需假手於大陸公安，無了期等候他們簽發單程證。

可笑的是，日後葉劉淑儀在回憶錄中，埋怨英國人因為推動民主與北京鬧翻，阻撓臨時立法會在主權移交前修訂《入境條例》，暗示若非港英政府從中作梗，便無需等到中國接收後才修改條例，居留權爭議也就能防患未然。這種說法實有誤導之嫌，因為不論《入境條例》在何時修改，只要終審庭認為修改內容跟《基本法》有牴觸，便屬違憲，沒有效力。

總言之，終審庭判決兩姊妹從特區成立那天（九七年七月一日）便享有居留權，並建議入境處該怎樣修改居權書制度，往後政府不可阻止香港永久居民在大陸所生的子女，南下香港定居。奈何此判決在社會引起軒然大波，特區政府隨即要求人大常委將之推翻（人大釋法），重新規定香港人在大陸所生的子女，需要申請單程證才能到香港定居。幸而《基本法》規定人大的解釋只影響往後的案件，故此案中兩姊妹和其他有份參與這次訴訟的人，可以留在香港定居。至於聞判才興訴的人，則受釋法約束。於是晚來的人不服氣，誓在法庭內討回公道（見案例Ｈ）。

（Ｂ）徐權能案例（Tsui Kuen Nang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15/1998）
（後併入吳嘉玲案例［Ａ］之內）
大致上此案跟前述的吳嘉玲姊妹案（Ａ）相同，徐權能本人在大陸出生，父親同樣在香港住滿七年，早已是永久居民。不同之處，是案中人已非小童，而是剛剛年滿十八歲的成年人，而申請單程證制度，是不會接受超齡人士申請與家人團聚的（各地年齡限制不一）。換句話說，一旦長大成人，理論上他們便永遠無法以香港人子女的身份，拿到單程證一家團聚。

雖然徐權能在上訴庭敗訴後，已從大陸公安取得單程證，能夠到香港定居，但為了釐清法理爭論，終審庭仍繼續處理此案，並和吳嘉玲案（Ａ）在同一天宣判。判決的結果跟小姊妹案類同，既然《基本法》２４條說明永久居民資格時，沒有年齡區別，那麼徐權能成年與否，跟是否擁有居留權無關宏旨。他跟那對小姊妹一樣，從中國接管香港、《基本法》生效的第一天，便擁有居留權。

無奈人大釋法後，這類人的居留權同樣被剝奪。更糟的是，他們已屆成年，永遠喪失以團聚理由申請單程證的資格。為了安頓這批人，數年後公安放寬了規定，只要十八歲前曾提出申請，仍可繼續排隊等候單程證，有別於過去一俟成年，便從輪候隊伍中踢出去。

（Ｃ）張麗華案例（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eung Lai Wah, FACV 16/1998）
（後併入吳嘉玲案例［Ａ］之內）
此案跟前述的兩宗案件相同之處，是申訴人張麗華的父親同樣在香港住滿七年，有永久居民的身份。然而張麗華卻是「非婚生子女」（即父母未有註冊結婚而誕下的子女，例如「二奶」生下的私生兒），按照《入境條例》規定，她只會跟母親有直屬關係，法律上她跟生父不算父女，彼此沒有關係。如此一來，她便無法藉父親的永久居民身份而獲取居留權，除非她的父母日後註冊為合法夫婦，她跟生父的關係才被承認。偏偏她出生沒多久，母親便去世，使張麗華終生失去一段合法父女關係。

不過《入境條例》的規定，在法庭上屢受質疑。即使原訟庭和上訴庭皆判張麗華跟前面的案例（Ａ和Ｂ）敗訴，需要取得單程證和居權書才能定居，但諸位法官均認為入境處不該區別「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哪怕入境處對此不服，一再上訴，終審庭還是貶斥條例荒謬，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的平等原則，非但沒有同等看待「婚生」與「非婚生」子女，對「非婚生母親」和「非婚生父親」也不平等－－「非婚生母親」在子女出生時便擁有母子或母女關係，「非婚生父親」則要先註冊結婚，才能跟子女擁有合法父子或父女關係。最終官員屈服，哪怕日後群情洶湧，特區政府還是永久刪除《入境條例》的不平等地方，沒有請求人大推翻這一部份。

當終審法院對「非婚生子女」一視同仁後，便確立了張麗華和生父的合法父女關係，繼而讓她和前述的案例代表那樣，獲判享有居留權，無須申請單程證。只可惜儘管張麗華的父女身份獲得平反，卻由於前述案例在釋法時被推翻，香港人在大陸誕下的「非婚生子女」跟「婚生子女」一樣，還是要申請單程證才能一家團聚。只有張麗華本人幸運地因釋法不可追溯而逃過一劫，不用遣返大陸。

（Ｄ）陳錦雅案例（Chan Kam Nga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13/1998）
（註：日後被人大釋法推翻的案例）
以上三宗案件，可說是各類居留權訴訟中，最早的一批。打從九七年八月，控方便選作「測試案件」的代表。三個月後，背景稍有不同的人亦跟著入稟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聲稱他們擁有居留權，並由陳錦雅作代表。最終此案連同上述三宗案件，由終審法院於同一天作「終極」宣判。

陳錦雅代表的個案不同之處，是他們誕生的時候，雙親尚未成為香港永久居民－－既非在香港出世，又未住滿七年。根據《基本法》第２４條，任何中國公民在香港連續居住七年後，便自動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而他們在外地所生的子女亦然。可是條文沒有說清楚，究竟是這類人住滿七年後誕下的子女，才能作永久居民，還是住滿七年前已出生的下一代，也可跟雙親一併取得永久居民身份。

早在主權移交前，官員已察覺到香港《基本法》的漏洞，故此比香港晚兩年半（九九年十二月）才被中國收回主權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門，便在草擬當地《基本法》時特別註明，「『成為永久性居民後』在澳門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才擁有澳門永久居民的資格，香港則沒有此註明。無論如何，香港官員在訴訟中認為下一代「出生的一刻」才能作準－－若誕生時雙親尚未住滿七年，其子女固然沒有居留權，即使數年後父親或母親住滿七年，拿到居留權，他們的下一代還是不可取得永久居民身份。不過終審庭沒有贊同政府的理據，並拒絕接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協議（當中理由見外篇廿五），反而從家庭團聚的角度去想，認為若果父親或母親取得永久居民資格，其子女合該同時擁有居留權。唯有如此，整個家庭才可團聚，才能符合《國際人權公約》（亦即《基本法》３９條）所指，社會需要保障家庭。終審法院更特別指明《入境條例》內的「出生時間」是多餘字眼，違反《基本法》。因此五位終審法官一致裁決，陳錦雅在父親住滿七年的剎那，便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不必理會她「出生的一刻」父母尚未取得居留權。

值得注意的是，吳嘉玲、徐權能、張麗華代表的個案（Ａ－Ｃ），是「正宗」香港人在大陸生下子女的個案。這三人的父親跟不少香港人一樣，於六、七十年代跑到香港，興訴時已定居廿多三十年，早就被視為社會的一部份而非「新移民」。可是陳錦雅的案例，容許來到香港沒多久的「新移民」所誕下的子女，也能同時拿到居留權。這樣下來，從大陸南遷香港的「新移民」不單是一代人，而是「買一送一」，兩代人同時移居，成為官員日後炮製「一六七」恐慌的根源（詳見外篇廿六）。

按照政府的「一六七」推算，本案例使合資格即時定居香港的人數，幾近一百萬。影響那麼大，難怪市民一面倒反對。那些反對釋法、但支持修改《基本法》的人，亦是針對此一案例，計劃剔除這類人的居留權。於是人大釋法時，這類人首當其衝，被拒諸門外。不過正如上述案例那樣，釋法不能追溯之前的訴訟，因此陳錦雅成為少數可以留下的幸運兒。

（Ｅ）劉港榕案例（Lau Kong Yung and Others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10 & 11/1999）
此案的背景是劉港榕等十七人偷渡到香港，或在香港逾期居留，本該被遣返。但根據終審庭於九九年一月的判決，他們均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偏偏入境處置若罔聞，在「終審」判決後一個月內，依然要遣返他們。於是他們申請「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和司法覆核，以求推翻遣返令。

不過此案的焦點並非遣返令是否合理，而是終審庭首次在判決中，親自推翻自己的判決，確認人大釋法的效力。九九年十二月三日，終審庭五位法官一致裁定，同意釋法的效力，把自己於年初的兩大判決推翻（案例Ａ、Ｄ），重新肯定入境處原有的制度－－香港人在大陸所生的子女，仍須留在當地申請單程證和居權書，獲批後才能到香港定居，與此同時，下一代「出生的一刻」，父親或母親必須已是香港永久居民（於香港出生或住滿七年），否則他們將不可憑藉父母的關係，取得永久居民資格。另一方面，終審庭確定人大常委有權解釋《基本法》所有條文，不用理會條文是否自治範圍，也不管是否由法院提出釋法，特區法院解釋自治條文的權力，是由人大授權賦予，因此終審法院一致駁回劉港榕等人指人大常委無權解釋屬於自治的２４條。

至於遣返令問題，爭取居留權者認為根據終審庭判決，他們已是香港永久居民，入境處沒有權力把他們遣送大陸。上訴庭在釋法前兩星期作判決時（六月中），亦贊同他們入境處應撤回遣返令，因為根據終審判決，雖然他們仍要返回大陸申請和等候特區政府核實身份，可是當時政府沒有為判決建立新的申請制度，舊有安排（單程證加居權書）卻又被指違憲（直到釋法後才恢復過來）。因此政府不該剝奪他們的「憲法性權利」，遣返或羈押他們。

然而終審庭推翻了上訴庭的判決。這不僅是由於案中十七人在人大釋法之下，已失去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沒有資格留下定居，也是因為終審庭未敢苟同上訴庭的說法，認為即使申請居權書制度因「終審」裁決而弄至「無法運作」，卻不應據此抗拒遣返令。再者，入境處長沒有責任考慮這十七人的人道理由，他有權毫不考慮他們的背景，只管低頭執行《入境條例》，把非法進入香港或違反逗留條件的人，通通遣返。結果終審庭以４：１的裁決（只有法官包致金不同意），駁回十七人的司法覆核，並解除他們的「人身保護令」，遣返令則交予入境處考慮他們的處境後，自行決定是否繼續執行。然而遣返令的爭議並未戛然而止，直到兩年多後的案例（Ｈ）才大致告一段落。

（Ｆ）莊豐源案例（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ong Fung Yuen, FACV 26/2000）
在所有居留權案例中，本案的結論屬最荒謬的一個。人大釋法後，被阻止即時到香港定居的人，好歹也是香港人（不論是否新移民）的後代，血緣上至少是半個香港人，只可惜他們出生的地方並非香港或外國，而是大陸，才遭受這般折騰。本案例的結果，是任何人只要在香港出生，便自動享有居留權，哪管此人的雙親是何處人。這樣下來，任何跟香港毫無關係的大陸夫婦，只要跑到香港誕下兒女，其下一代便可即時拿到居留權，自由進出香港，不必申請單程證。這樣的結果，對普羅大眾也好，對爭取一家團聚的人也好，簡直是匪夷所思。無奈當天起草《基本法》的人就是如此大意，弄出一部笨絕的小憲法，法例有問題北京又不肯改，逼使法官按照愚昧的條文判下如此結論。

此案的主角莊豐源，父母均是大陸人，並在當地註冊結婚。九七年這對夫婦持雙程證合法入境，並在九月底於香港誕下當事人，兩人隨後因逾期居留而被遣返大陸。根據《入境條例》規定，莊豐源暫時不獲享有永久居民身份，要等到他的父親或母親到香港定居，擁有了居留權，他才可領回永久居民身份。偏偏他的父母由始至終，都沒有搬到香港居住，卻堅稱根據《基本法》，他們的兒子自出生那天起，已是香港永久居民，由此掀起另一場官司。

經歷原審和上訴庭兩次敗訴後，入境處建議終審法院要求人大釋法，因為若從條文「實施的影響」去衡量，此案的關鍵《基本法》２４（２）（１）條超越自治範圍。不過終審庭否決以「實施的影響」來斷定條文是否牽涉自治範圍以外的事，而是以條文的特性來衡量。既然２４條的特性只是界定那些人屬永久居民，純粹自治事宜，那麼終審庭便不用提請人大釋法。

至於如何詮釋２４（２）（１）條，終審庭特意在判詞內，向公眾解釋普通法（common law）的運作模式－－基於三權分立，法院解釋法例時，只會弄清條文字句的意思，而非猜度立法者心裡的「立法原意」。既然條文清楚講明在香港出生的中國籍人士便是永久居民，不曾論及父母的身份，終審庭只能據此而判決莊豐源擁有居留權。法院不該受其他外來資料影響而無端產生歧義，弄出相反結論。故此籌委會（北京籌組特區政府的組織）雖明言唯有父親或母親在香港合法定居後，香港出生的下一代才擁有居留權，終審法院還是沒有理會，堅持以小憲法《基本法》條文為準。這個說法聽在官員耳裡自然不合意，特別是人大在兩年前釋法時，曾說明２４條的「立法原意」可見於上述籌委會的「意見」之內，遂以為釋法的效力涵蓋整個２４條。可是終審庭卻僅視人大對整個２４條的「說明」為陳述，沒有法律效用，只有人大「解釋」２４（２）（３）這一部份，才對特區法院有約束力，連代表政府的律師亦同意人大沒有「解釋」整個２４條。就是這樣，入境處在莊豐源案三連敗。

總括而言，終審法院繼續按照普通法原則，以《基本法》條文作判案根據，再一次「漠視」籌委會的「立法原意」。但由於兩年前的釋法鬧出軒然大波，雖阻擋了百萬人即時湧入，卻使法治深受傷害，故此特區政府保持克制，在終審庭拒絕提請人大釋法以前，便承諾不再輸打贏要，不會向北京求救。說到底，受惠此案的人數很少，判決時只有兩千人獲享居留權，半年後政府統計亦只有六千人得益，跟百多萬人湧來的恐怖景象不能相提並論，特區政府也就不必「小題大做」。哪怕人大指判決與他們的解釋「不盡一致」，大陸的「護法」也批評裁決不符「立法原意」，不尊重人大釋法的精神，各方還是接受終審庭的定論。連曾經大肆批評法院的鄔維庸也說「不欲多言」，「發言對事情沒好處」。

不過事情並未告一段落。因笨絕條文而帶來的荒謬結果，吸引大批大陸人南下產子，既可享受香港的先進醫療設備，還順道替子女拿到居留權，使本地孕婦要跟他們爭奪醫院病床（詳見下一章），無奈特區政府仍不打算修改《基本法》。至於日後在大陸娶妻的香港男士，也按此判決，用盡一切方法安排伴侶到香港產子（包括財政司長梁錦松），以躲避申請單程證的麻煩，促使單程證配額在數年後多得用不完，輪候的人少了許多。

（Ｇ）談雅然案例（Tam Nga Yin and Others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20 & 21/2000）
此案的焦點是究竟香港人在大陸領養的兒童，跟香港人在大陸所生的子女，安排是否一樣。自從八十年代初起，中國大陸厲行一胎政策，強令每對夫婦只准生一個孩子。受到重男輕女的觀念影響，大批女嬰被遺棄，不少外國人跑到中國領養女童。一些香港人亦一片好心，到大陸領養孤兒。奈何入境處堅持這些大陸遺孤沒有資格做香港永久居民，連終審法院也認同官員的說法，排除領養子女的永久居民身份，不管他們出生和被領養時，養父或養母早已是香港人。

在終審庭內，雙方均同意當年人大解釋關乎本案的《基本法》２４（２）（３）條時，沒有論及該如何處理領養子女，而法官亦跟據前述莊豐源案（Ｆ）的準則，判斷條文屬於自治範圍，否決提請人大釋法。至於判案準則，終審庭一如莊豐源案的判詞所言，以普通法原則先行，亦即根據條文作定奪。結果終審法院以４：１的結果（只有法官包致金不同意），指條文的「所生」一詞，清楚說明只有親生子女才有資格做永久居民。既然條文沒有產生歧義，也就不用另外考慮《國際人權公約》和《香港人權法案》中，社會應促進家庭團聚的條例。情況就像終審庭判決先前的案件（Ｄ、Ｆ）時，無需參考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或籌委會的說法。

就是這樣，終審庭於Ｏ一年七月二十日，得出兩個教香港人詫異的判決。一個是大陸夫婦在香港生下的子女，竟可即時取得居留權（莊豐源案Ｆ），另一宗卻是香港人在大陸領養的孤兒，沒有資格做香港永久居民。其時莊豐源案的影響尚未浮現，社會沒有太大迴響。惟本案的決定，使一向反對大陸人湧入的群眾，突然動了惻隱之心。事緣此案的代表談雅然，在判決後接受傳媒訪問，引發香港人同情。事實上，談雅然的出身跟大多數爭取居留權者不同，養父母並非滿口鄉音的「窮鬼」（教人聯想騙取政府援助），十四歲的談雅然本身又品學兼優，數年間努力考上名校。當電視台在非新聞節目中，全程追訪她的老師和同學爭相奔走，要求政府運用酌情權准她留下，以免她隻身回到沒有親友照料的大陸（別忘記她是孤兒），香港人便動容起來，不再破口大罵。最後談雅然得到大團圓結局，敗訴後三個月，大陸公安突然簽發單程證，准許她移居香港，成為數千名爭取居留權人士之中，最幸運的其中一位。至於其他被領養的兒童，特區政府承諾他們回到大陸申請單程證後，一年之內便能到香港定居。

談雅然獲准留下後半年，傳媒再報導類似教人同情的個案－－一對十三歲的孿生姊妹只有一個獲批單程證，兩人只好以剪刀石頭布來決定誰先到香港一家團聚。結果姊姊勝出，妹妹則呆等數年，過了成年申請期限，還未等到批准，甚至在居留權訴訟中敗訴而回（案例Ｈ）。報導面世後，再次引起香港人悲天憫人，嚇得大陸公安急急批予單程證。這兩次事件，足以反映人們面對冷冰冰的數字時，多是冷酷無情，但接觸真實個案後，便愛心氾濫，特別包容。

（Ｈ）吳小彤案例（Ng Siu Tung and Others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FACV 1-3/2001）
上述七宗案例，加上人大釋法，決定了爭取居留權的人之中，那一類可即時在香港定居，那些人要返回大陸，此案的爭論卻是如何解決人大推翻終審庭判決後引起的混亂。因為誰也沒想過，終審法院的判決竟然不是「終審」，使不少爭取一家團聚的人好夢成空。加上政府因案例代表問題，曾作「寬免政策」，但箇中條件有所爭議。於是五千多個因這次憲制混亂而受害的人，趕到法院呼冤，希望得到「特赦」。

前面說過，由於爭取居留權人數眾多，於是在法庭上派出數名代表，以釐清不同類別的情況。但原來訴訟期間，控辯雙方根本沒有明文協議，不論結果如何，判決將約束所有屬於該類別的人，而法官也沒有作出類似的諭令，案例對其他人的約束力只是想當然而已（畢竟香港法院判決類似案件時會保持一致）。於是沒有參與訴訟、但一直待在香港的爭取居留權人士，理論上並不受惠於法庭的裁決，需要入稟法院以求法官給予相同裁決。更糟的是，釋法全盤推翻終審裁決，但《基本法》卻又豁免釋法「以前作出的判決」，於是親身參與訴訟的數十人，如案例裡的吳嘉玲和陳錦雅（Ａ、Ｄ）等，均能逃過釋法約束。其餘靜候判決的人，則被釋法奪回居留權，隨時被政府遣返。故此特區政府在人大釋法當天，頒佈「寬免政策」，讓等待判決的人也能豁免，核實身份後便取得永久居民身份。但條件是他們必須在「終審」判決前（九九年一月廿九日），已經在香港「聲稱」他們擁有居留權。

然而怎樣才算是「聲稱」呢？在入境處的紀錄之中，只有三千多人的名字，這些人即時得到政府「特赦」，准予留下定居。另有一些人也曾跑到入境處，可是職員沒有協助他們，甚至勸阻登記資料，只管打發他們回去等候判決。若果他們乖乖聽從政府人員所言，不作登記，放棄興訟，那麼入境處便沒有他們的紀錄，也就無法證明他們曾「聲稱」擁有居留權，平白失去「寬免政策」下特准一家團聚的機會。再者，董建華宣佈「寬免政策」時，沒有規限一定要有「聲稱」紀錄，這項條件是官員後來補上的。於是這批人覺得受屈，只好到法院呼冤。與此同時，由於入境處官員和特首董建華公開說過，政府會服從法院裁決，使爭取居留權者擁有「合理期望」，在家裡靜候法官「佳音」，直到「終審」判決後才到香港領取居留權。豈料官員出爾反爾，在判決後數月請求人大推翻裁決，使他們得而復失，更向他們下逐客令。於是他們也跑到法庭哭訴，以免被遣返。

面對這兩批人的「冤情」，終審庭在本案例中，一口氣界定什麼叫做「合理期望」，以及怎樣才算「聲稱」，以符合「寬免政策」的要求。終審法院認為，若果爭居留權者在「終審」判決前，在香港寫過信給董建華、葉劉淑儀等官員（信中須具備相關資料及作出「聲稱」），又或者被法律援助處（法援處）接納為個案處理，並及時在判決前把資料交到入境處，通通被視為曾作「聲稱」，有權援引「寬免政策」而拿到居留權。其餘曾接觸過入境處或法援署，甚至帶備了證明文件前去的人，要是沒有留下白紙黑字的申請紀錄的話，只會被當作「查詢」而非「聲稱」，也就無法受惠於政府的「寬免政策」，慘遭政府戲弄。

至於「合理期望」（Legitimate Expectation）的爭論，終審庭認為官員承諾服從法院判決（「一般陳述」），已帶給公眾「合理期望」。但礙於人大已經釋法，法院要阻止政府食言也不行，只好另想辦法，著政府為沒有體現爭取居留權者的「合理期望」而做一點補償－－要是他們曾經收到政府回信（「具體陳述」），著他們不必參與訴訟，那麼入境處須撤銷先前的遣返令，然後考慮運用酌情權准予留下，以撫平他們蒙受的「重大不公」。其時有一千人雖曾在九八年底向法援署要求興訟，作了「聲稱」，但法援署卻覆函指終審庭快將判決，沒有處理他們的申請，也沒有把資料交到入境處。偏偏「寬免政策」要求入境處必須有其紀錄，於是這一千人因法援處的怠誤，無辜失去「寬免政策」的庇蔭，只能憑藉「合理期望」祈求官員酌情處理，格外開恩。

但無論如何，終審庭以４：１裁決（法官包致金不同意，認為所有上訴人得直），只有在九九年一月「終審」判決前，曾作「聲稱」或手持政府覆函的人，才有機會受惠於「寬免政策」，或在「合理期望」下獲酌情處理。那些沒有白紙黑字證據，以及九九年一月後才興訟的人，只能空歡喜一場，受釋法限制而被摒諸門外。如此一來，有幸能夠因這宗案例而留在香港的人，少之又少。總的來說，本案五千多位申請司法覆核的人當中（九成以上「出生的一刻」雙親還未是香港永久居民），四千多人因遲至「終審」判決後才爭取，即時被判敗訴，將於Ｏ二年四月一日起被遣返。另有一千多個懷有「合理期望」、卻被法援署「愚弄」的人，則等待入境處發落。官員則在本案判決後明言，不保證這千多人可以留下定居，要重新審議每個人的情況。

到了最後，這宗「終極案例」，並非最後一宗官司，有關訴訟仍是長年不休。過百人在本案例的框架下，仍繼續勉力爭取留下，例如指控入境處職員沒有記下他們的「聲稱」。即使沒機會留下來，他們亦入稟向政府索償爭議帶來的精神損失。一直到二ＯＯ八年，終審庭還在繼續判決居留權訴訟。難怪法官包致金在其中一宗案件的判詞裡慨嘆，已經第十個年頭了，還有數十人尚未一家團聚，不獲官員人道處理。其實每年持單程證到香港定居的配額高達五萬多個，已經多得用不完，偏偏政府還是要跟這數千、甚至數百人連年拉鋸，不給就是不給。

後記：
順帶一提，由於爭取居留權的人，大部份來自低下階層（連終審庭亦在判詞中指他們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無力支付昂貴的訴訟費。他們需倚賴政府的法援處資助，才能付帳。儘管法援處只會支援有理據者而非所有想興訟的人，但畢竟人數眾多，足足帶來五千多宗有理據的案件，使不少市民更加討厭這幫「旨在貪圖綜援」的人，斥責他們浪費公帑，不明白為何政府給他們錢，讓他們控訴自己，天下哪有這等愚笨的事？群眾的叫囂，教法律界憂心不已，要不斷教導公眾法援的目的是讓窮人有機會伸冤，好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奈其時排外情緒高漲，實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幸而香港人在損害自身利益的廿三條面前，重新張開耳朵，願意聆聽多位大律師的忠告。

〔圖解十四　如何鑑定有否居留權〕

（１０６６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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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十四　如何鑑定有否居留權（請click圖表放大）（Ａ～Ｈ代表前述的八個案例）

註：以上分類，不論成年與否（Ｂ）、非婚生與否（Ｃ），均一視同仁看待，沒有分別

終極測試（Ｈ）：
符合以下三大條件才可受惠於「寬免政策」，特准享有居留權

１．九七年七月一日至九九年一月廿九日期間，曾身處香港
２．在上述期間曾到入境處「聲稱」擁有居留權，或其「聲稱」由其他部門轉交入境處
３．入境處須擁有其「聲稱」紀錄

爭取居留權者若果不符合上述三大條件，但曾經收過法援處等政府部門覆函，內容是叫他們不必提出訴訟，因為政府將執行判決等，那麼他們便擁有「合理期望」，入境處必須運用酌情權，考慮是否准予他們留在香港，放棄遣返。當然，入境處考慮過後，還是可能堅持將其遣回大陸。

４．４　天外有天的裁決

2010-02-28T15:55:00.002+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４　天外有天的裁決

明白了廿三條是什麼一回事後，便看看捲入這場風暴的「角色人物」。事有湊巧，所有「角色」在九九年爆發的居留權爭議中，曾經互相角力，儼如廿三條爭論的熱身。不過兩次事件的結果迴異，先是特區政府大獲全勝，縱使賠上法治，卻反而贏得民心，間接鼓勵官員和「保皇黨」日後在廿三條立法時漠視批評。故此若能瞭解居留權事件的來龍去脈，大家便不難發覺廿三條爭端，某程度上是延續雙方的較量，每個「角色」的言行亦一脈相承。

居留權爭議，導火線恰好也是法律問題。背景是九十年代大批香港低下層男士，到大陸迎娶年輕的「國內佳麗」，並在當地誕下子女。本來後者可以申請「單程證」到香港定居，一家團聚，可是單程證配額有限，即使增加了一倍，每天讓一百五十人遷來，仍有無數人在等候。更糟的是，香港沒有單程證審批權，配額落在大陸各省市之手，排隊狀況混亂不堪，只要賄賂地方官員，便能插隊。於是有人按捺不住，偷渡到香港，或藉探親之名，到香港後匿藏起來，逾期仍不肯歸去，出現「小人蛇」問題。

及至特區成立，猶如香港小憲法的《基本法》即時生效。一些在大陸娶妻生兒的香港人據此入稟法院，聲稱其子女擁有居留權，無須單程證便能即時到香港團聚。案件審理了一年半，各級法院大多判政府勝訴。可是上訴到終審庭後，卻出現迴異的結果，於九九年一月底裁定所有香港人在大陸所生的子女皆擁有居留權。由於此判決乃最後定案，不能上訴的政府頓時氣急敗壞，因為據此判決，數十萬人能即時湧來做香港公民，對人口只有六百多萬的香港帶來巨大衝擊。偏偏官員對此沒有多少準備，以為在法庭內穩操勝券。

這時候，香港市民尚未完全察覺判決對社會有多大影響，法律界則因為終審庭的判詞清楚界定什麼情況才須北京插手（人大釋法），視之為一國兩制的典範。各界輿論雖覺得判決為香港帶來麻煩，卻甘願接受，只希望政府快點想出對策，連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報章亦稱許終審庭的裁決，沒有違反《基本法》。可是過不了幾天，判決激起兩大爭端。先是終審判決後第八天，傳來北京的異議，由四位法律「專家」（亦即所謂的「四大護法」）出面，嚴斥終審庭「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央的不滿，是認為判詞指本地法官可以查考全國人大有否違背《基本法》，是「以下犯上」。從此形勢急轉直下，判決遭受四方八面的攻擊。當北京開了腔，「土共」立刻跟風表態，最著名的是人大鄔維庸罵終審庭首席法官李國能是「小孩子不懂事」，想為香港司法獨立「逞英雄」。想不到連有份草擬《基本法》、多年沒有針砭時局的著名武俠小說家查良鏞（金庸），亦跳出來指終審法院不該「打阿爺」，應向人大道歉。最終逼使終審庭於二月底破天荒就判決「自我澄清」，明言特區法院的權力由北京授予，使京官釋懷。

解決此一爭端，另一項更大的爭論逼在眉睫。當北京接受終審庭解釋之際，輪到本地人抗議判決，不滿大批大陸人可以南下，令香港「陸沉」。事實上，自從香港在八十年代走進富裕社會，便帶著優越眼光看待大陸人。除非移居香港的大陸人能甩掉鄉音，否則這些「新移民」將一輩子承受香港人的歧視。適值嫁給香港丈夫的大陸女子，教育水平低，要跟工廠北移後被淘汰的本地低技術勞工爭飯碗，遂惹人厭惡，金融風暴後情況更糟。還有的是，這些跨境婚姻不少是老夫少妻，當中不乏一家團聚後出現家庭糾紛，大陸妻子覺得受騙，丈夫的經濟狀況並非他們吹噓那樣，不少香港人則認定她們為了錢才嫁到香港，甚至向政府伸手討錢過活。這還不止，一些香港男性本已結了婚，卻在大陸「包二奶」，使受害的本地「師奶」不期然對大陸女子增添怨恨。在這背景下，群眾對終審判決既是憂慮，又是憤怒。

面對人口頃刻間狂飆至少半成的壓力，董建華一籌莫展。有人提議在法律上根治問題，修改《基本法》以堵住湧入的人口。惟政府卻覺得此法不行，因為修改法律需時，有近一年空窗期。至於其他行政措施，更是通通不行，這是由於《基本法》形同小憲法，凌駕其他法律，原先的《入境條例》便因此裁定違憲，故此任何措施只是徒然。結果特區政府想到釋法一途，主動請求北京出手，由人大推翻終審終決，使受惠判決的人數劇減。從此終審庭不再是「終審」的地方，只要政府敗訴，便有可能再「上訴」至北京，扭轉訴訟結果，使法治蒙上巨大陰影。

為了淡化法治受損的醜行，特區政府苦心孤詣製造民憤，先公佈有資格獲取居留權的人數高達一百六十多萬，繼而推算政府要花七千億公帑來安頓這批人，製造「香港陸沉」的嚇人效果（詳見外篇廿六）。於是普遍香港人同仇敵愾，排外情緒高漲，紛紛聲討新移民和替他們仗義執言的社工、神父和政黨。在強大的民意支持下，特區政府順勢在五月要求人大釋法。一個月後，北京出手相助，推翻了終審判決，預期擁有居留權的人數，剩下二十萬。

可是事情並未就此結束。由於終審判決史無前例被推翻，折騰了爭取居留權的家庭。部份人有幸獲得政府「特赦」，准予居留權，其餘帶著「合理期望」的人則跑到法庭力挽狂瀾。訴訟在Ｏ二年才大致了結，約八千人被遣返。哪怕他們列舉各種理由，乞求官員酌情處理，保安局也深知就算讓這一小撮人留下來，不會對香港有壓力，卻仍執意拆散一家大小。說到底，特區政府解決居留權事件時，只是著眼於千方百計截止他們湧入，其他更根本的問題如新移民受歧視、難以融入社會等，官員愛理不理，復又不敢從大陸公安手中，奪回審批單程證的權力。跨境婚姻更沒有在釋法後戛然而止，當中的家庭糾紛不斷發生，甚至出現倫常慘案（詳見下一章）。

到了今天，受釋法影響的人仍在鍥而不捨，頂著路人的破口大罵，年年堅持集會和遊行，但求一家團聚。奈何居留權爭議已經在Ｏ二年中落幕，輪到廿三條登場。而負責廿三條立法的官員，正是那位誇大終審判決影響，誘使香港人仇外情緒高漲的葉劉淑儀。

〔年表十一　居留權爭議事件簿〕

（２２９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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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十一　居留權爭議事件簿

日期
９７年　７月　１日
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基本法》隨即生效

９７年　７月　３日
公眾假期結束，開始有偷渡者或雙程證逾期逗留人士，向入境處「自首」，聲稱擁有居留權

９７年　７月１０日
特區政府修改《入境條例》，規定香港人在大陸所生的子女，必須申請單程證和居留權證明書（居權書），才能移居香港，並排除所有「非婚生子女」跟生父的關係。爭取居留權者隨後申請司法覆核，指《入境條例》違反《基本法》

９９年　１月２９日
終審法院判入境處敗訴，指《入境條例》違反《基本法》，確定香港人在大陸所生的婚生與非婚生子女，悉數為香港永久居民，不用申請單程證或居權書也能到香港定居，即使「出生的一刻」父親或母親還未取得永久居民資格（案例Ａ－Ｄ，見外篇廿四）

９９年　２月　６日
中國大陸四名法律「學者」（「四大護法」）批評終審庭判決不當

９９年　２月２４日
特區政府向終審法院申請澄清判詞

９９年　２月２６日
終審法院破天荒澄清判詞，重申特區法院的權力源自全國人大

９９年　４月２８日
特區政府公佈終審判決下，將有１６７萬人可移居香港，營造「香港陸沉」的嚇人效果

９９年　５月　６日
特區政府公佈１６７萬人湧入香港後，未來十年將要耗費至少７１００億元公帑

９９年　５月１８日
特區政府請求人大常委解釋《基本法》第２２（４）和２４（２）（３）條

９９年　６月２６日
人大常委釋法，推翻終審法院１月２９日的兩大判決（案例Ａ、Ｄ，見外篇廿四），只有案中當事人才獲豁免。

９９年　６月２６日
特區政府公佈「寬免政策」，終審判決前曾向入境處「聲稱」擁有居留權的數千人，一律給予永久居民身份

９９年　６月３０日
大律師公會發起沉默遊行，抗議人大釋法

９９年１２月　３日
終審法院在一宗逾期居留的案件之中，確認人大釋法的效力，並跟隨釋法內容判決（案例Ｅ，見外篇廿四）

９９年１２月　３日
爭取居留權者聞判（案例Ｅ，見外篇廿四）後，在政府總部外跟警方起衝突。警方施放胡椒噴霧鎮壓，事後三人被控告，包括後來被指為入境處縱火案的首腦施君龍

００年　６月２６日
釋法一週年，警方在清晨驅散於政府總部外集會的爭取居留權人士和學聯成員（大學生）。警方被指濫用暴力，毆打示威者，成為「六．二六事件」

００年　８月　２日
入境處大樓縱火案，廿多名爭取居留權者帶天拿水縱火，一名入境處職員殉職，另有一名爭取居留權人士燒死，另有五十人受傷

００年　８月　３日
警方開始拘捕曾參與「六．二六事件」的人，包括沒有在場的大學生，刺激民間團體要求修改《公安條例》

０１年　７月２０日
終審法院判決，大陸人在香港誕下的子女擁有居留權，但香港人在大陸領養的兒童則沒有，特區政府放棄再次要求人大釋法（案例Ｆ、Ｇ，見外篇廿四）

０１年１２月　７日
天主教助理主教陳日君呼籲教會學校，收容持「行街紙」（暫免被遣返）的爭取居留權兒童入學

０２年　１月１０日
終審法院判決最後一宗居留權主要案例，認可「合理期望」的法律觀點，指若曾收過法律援助署承諾政府將遵從法院判決的信件，遣返令將會取消，入境處須運用酌情權，考慮是否准予留下。與此同時，終審庭確認只有在九九年一月終審判決前，曾到入境處「聲稱」擁有居留櫂的人，才能受惠於「寬免政策」（案例Ｈ，見外篇廿四）

０２年　１月１０日
入境處宣佈所有敗訴者只可留在香港至三月三十一日，限期過後將被遣返

０２年　４月　１日
寬免限期屆滿，特區政府此後主動搜尋匿藏的敗訴者，並遣回大陸

０２年　４月２４日
爭取居留權者的家屬在立法會外，包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的座駕近一小時，期間一度拍打車輛

０２年　４月２５日
警方到立法會毗鄰的遮打花園清場，驅逐集會多時的爭取居留權人士，期間兩名記者被粗暴對待

４．３　陰霾

2010-02-27T00:15:00.002+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３　陰霾

所謂「廿三條」，是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當中規定特區政府應自行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政府、竊取國家機密、外國政治組織在香港進行政治活動、本地政治組織聯繫外國政治組織的「七宗罪」（「七宗罪」一詞源自九五年一齣荷里活電影（Seven）的名字），以保障國家安全。既是法律要求，親共份子便義正詞嚴地指廿三條立法是「天經地義」的事。再者，港英政府在八十年代前，曾運用類似法例嚴厲對付他們，以及投身社會運動的大學生和民間團體。既然英國人能這樣做，現在特區政府同樣為國家安全立法，有何不可？在不少「愛國」人士眼中，香港人在殖民地長大，國家觀念薄弱，反對立法的人皆「不愛國」。

表面來看，這種講法好像沒錯，實際上卻不然，因為國家不等於政黨，中國不等同中共。對黨國不分的「土共」而言，動搖共產黨政權便猶如摧毀國家，普遍香港人卻懂得把政權和國家分割開來，覺得廿三條只應保障國家免受外敵入侵，而非確保中共政權千秋萬世，獨裁下去，當北京或特區政府胡作非為時，廿三條不能阻撓人們批評政府的不是，以免掌權的人把國家領上歪路。無奈奉行一黨專政的中國政府長期對付異見者，不僅六四學生領袖被逮捕，網上針砭時局的平民也頻遭以言入罪。更過份的是連揭露傳染病爆發等不威脅中共政權的人，也隨時給抓起來，對所有「多管閒事」的人動輒控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即昔日的「反革命罪」），把中國弄成全球囚禁記者最多的國家之一，人權紀錄罄竹難書。任何耳聞目睹北京政府所作所為的香港人，特別是中共奪權時南來的避秦者，不期然恐懼廿三條立法，唯恐大陸的一套搬到香港。就是這樣，即使中國元首鄧小平許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北京也默許香港每年公開悼念六四死難者，年輕幹部據說也一代比一代開明，普羅大眾還是難以完全相信中共可以做到「性格分裂」，只針對大陸同胞，不會用廿三條來對付香港的異己。大眾無法否認北京雖在毛澤東死後經濟開放，國力騰飛，惟政治上的高壓本色卻始終如一。

至於英國人曾利用國家安全法例鎮壓異己，如今特區政府只是照板煮碗而已，這種說法，無寧視北京為殖民者，不把香港人當作國民看待。更別說英國人離去前早已「從良」，末代港督彭定康帶領香港走進史上最自由開明的年代，叫人難忍開倒車。此外，香港人表面上國家觀念薄弱，骨子裡其實認同中華文化。例如中國接收香港前不到一年，城中掀起第二次保釣運動，一時間群情洶湧，香港人兩度坐船赴釣魚台宣示主權，成功搶灘登陸後更插上代表北京的五星旗而不是港英旗幟，足見香港人的愛國之情（前赴插旗的可是中共厭惡的民主派！）。只是香港人不會盲目愛國，如木偶般隨當權者的指揮而舞動，只會在八九年民主運動、捐助貧童上學、賑災、觀賞體育比賽等事情上，理性地支持祖國。從香港人給李鵬和朱鎔基的評分差天共地，反映人們不會一面倒褒揚或貶抑北京政府，懂得理性分辨這兩位中國總理，誰是「六四屠夫」，誰為對付貪官而給自己留一副棺材。故此若覺得香港人不夠愛國而強行在十個月內為廿三條立法，根本是白忙一場－－別忘記群眾自Ｏ一年起，對中央的信任度超越了特區政府（見圖表廿四），對解放軍亦已改觀，每逢軍營開放日總有上萬人爭奪參觀門券。

說回廿三條本身，我們得緊記一點：任何政權總有以國家安全之名來胡作非為的傾向，權力叫人腐化。即使是號稱自由民主的美國，越戰時政府亦曾禁制《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披露國防部文件，最終被聯邦法院裁定違憲。由此可見，若要避免官員借國家安全來蒙蔽社會，消滅批評聲音，大前提是法院必須獨立，不受官員左右，使其能充當政府和平民之間公正的「球證」。與此同時，法律條文須明確保障大眾權利，好使任何人可像美國人那樣，援引《憲法》第一修正案來捍衛言論自由，免受政府欺壓。法律既是焦點所在，這就說明為何廿三條爭議，把許多法律界精英捲入其中。

不管怎樣，廿三條爭議在主權移交前已開始。這可追溯至八九年中共目睹香港人大力支援民主運動，為防八年後接收「顛覆基地」回來，遂修改草擬中的《基本法》，由只管禁止破壞國家統一和顛覆中央政府兩項，擴展為前述的七種罪行。雖然條文同時確定由香港人自己立法，中央不會參與，但既然不得民心的董建華在北京欽點下，仍能逆民意而連任，他操刀的廿三條內容不問可知。事實上，英國人在撤離前夕欲為廿三條提早立法，惹來北京不滿，指其越俎代庖。現在回看，中國政府也許在盤算全面接管後，才炮製它合意的條文。

自過渡期伊始，一些香港人已擔心北京接收初期雖能安守本份，但日子久了，會忍不住插手干預，破壞香港的一制。果然城內的自由空氣漸漸稀薄，傳媒日益「自律」，諷刺特區政府為塔利班（Taliban）更鬧出軒然大波（詳見第一章），記者協會也在警告言論自由正在收窄。另一方面，九九年新興宗教「法輪功」發動萬名信眾包圍中央高層居住的中南海，抗議他們被列為邪教。給嚇壞的中國政府三個月後宣佈全國取締法輪功，影響所及，一國兩制也跟著受衝擊，甚至可能因此觸動北京的神經，下令特區為廿三條立法。

事情是這樣的：儘管法輪功在大陸被查禁，可是他們在香港安份守己，頂多在鬧市掛上「天滅中共」的橫額，展覽他們受暴力對待的證據。那些攻擊中國衛星、在大陸電視頻道插播其訊息的行為，均在外地進行。於是特區政府無法取締他們，只能緊盯著，教親共人士氣憤不已，看不過眼政府租借場地給他們展覽。他們批評董建華軟弱無力，嚷著訂立「反邪教法」，甚至上京告狀。當被譽為「香港良心」的第二號官員陳方安生，在京官訓斥下於Ｏ一年初宣佈提早退休後，特區政府開始採取行動。口頭上有董建華指法輪功多少有邪教性質，實質上警方數次拘捕在中聯辦（北京駐香港機構）大樓外靜坐絕食的法輪功學員，控告他們阻街，甚至煞有介事跑到大樓毗鄰的住宅大廈，挨家挨戶查問有否給法輪功滋擾，並阻止海外學員入境。然而法輪功始終沒有觸犯任何法律，哪怕普羅大眾對神秘莫測的法輪功沒有多大好感，特區政府終究無法連根拔起，法輪功仍能在街頭活動，因此北京很可能藉廿三條立法來名正言順取締之。事實上，保安局草擬的條文，花了不少筆墨闡述如何取締團體（見外篇廿八和三十）。

二ＯＯ二年，中國接管香港的大局已定，「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更成為董建華爭取連任的政績之一。廿三條立法的消息亦隨之漸聞樓梯響，個別京官已開口說廿三條應盡快立法。一些民間組織亦打醒十二分精神，為保障人權作好準備，一場政治風暴由此而起。

（２５８２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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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節：４．２　沸點
下一章節：４．４　天外有天的裁決

４．２　沸點

2010-02-26T01:35:00.001+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２　沸點

第二章說過，董建華在Ｏ三年一月公佈施政報告時，議題三千，卻只取兩瓢，絕大部份跟滅赤和經濟有關，廿三條立法只有寥寥數筆，其他事情更是隻字不提。結果二ＯＯ三年香港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滅赤，而是沙士和因為廿三條立法而掀起的七一大遊行。疫症爆發固然無人能在事前料想得到，然而上至高官學者，下至草根百姓，很少人能在新年伊始，準確估計到議會內的爭端，竟會刺激數以十萬計的市民走上街頭，把北京嚇呆，還觸發踢走董建華的契機。

大遊行過後，很多死硬挺董份子，把鬧出「亂局」的原因諉過於經濟長年不景，而遊行前夕爆發的沙士更使失業狀況雪上加霜。誠然，經濟惡劣是董建華招惹民怨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特區政府處理廿三條立法時跡近蠻不講理，為了向北京交差，為求趕上自設的時限，妄顧市民的憂慮和質疑，執意讓損害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集會自由的草案，在橡皮圖章般的立法會通過。如此一來，不激起民憤才怪。於是六年積累下來的民間怨憤一次過爆發，非但反對即將於議會表決的廿三條藍紙草案，更是表態跟董建華和特區政府徹底決裂。從此董建華成了跛腳鴨，權威盡喪，跌跌撞撞兩年後，被逼倉皇辭廟，免得繼續丟人現眼。

回顧七一大遊行，大家不難發覺廿三條激起數十萬人上街，絕非偶然。從中國接管香港的第一天起，要求香港人自行就國家安全立法的廿三條已是計時炸彈，其動向一直受人權組織密切監察，唯恐中共借國家安全之名，藉機鎮壓異已而非外國勢力。倘若主權移交後特區政府即時立法，在民心未「回歸」的情況下官員必定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訂定市民接受的條文。奈何經歷五年統治後，官員漸漸肆無忌憚，不把反對聲音當作一回事，非但打壓民間團體，甚至在居留權爭議中玩弄民意，卻反而贏得不少群眾支持，自以為可以放手大幹一番。哪怕Ｏ二年底已激起六萬人上街，人數創下十多年來的紀錄，特區政府依舊一意孤行，不肯修改過份嚴苛的草案，結果惹來公眾反感。與此同時，北京誤判形勢，以為接管香港五年後，人們已歸順，可以甕中捉鱉，遂在Ｏ二年下令董建華為廿三條立法（很可能是為了準備取締法輪功這類整天咬著共產黨不放的團體），豈料弄巧反拙。

收到北京「柯打」（命令）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在高民望支持和問責制「鼓勵」下，四出推銷廿三條，勇悍非常。然而葉劉淑儀頻頻失言，流露政府為國家安全而犧牲天賦人權的跡象，令人狐疑官員製訂的廿三條將收緊公眾自由。果然不出所料，葉劉淑儀於諮詢期結束後的Ｏ三年初公佈條文內容，充斥法律陷阱，讓政府能夠借保護國家安全作幌子，隨意打擊異己，被一眾法律學者和大律師連番踢爆。可是葉劉淑儀對法律界的意見跡近充耳不聞，只在枝節處讓步，要害的條文牢牢抓緊，還增添更嚴苛的地方，把接受溫和立法的群眾也逼上街頭。更糟的是，即使她的民望因廿三條而大瀉，甚至私底下已向董建華請辭（按她本人的說法），她依然在立法會內跟民主派議員舌劍唇槍，暴露特區政府拒聽民意的嘴臉。當大眾因沙士而破口大罵董建華多時，再在電視上看到葉劉淑儀於議事堂「嘴藐藐」的囂張態度，自然激起大批市民穿黑衣上街，既是向董建華表明「我唔妥你（我對你不爽）」，也是繼沙士之後，再次發揮自救精神，阻止香港沉淪下去。

二ＯＯ三年七月一日，也是香港結束殖民統治六週年的日子，超過五十萬人頂著三十多度的高溫，在驕陽下從銅鑼灣維園徒步走到三公里外的中環（還有很多人擠不進去或中途放棄），讓記者攝下黑壓壓的壯觀場面。遊行人士的臉上莫不掛著笑容，覺得憋了六年，終於有機會可以吐一口烏氣。不少市民發揮創意，自製各式各樣的示威標語、道具、衣飾，把街道弄成嘉年華會，嘻嘻哈哈地高呼：「董建華下台」。熱鬧過後，卻是權貴的焦急。他們進退失遽，不知該否冒公眾責難，堅持如期立法。人們則守在電視機前，「吃著花生等看戲」，靜待董建華怎樣回應香港人，以及思量著要不要在七月九日表決廿三條當天，再次上街包圍立法會。

在外馳內張的氣氛中，董建華接連數天只向記者拋下一句：「早晨！」，繼而決定抽起草案中最辛辣、曾聲言不會修改的部份，以換取如期表決。可是退讓來得太遲了，人們已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廿三條，董建華也說不出為何他仍要數天後表決。這樣下來，七月九日議員投票時，隨時激起群眾在立法會外怒吼。不敢想像這情景的自由黨主席田北俊突然飛往北京，看看事情有沒有迴轉餘地。結果田北俊回來後直指中央沒有下達立法限期，並辭去行政會議成員一職，以表明他和黨友絕對不會在七月九日投票時再當「保皇黨」，使準備投贊成票支持政府的議員頓時少於半數。踏過半夜十二時沒多久，一敗塗地的董建華只好在他六十六歲生日當天（七月七日），匆匆宣佈撤回廿三條，向民眾力量屈服。不到十天，廉政公署完成調查梁錦松以權謀私的案件，梁錦松當晚宣佈即時離職，葉劉淑儀亦在同一個晚上下台。經歷這次官場大地震後，董建華政府權威崩潰，不能再有什麼作為，提前掀起爭奪第三屆特首寶座的混戰。

同一時候，一向懼怕群眾運動得要命的中共官員，看到大批香港人湧到街上的場面，認定香港的情況「失控」，不得不插手干預。從此「港人治港」已非必然，由議會選舉到刺激經濟，處處皆見京官的影縱和斧痕，特區政府亦要不時聽命北京派駐香港的芝麻官。本地政界亦不得不事無大小，仔細留意北京的動向，「阿爺」（中央政府）二字更是掛在各黨派人士，甚至平民百姓的嘴邊。一場大遊行，改變了香港政壇的面貌。

現在就讓我們瞭解七一大遊行的來龍去脈，先介紹捲入廿三條風暴的每一個「角色人物」，然後細看特區政府和民間社會在廿三條立法時，彼此之間的互動。不能不提的，當然是Ｏ三年七月初驚心動魄的一星期。最後就是初探大遊行為香港政治生態帶來的改變。

但在此之前，我們得理解一下，何謂廿三條。

（２３０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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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節：４．１　楔子～青蛙與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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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楔子～青蛙與蠍子

2010-02-25T14:50:00.001+08:00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４．１　楔子～青蛙與蠍子

有一天，一隻蠍子想渡河，請求一隻路過的青蛙揹牠到對岸。青蛙聽罷，斷言拒絕。蠍子問為什麼，青蛙說：「要是我負你過河，你的尾巴會刺我，把我淹死的。」

蠍子說：「怎麼會呢？你淹死了，我也會跟著沒命的。」

青蛙想了想，覺得蠍子說的有道理，於是答應載牠過河。只是青蛙游到一半，背部突然一陣劇痛，原來蠍子往青蛙刺了一下。蠍子毒很快走遍青蛙全身，快要沒頂的青蛙氣若浮絲地問蠍子：「你為什麼還是要刺我，讓咱們倆都要淹死？」

蠍子不好意思地說：「對不起，這是我的天性，我控制不了自己。」

（２３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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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節：３．３４　後記～計時炸彈
下一章節：４．２　沸點

哈哈珠儿

2010-02-24T14:27:00.002+08:00

致哈哈珠儿君

謝謝你的轉載，光臨敝站的人流也因你而大幅增加。

基於大陸政府的網絡審查，我不介意哈哈珠儿君或其他大陸網民在互聯網上轉貼，不論是閣下提及的天涯論壇還是其他國內論壇或博客，只要註明出處是「http://hk9707.blogspot.com/」就夠了！

需要的話（如有關「午餐肉」事宜），請電郵我（抱歉，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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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香港或海外網民，抱歉暫時沒此「優惠」，因大家仍享有互聯網自由，轉貼前請先問准一下。

３．３４　後記～計時炸彈

2010-02-24T01:25:00.002+08:00

第三章　沒有硝煙的戰爭
３．３４　後記～計時炸彈

過去特區政府總愛以沒有經驗，來為自己沙士時的差勁表現開脫，於是汲取這個血的教訓，應付可能捲土重來的沙士，便顯得刻不容緩。

兩間大學的專家在沙士高峰期時固然忙個不停，但疫情平復後，他們依舊沒有太多空閒，因為公眾正期望他們盡快研製出疫苗，連著名的華裔愛滋病專家何大一亦來到香港出一份力。可是研製疫苗需時甚久，逾年是等閒事，並需要在病人身上試驗。如此一來，即使政府增加了撥款，大學也鼓勵市民捐血作研究，專家還是不可能在入冬前準備好疫苗。更何況兩間大學沒有標準實驗室，連用猴子來試驗也不能。

沒有疫苗，可以做的預防工夫仍很多，特別是站在前線的醫院。為免醫管局再次手忙腳亂，在沙士還未解決時政府便撥款培訓醫護。後來坊間更提議成立「疾病預防及控制中心」（疾控中心），以及建造一所傳染病醫院。其時人們對沙士猶有餘悸，民情莫不舉腳贊成各種新猷。惟疫情平復下來後，民間討論的熱情減卻，沒有了「政治正確」的包袱，當局也就不用全盤接納各項建議。疾控中心易名為「衛生防護中心」，至於傳染病醫院或仿效北京臨時搭建的小湯山隔離醫院，則以避免空置浪費等為由被否決，改為在瑪嘉烈旁興建專門醫治傳染病的新翼大樓，並急急在入冬前改建各大醫院的病房，設置獨立房間，改良通風設備（負氣壓系統），減低病床密度等，以應付下一輪沙士疫潮。此外，醫管局一度計劃把個別聯網合併，也為分配病人草擬應變方法－－由瑪嘉烈先收五十名患者，避免上回爆發時十天內獨力收下七百位病人的災難，然後由各聯網平均收容緊接下來的數百個病人，不再重蹈新界東聯網的醫院如骨牌般倒下的覆轍。

既然沙士曾隨著炎夏到來而在瞬間消聲匿跡，那麼春去秋來，病毒便很可能重現人間。到了深秋的時候，當局已為下一波沙士嚴陣以待。除了上述措施外，前線醫護及安老院的老人皆注射了流感疫苗，以排除他們發燒時是普通流感作怪；邊境的健康申報和體溫檢查措施更是從來沒有片刻停下來，打算維持到翌年初夏；細碼Ｎ９５口罩的存貨足夠醫護人員用上三個月；醫管局和衛生署也各自制訂「三級應變機制」，計劃在各種情況下，由哪一位來指揮大局。一切看來準備就緒，各部門也做了多次模擬演習。可是有人還是擔心不已，憂慮新成立的「衛生防護中心」跟衛生署會混淆不清，質疑應變機制運作時會出亂子。事實上，傳媒曾揭發羅湖的紅外線探熱器響了警號但無人理會，健康申報表亦隨處放置，加上醫院拉闊病床距離後，使內科床位飽和，要超收病人，跟沙士時同樣擠逼。

不管怎樣，全城在入秋後屏息以待，任何風吹草動足以觸動香港人的神經，股市則頃刻間跌個四腳朝天。最初數家醫院因有病人集體病倒，多次傳出虛驚。跟著新加坡在九月果然出現新的沙士病例，但病人是在研究沙士的實驗室內感染，因而沒有在香港掀起恐慌，人們對兩個月後台灣類似的實驗室意外也就不以為然。不過叫人擔心的始終是中國大陸的情況，這不僅是由於本地專家找到證據，在廣東省野味市場的果子貍身上找到沙士病毒，也是因為當地再次出現社區感染個案。其時廣東省幹部因應專家的發現，曾到食肆掃蕩野味（野生動物），甚至立法禁止售賣。但野味店總是春風吹又生，一些人仍偷偷去吃。更糟的是，中國在入冬以後，出現了零星沙士個案，有食肆女工病倒，也有人在實驗室感染病毒後身亡。前者的情況使人聯想一年前沙士初起時，源頭病人為廚師的前科，期間更有香港記者採訪廣州街市後中招的疑雲。有見及此，廣東省幹部立即下令屠宰省內所有果子貍。然而粵省官員故態復萌，沒有第一時間把沙士病例告知外地，只會私下消毒患者住所，非要等到病人確診後，才肯向外界披露，而不會像香港那樣，只要出現懷疑個案便公諸天下，哪怕是虛驚一場。

至此最叫人憂慮的，不再是大自然會否再向破壞環境的人類報復，而是大陸幹部隱瞞疫情的陋習，怕他們會像上一次那樣，坑害當地市民和國際社會。說到底，對中共而言人命遠遠比不上社會「穩定」，偏偏香港愛把事情「鬧大」，招致經濟損失，惹來大陸幹部的怨言。只是礙於外界壓力，以及董建華即時通報的請求，中國政府惟有答應香港加強溝通。但實際上，中國政府還是不習慣第一時間讓公眾得知疫情，依舊把消息掩藏起來，特別是碰上重大事情的時候（如一年一度的人大會議）。他們會嘗試暗地裡解決問題，待解決好（或解決不了）以後，才對外公佈，避免經濟因虛驚而受影響、社會因恐慌而動亂，官員因亂子而遭降級。以香港和國際的標準來看，這樣的處理手法顯然仍有「進步空間」。偏偏北京政府不進反退，於Ｏ六年草擬《突發事件應對法》，勒令傳媒必須得到官方允許，才可報導工業事故、疫情爆發、自然災害等。地方幹部甚至把舉報禽流感個案的農民判囚，自己卻被傳媒揭發把車輛泊到非法賣野味的酒家外，令人懷疑他們只許州官放火，更別說他們向揭露沙士捲土重來的《南方都市報》秋後算帳，控告報章高層觸犯貪污。由此至終，沙士一役沒有改變中國政府的基本處事態度，Ｏ三廣東省官員在人大會議前夕封鎖沙士爆發消息，Ｏ八年河北省幹部同樣在北京奧運期間不敢公佈發現奶粉給下了三聚氰胺，使大批嬰孩生腎石，甚至因此喪命。

無奈的是，特區官員要倚賴大陸政府姍姍來遲的通報作提防，被逼討好各級幹部。當沙士捲土重來，出現零星社區個案時，世衛批評中國太遲告知，新任衛生署長林秉恩卻說做法「可以接受」。此外，他還眼白白看著港大專家揭露青海湖爆發禽流感後，他們在汕頭大學的實驗室被北京強令關閉。就算董建華在Ｏ五年下了台，新特首曾蔭權還是對大陸誠惶誠恐，在豬型鏈球菌事件上，任由有問題的四川豬肉繼續運到香港，反而北京市和重慶市卻敢向四川省下禁令。一個月後的孔雀石綠淡水魚事件，中央官員推搪有問題的淡水魚都是走私的，深圳市也交給特區政府一張過期的魚場名單，累及香港官員鬧出魚塘早被填平的笑話。就是這樣，面對來自大陸有問題的食物或傳染病時，香港人已不能寄望特區政府會為他們說句公道話，遑論向大陸幹部力斥其非，只能無奈接受（詳見第五章）。尤有甚者，中國農業部在陳馮富珍當選世衛總幹事翌日，有恃無恐地召開記者會，大肆批評被美國傳媒稱頌為「禽流感獵人」（Bird-Flu Hunter）的港大教授管軼，指管軼聲稱大陸出現變種禽流感病毒不符事實，卻又沒有以學術觀點反駁。特區政府對此置身事外，沒有公開為港大或管軼撐腰。

無論如何，沙士沒有重臨香港，人們額手稱慶，慶幸沙士一去不復返。但各國專家卻在此時警告一場大流感快要爆發，矛頭直指禽流感。按他們的估計，當病毒變種至人傳人後，禽流感將為全球帶來比沙士更大的災難。猶如計時炸彈的Ｈ５Ｎ１禽流感病毒在Ｏ六年初，被候鳥帶遍東半球，包括香港在內的專家密切監察禽流感去向，政府亦即時立法禁止市民散養家禽。可是礙於業界私利，中央屠宰活雞多年來只聞樓梯響。同一時候，公立醫療系統在經濟復甦後變得更千瘡百孔，不斷加薪亦阻止不了士氣消沉的醫護爭相離開，剩下來的人手未必能應付任何疫症爆發。隨著金融風暴後打工仔習慣超時工作，生了病亦不敢請假，自行服藥了事，卻又沒有把抗生素吃完，藥物對流感漸漸失效，人們不難發覺社會不時出現各種奇怪疾病的消息。Ｏ八年初，多名幼童患上各種罕見的流感不治，嚇得政府下令所有學校繼沙士之後，再次停課多天。一年以後，墨西哥更出現全新的豬流感，散播到全球各地，香港也有份兒，還一度緊張兮兮的封鎖酒店七天－－畢竟受過沙士教訓，特區政府實在無法像董建華等人那樣，輕率對待。

（２９６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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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節：３．３３　後記～心仍是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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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後記～心仍是冷

2010-02-23T00:30:00.003+08:00

第三章　沒有硝煙的戰爭
３．３３　後記～心仍是冷

戰爭過後，人們總愛談論成敗得失、是非功過，死者家屬和傷者如何度過餘生，已然不重要，被人遺棄。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亦然，當楊永強和梁智鴻下台後，社會上一切關於沙士的爭論大致告終，不再佔據新聞重大篇幅。不過在一些死者家屬心裡，仍然耿耿於懷，無法撫平心裡的傷口。部份死裡逃生的患者則要默默承受身體出現的各種後遺症，終生不能康復。

當沙士仍在肆虐之際，專家已從早期康復者身上發現一些後遺症狀，惟當時他們無從判斷這是不是暫時現象。不過日子久了，越來越多研究指大部份病人康復後容易疲倦，肌肉不時痛楚，記憶力變差，受失眠困擾等。情況最糟的一成多康復者肺部出現「纖維化」，喪失呼吸功能，連爬樓梯也會氣喘，遑論做劇烈運動。這是由於專家要摸著石頭過河，於是病人的療程都不一樣。某段時期專家使用了大量類固醇來治療患者（包括被誤診的非沙士病人），導致該批病人事後出現骨枯，要拄著拐杖來走路，甚至須開刀動手術。哪怕他們學習怎樣呼吸，看遍六、七門專科治療，三年後仍無法徹底根治各種後遺症。有人為此丟掉飯碗，無法重操體力勞動的工作。以廣受人們歌頌的前線醫護為例，沙士後三年仍有近廿人還要繼續請病假，不能回到醫院上班，另有一些人要轉換工作崗位，但他們請病假時卻被質疑佯裝不適。

與此同時，沙士令康復者留下心理陰影。雖然再也無人在停用類固醇後仍精神錯亂，但不少人在肉體痛苦和社會歧視的雙重煎熬下，患上抑鬱症等精神毛病，害怕看到關於沙士的新聞，午夜夢迴時會想起醫院的恐怖情景，並在絕望的困境中萌生自殺念頭。事實上，康復者尋死個案不住發生，縱使我們未能斷定Ｏ三年十一月用殺蟲水噴口自殺的淘大Ｅ座居民是否曾經中招，卻可肯定Ｏ四年四月留下遺書，危坐停車場頂層的青年是沙士康復者。這位青年本是醫療輔助隊成員，義務協助搬走淘大居民時不幸中招，錯過了會考，未能升學。出院後醫療輔助隊不再分派他工作，使他心灰意冷，但求以死解脫。在那一刻，社會頒給他什麼傑出英雄獎已不管用。後來他還為了攻讀護士課程，準備跟拒收他入學的公開大學對薄公堂。

另一個叫人惋惜的個案是殉職護士劉永佳的遺孀。十月二日，專家委員會公開沙士報告，沒有點名批評任何官員，董建華乘機阻撓楊永強問責下台，令公眾嘩然，也讓死者家屬感到有冤無路訴。翌日劉永佳的遺孀走到九龍醫院的天台，企圖自殺，在高永文勸說下才打消念頭。究竟她是否因為官員的冥頑態度而要尋死，外人不得而知，只知她曾在丈夫殉職後不久，堅強地在電台鼓勵同袍勇敢對抗沙士，但半年後卻變得「脆弱」起來。若她真的是為此而自尋短見，那就更能證明董建華保住楊永強，是對遺屬「二度傷害」，在他們的傷口上灑鹽。

這還不止，前面說過，政府為了滅赤，倚賴民間籌款來援助受害人，自己則盡量置身事外，一毛錢也不花。對於遺屬的處境，官員只會繼續「按機制行事」，著沙士受害人申請民間籌募的基金或諸多限制的微薄綜援了事。結果專家在十月公佈的報告裡，批評官員態度冷漠，要學習怎樣關心市民，逼使特區政府在沙士退卻後整整五個月，才按照專家的建議另設「沙士信託基金」，給每位死者的家屬數十萬元恩恤金，以及額外給予遺屬和康復者經濟援助。不過援助金的安排未能盡如人意，外界不滿基金把不曾服用類固醇的無辜誤診病人拒諸門外，並設下五十萬元上限，超過此數即不再理會受害人（三年後在立法會議員爭取下才取消上限）。至於復康方面，無疑醫管局讓沙士病人可以終生免費治療，可是疫症遠去了一年，只曾替四分之一需要做骨枯手術的病人開刀，上百名患者仍要慢慢等待復完之日。

總而言之，政府對遺屬的善後安排未盡人意，由始至終給人冷漠和守財奴的印象。歸根究底，官員覺得他們沒有做錯，已經盡了力，受害人的經歷純屬命運的作弄，因此他們從不覺得需要主動「賠償」給他們。加上庫房受財赤困擾，更不可胡亂「派錢」。受害人長年的「苛索」，源於他們不願擺脫陰影，沒有重新振作而已。在這情形下，死者家人和康復者要申冤，只能走到法院。即使勝訴機會不大，還是有十多位死者（包括誤診患者）的家人、前線醫護、執勤時中招的警員等，在三年追溯期屆滿前夕，紛紛入稟索償。連同請了三年病假的前線醫護會否被解僱問題，一切關於沙士的爭議，在疫情平復後三年仍未能真正畫上句號。（註：入稟後案件未聞開庭，或許醫管局已私下賠錢了事）

（２７４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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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後記～下場

2010-02-22T02:20:00.001+08:00

第三章　沒有硝煙的戰爭
３．３２　後記～下場

如果說當局抗疫時表現拙劣，是受制解決不了的因素（包括兵荒馬亂下對沙士一無所知、被廣東省幹部瞞騙、無法購置足夠的保護衣物、病徵不明顯導致院內潛伏隱形病人等等），因此公眾要多多體諒他們的話，那麼，若官員在疫後仍無法好好善後，便是難辭其咎。偏偏政府沒有妥善處理群眾要求問責的呼聲，在社會掀起巨大紛爭。

六月廿三日，世衛把香港剔除出疫區名單，宣告沙士遠去；七月七日，楊永強宣佈辭職。然而這兩個日子不是相距十四天，而是一年零十四天。換言之，楊永強在沙士結束後足足一年才掛冠。所有沙士肆虐的地區，都有衛生官員下台，他們或在抗疫途中被撤換，或於疫情平復沒多久離職，唯獨香港例外。早在五月中沙士日漸遠去，民怨四起之際，民主派議員便要求政府委任獨立人士調查事件始末，從而追究有否官員失職。但董建華宣佈成立的「專家委員會」，只著眼如何應付入冬後可能捲土重來的沙士，沒有察覺他一年前匆匆成立的高官問責制，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使人期望從今以後，官員會為政治責任而下台。奈何梁錦松偷步買車一事中，已顯示董建華並不瞭解問責精神。這回他非但要「對事不對人」，不容群眾藉問責為由把楊永強拉下馬，還乾脆讓楊永強當上專家委員會主席，叫人質疑這是「自己查自己」，結論不會公正，使報告還未動筆，便已蒙污。

到了十月初，十一位專家撰寫的的報告出籠。結論一如所料，沒有苛責楊永強等官員，也沒有人需要為沙士負責，彷彿在說這次災難純屬不幸，沒有人犯錯，使大眾期望落空，激起死者家屬憤慨，刺激他們要控告醫管局，讓楊永強承受不少下台壓力，數次含淚致歉。礙於區議會選舉在即，加上政府經歷七．一大遊行後，權威盡喪，「保皇黨」只好同意由立法會親自出馬成立「專責委員會」，傳召有關人士作公開聆訊。楊永強應否免職的問題，暫時平息下來。

長達半年的聆訊期間，社會仍冒出各種有關沙士的爭議。先是人們在Ｏ四年初發覺，儘管醫管局在抗疫時亂作一團，一眾高層仍可在財赤連年下，獲取一千多萬與表現扣鉤的「花紅」，激起公眾和前線醫護強烈不滿。接著有專家（吳錦祥）在立法會聆訊裡，指證楊永強曾在內部會議說為了顧全大局，總要有人犧牲。這片面之詞雖沒有其他人見證，卻足以損害楊永強的名聲。跟著議員揭發醫管局在抗疫最關鍵的十天，居然沒有留下會議紀錄，不禁讓人狐疑管理層為了掩飾過錯，在事後銷毀文件。及至三月，董建華聲稱因「憲制理由」，著特首辦主任林煥光頂替他到立法會作供了事。然而林煥光始終未能解答所有質詢，磨蹭到最尾董建華還是要閉門作供，在禮賓府內一邊吃白粥油條早餐，一邊閒話家常般回答議員提問。到了最後，撰寫中的報告內容外洩，傳媒指結論將點名批評沈祖堯要為重開威院８Ａ病房一事負責，激起中大聯署抗議，指逼令重開病房的另有其人。結果議員一方面要捉「內鬼」（但無功而還），一方面否認傳媒報導，使人略為質疑報告的公正。最終報告在七月五日面世時，沈祖堯獲「脫罪」，被溫和批評的人包括楊永強、陳馮富珍、梁智鴻、何兆煒、高永文等，另有一些醫管局的中層人員和多間醫院的前線醫護被點名讚揚。

立法會調查報告公佈後，楊永強的去留重新成為焦點。適逢第二次數十萬人的七．一大遊行後不久，群情洶湧，人們再也沒有耐性糾纏於一年前本應解決的爭議。不過「一鎚定音」的不是大眾，而是一名淘大死者家屬。這位家屬就是失去懷孕妻子，後來得到溫家寶探望而廣為人知的郭先生。記者追問他對楊永強的意見時，拋下了一句「厚顏無恥」，一針見血地刺穿政府的忸怩姿態。其實早在實行高官問責制前夕，楊永強曾說若市民對他沒有信心，他本人也不滿意自己表現的話，他會自動呈辭。及後沙士爆發，外界曾傳出楊永強不欲戀棧權位，他自己也說過「心理上準備好（下台）了」。奈何董建華極力挽留，說他的經驗有助應付下一波沙士，是「經一事，長一智」。結果楊永強保住了官位多一年，也讓問題糾纏多一年，直到被罵「厚顏無恥」，才催使他在董建華生日（七月七日）當天，宣佈為體現政治問責而辭職下台。

另一方面，醫管局也是群眾問責的對象。早在Ｏ三年底政府專家報告公佈後半個月，醫管局也公開由獨立人士調查的報告。但結論直指官員和醫管局抗疫時多次犯錯，氣得政府聲言採取「重大保留態度」，而醫管局本身也不肯全盤接受報告內容。當楊永強掛冠後，人們的焦點轉到醫管局身上，主席梁智鴻只好在翌日跟著辭職。可是部份董事局成員跟董建華一樣，並不瞭解問責的意義，竟威脅集體請辭，一些大學教授和醫生更乘機發難，發起聯署聲援梁智鴻。不管怎樣，梁智鴻下台後，民間的問責呼聲戛然而止，兩年後梁智鴻更獲得新特首曾蔭權信任，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地位更上一層樓，沙士一役絲毫不損其名聲。

令人驚訝的是，即使陳馮富珍應付沙士時表現遲緩，後來更在立法會被一致批評，她還是在疫後兩個月得到世衛賞識。於是她辭去衛生署長一職，由副手林秉恩頂替，然後趕赴日內瓦「升官」。接著她更扶搖直上，先升了職，繼而在Ｏ六年獲北京推舉，競逐世衛總幹事而當選，確是一將功成萬骨枯，教不少沙士遺屬氣結。至於抗疫期間跟政府結下樑子的中大，則有三位教授在Ｏ四年初春接連異動。先是鍾尚志放棄醫學院長一職，遠赴巴布亞新畿內亞替窮人行醫，數年後返回香港以吹色士風街頭表演和參予長跑為樂；接著是誤以為沙士是副黏液病毒的談兆麟辭職，到美國藥廠上班；最後是沈祖堯放下威院的職務，專心大學工作。一連串的人事變更，讓人覺得這是中大人「得罪」了政府後意興闌珊。這種憶測並非胡亂推測，政府Ｏ四年頒發勳章時，嘉許了很多「抗疫義士」，唯獨含淚踢爆政府的鍾尚志被冷落一旁，不無懲罰的意味。不過中大的「死敵」港大醫學院長林兆鑫，數年後日子也不好過。Ｏ七年初他突然辭去院長一職，原來被揭發私下收取數百萬病人診金，沒有上繳大學和醫管局，翌年更以欺詐等罪名受審。

另一方面，醫管局高層何兆煒和高永文雙雙在約滿後離任。前者於Ｏ五年九月離開，翌年改到東華三院當行政總監；後者則早在Ｏ四年十二月便已離去，自行開設診所。但高永文沒有忘記社會事務，一面參與慈善活動，一面涉足政壇，先在Ｏ六年底競逐決選特首的八百人小圈子，繼而提名前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參與立法會選舉（詳見第八章）。另一方面，由於沙士期間醫管局暴露了聯網派系林立，政府決定向外聘用澳洲人蘇利民（Shane Solomon）來當行政總裁。至於楊永強的空缺，則由港島西聯網總監周一嶽出任，楊永強則去了中大當講座教授。連同董建華Ｏ五年被逼「腳痛」提早下台，從特首到一眾衛生高官，數年之間，有份抗疫的領導人物俱已面目前非。

（２６２６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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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　告一段落

2010-02-21T19:35:00.001+08:00

第三章　沒有硝煙的戰爭
３．３１　告一段落

經過三個月的噩夢，沙士終於遠離。雖然一度有康復病人懷疑重新病發而要再次入院，但新感染人數和疫廈數目屢創新低，個別日子也做到「醫護零感染」，差不多所有新病人都是在醫院內中招而不是社區。這樣世衛在五月廿三日宣佈撤銷針對香港的旅遊警告，自然是理所當然。

不過解除旅遊警告時曾發生一些小插曲－－除了梁錦松到蘭桂坊慶祝給人痛罵外，特區政府對旅遊警告的定義也糊里糊塗。其時世衛列出取消警告的其中一個條件，是少於六十位病人留院，但高官聲稱他們混淆了「病人」的定義，以為醫院內仍有超過六十名「病人」，直到當天官員才恍然大悟，把不符病人定義的患者剔除，剛好符合世衛要求，遂能即時摘除警告。不過外界謠傳世衛此舉，其實是酬謝中國在三天前宣佈捐贈一億美元給世衛。要知道中國給世衛的年費才五百多萬美元，捐助的金額對世衛而言是天降甘霖。於是世衛便給香港和廣東省賣個順水人情，同一天解除兩地的旅遊警告。至於疫區之名，香港則要老老實實等到二十天沒有新病例，才能在六月廿三日除下。至此沙士算是告一段落，縱使醫院仍住著四十多名患者，而最晚康復的病人還要多等七個月才能出院。

回顧這場瘟疫，歷時不過百日，當中病毒肆虐的時間亦只是一個多月，卻足以把香港弄得翻天覆地。年初沙士在廣東省爆發，可是省幹部竟然隱瞞疫情，不只害苦了當地人，還連累鄰近的香港和世界各地。設若中國有新聞自由，後來的災難便不會發生。及至二月底，一名患了沙士的教授南下香港，在京華酒店留宿一晚，無意間把病毒傳染給十多人，結果沙士從那裡傳播到世界各地，也導致香港的威院大爆發。這時中大向政府多番警告有社區爆發危險，奈何衛生官員不以為然。跟著威院走漏了一位沙士病人，他出院後到淘大花園借宿一宵，病毒就在當晚於天井隨著水蒸氣而擴散四週，足足有三百多人病倒。數天之後，居民陸續發病入院，特區政府才如夢初醒，匆匆推行補救措施。然而一場災難已然發生，市面亦剎時陷入蕭條。此後社區雖然沒有再次大規模爆發疫症，但醫院內部卻頻頻出現由隱形病人引起的交叉感染，使前線醫護和同房病人紛紛中招，亦同時把疫情拖延好一段日子才告一段落。

某程度上，整個亂局彷彿是梅菲定律（Murphy's Law）的真實體驗－－任何會出錯的地方，就偏偏出錯。這包括醫管局最高統帥在關鍵時刻病倒；原以為只有緊密接觸者才被傳染，卻被京華酒店和淘大花園的例子推翻；瑪嘉烈安排作沙士醫院，卻又適逢淘大大爆發，病人數目即時大增，打亂了部署；以為所有證實及懷疑沙士病人都收在沙士病房內，在保護衣物不足下將之劃為高危區，卻料不到病徵不時變異，低危區屢屢出現隱形病人，導致交叉感染迭起。最後高官以為社區肺炎個案不變就等於沒有爆發，沒想到兩、三名「超級傳播者」就足以把疫症蔓延全城，特別是淘大源頭一夜間令數百人病倒，使政府往後的補鑊措施，只能事倍功半。因著上述一連串「不幸」的因素，使很多高官覺得沙士一役不過是欠運而已，難免百密一疏。更何況特區政府並非一無是處，例如官員沒有仿效廣東省幹部那樣隱瞞疫情，成功用電腦系統去追查病人傳播途徑等，皆得到世衛讚賞。

但話可不是這樣說的。若果官員當初不是那麼「鎮定」，沒有作好最壞的打算，當疫症爆發時，政府做事又豈會手忙腳亂？除了醫管局，幾乎所有的政府抗疫措施均是闖了大禍後才作的補救。要知道控制疫情的方法，不外乎阻止病毒蔓延開去，可惜楊永強和陳馮富珍在星星之火時掉以輕心，最終恨錯難返，一流的補救方案亦是徒然。再者，政府所謂的「高透明度」，常常隱惡揚善，有誤導之嫌，使群眾總是帶著懷疑眼光看待官員的說話。當人們在沙士尾聲時，發覺政府拖延了十一天才公佈一名男童因炭疸菌病逝，已是見怪不怪了。與此同時，香港有一千七百多人染上沙士，約三百人不治。當中有三百多位患者為淘大居民，另有三百多人屬前線醫護，數目之多叫人咋舌，因為除了中國大陸，情況最嚴重的加拿大、新加坡或台灣，總染病人數也不過是二、三百人。當然，相比之下大陸簡直是糟透了，染病數目高達五千多人，是香港的兩倍，也使全球近九成的沙士病人皆來自中、港兩地。情況之壞，可想而知。

不管怎樣，待得香港人於四月中以後驚魂稍定，便發覺政府抗疫時往往棋差一著，叫人搖頭嘆息。加上多間醫院內部一片混亂，前線醫護的保護衣物長期不足，使疫情持續百天才能平復下來，使積累多年的民怨一發不可收拾。這時候，身為特區之首的董建華又一次面對歷史考驗。若他能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像胡錦濤和溫家寶那樣藉成功控制疫情而建立威望和政績，他仍可在歷史上保住一點名聲。奈何董建華再次失諸交臂，人們看不到他果敢處事的一面，只覺得他在重演六年來的優柔寡斷。政府的權威因此而崩潰，人人都堅信自己的力量，不管是抗擊病毒，還是在經濟蕭條下掙扎求存，群眾都覺得凡事只能靠自己，政府一點也幫不上忙，更不可倚賴領袖和權威。於是尋常的人被高舉為英雄，高層人物如董建華、楊永強、梁錦松等，通通被瞧不起。人們寧可相信大學專家的發言、感激前線醫護的努力，也不理睬衛生官員的言行。就算是權貴之間，公眾還是較喜歡次一級的人，擁護曾蔭權遠多於董建華、相信陳馮富珍的比楊永強來得多、同情高永文多過何兆煒、支持為「沙士孤雛」籌款的四位女高官尤甚於高一級的十一位問責局長。到了最後，因抗疫而興起的民間自救想法，不知不覺間藉廿三條立法而匯聚在一起。人們覺得即使疫潮已經退卻，但是社會還在生病。於是數十萬人決定上街向董建華說不，要奮起自救，以免香港繼續沉淪下去。可以說，沙士是刺激香港人上街的其中一道催化劑，無奈特區政府對此間社會微妙的異動竟懵然不知（詳見下一章）。

另一方面，站於抗疫前線的醫管局，其表現也值得討論。儘管人們一致認為高永文是一個善良的老實人，為疫症付出不少努力，但無可否認的是，醫管局的表現未如理想，太多病人和醫護在醫院內無辜染上沙士，前線人員從頭到尾也在哭訴保護衣物不足。不過醫管局備受制肘，例如口罩的匱乏源於全球供應短缺，而交叉感染跟病房過度擠逼有關。事實上，自金融風暴以後，整個社會生了病，各行各業對超時上班已習以為常，不覺得是病態，準時下班才不正常。不論私營企業還是政府部門，到處都在緊縮開支，把員工「搾乾搾盡」，成為緊繃的橡皮圈，無力應付突如其來的事。以醫管局來說，沙士一役暴露管理層為了滅赤，使人手長期緊絀、病房擠逼。可是他們沒有汲取教訓，疫後還是要裁減人手，惹來「過橋抽板」的指控。難怪疫後員工士氣竟比沙士前更差，沒有半點擊退疫症的同仇敵愾，反而拉闊了高層與前線之間的鴻溝。等到經濟復甦後，富經驗的醫護紛紛出走，轉到招徠大陸豪客幫襯、工作量較少的私家醫院上班。昔日醫管局高層想盡辦法把高薪下屬趕走，如今卻要反過來加薪減工作量來挽留員工，實是風水輪流轉。

〔圖表六十六　各國沙士病人數目〕
　〔資料來源：世界衛生組織（http://www.who.int/csr/sars/country/table2004_04_21/en/index.html）〕

（２７１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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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六十六　各國沙士病人數目（請click圖表放大）
註１：香港共有１７５５人感染沙士，其中３８６為醫護人員及醫科生
註２：香港共有３０４名沙士病人死亡，其中２９９人死於沙士，５人死於其他原因
註３：淘大花園共有３２９名居民感染沙士
註４：３８６名沙士病人為醫護，其中３２０為工作時中招的醫管局員工，包括１８０位護士、６２位醫務助理、４９位醫生、９名有關健康專業的員工

３．３０　人情冷暖

2010-02-19T00:05:00.002+08:00

第三章　沒有硝煙的戰爭
３．３０　人情冷暖

一場天災，製造不少慘絕人寰的個案，卻同時激發起香港人的同情心。就算經濟跌到谷底，捐款還是如雪花般飛來。人們並非一面倒地只會埋怨董建華，有人抓住全城陷入半停頓的難得機會，視沙士為淨化心靈的契機，把沙士的英文ＳＡＲＳ演繹為Sacrifice（奉獻）、Appreciation（欣賞）、Reflection（反思）和Support（彼此扶持），樂觀地看待眼前的災難。民間社會和半官方機構皆動員市民參與抗疫活動，在一片愁雲慘霧中，呈現人性的光輝。

沙士期間，各界捐出過億元善款予不同基金。這固然是由於受害家庭的境況惹人同情，但終究是因為社會福利制度有所缺陷。不少沙士死者是家中的經濟支柱，遺下孤兒寡婦，生計頓失依靠。奈何政府只給予殉職醫護的家人過百萬元賠償和援助，中招醫護也有數萬元津貼，甚至連那些沒有中招、只因家居隔離令而無法上班的其中幾百人，都得到補償，偏偏一般沙士遺屬卻難以得到分文。由於政府設下資產審查，只有低下階層才可得到一萬元殮葬津貼和每月五千元生活費，能獲得政府援助的不足一百戶。一些中產階級因擁有物業，不符申請資格，政府拒加援手，但這批人仍需償還過萬元的樓宇按揭。若家中收入支柱因沙士驟然離世，經濟便即時陷入困境，更無法把樓宇賣掉套現，否則隨時會因負資產而揹上多一筆債項，甚至破產收場，陷入進退維谷的絕路。對這些剛剛失去親人的遺屬而言，實是雙重打擊。

其時捐款也好，捐實物也好，早已蔚然成風。自鄭經翰發起「一人一口罩」運動以還，民間團體紛紛組織起來，有的向醫管局捐贈保護衣物，有的給予老人和清潔工人防炎用品，連醫院亦為殉職醫護開設戶口，接受外界捐款予遺屬。捐助來源不僅是民間的點滴捐獻，也有來自企業的大額款項。及至四月中起，傳媒陸續披露沙士遺屬的慘況，適逢梁錦松宣佈退回薪俸稅，每人最多三千元，不少市民對這數千、甚至僅數百元的「雞肋」不知如何是好，既無法紓解財政狀況，又不捨得胡亂花掉，於是有人提議把退稅捐出來，幫助沙士受害人。就是這樣，多個沙士基金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計有電台名嘴黃毓民向自由黨提議、從富豪籌集了三千萬元的「工商界關懷非典受難者基金」，給予遺屬和康復者撫恤金和生活費，以解燃眉之急；高達八千多萬元的「護幼教育基金」，由陳馮富珍、林鄭月娥、李麗娟和羅范椒芬四位女高官成立，為七十多位失去父親或母親的孩童支付教育開支；還有性質和「護幼教育基金」相似，由演藝人協會和《明報》合辦的「茁壯行動」；以及為解決沙士受害人生計，連失業者亦給予援助的數個基金。當中最受矚目的是籌款額最多的「護幼教育基金」，四位女高官不但到處籌措捐款，呼籲下屬支持，有「眾人媽打」之稱的李麗娟還不時探訪「沙士孤雛」，舉辦多次聯誼活動，成為一時佳話，把一眾男高官比下去。

上述基金的特色是繞過緩慢的官僚程序，即時發放援助金，無需資產審查，有部份甚至無須申請，主動向他們伸出援手。由於基金悉數來自私人捐款，無需庫房負擔，終日為財赤而惆悵的官員自然樂於協助，「義不容辭」地替這些基金安排發放款項。這顯示了政府的無情，連幫助最惹人可憐的沙士孤雛亦要靠民間自行籌措（各基金合共籌得一億多元），卻捨得從緊絀的庫房淘出十億元在疫後宣傳香港（包括用一億元籌備一塌胡塗的維港巨星匯，詳見第六章）。即使四位女高官高調籌款，也只是以私人身份參與，政府的角色純粹是金錢以外的協助。另一方面，公眾關注的焦點通通放在七十多位孤雛身上，直到今天李麗娟仍不時帶他們去遊玩，守護他們成長。可是那些痛失愛侶的未忘人，又或是失去年邁雙親的孝子孝女，只因家裡沒有惹人同情的小孩，便給社會遺忘。香港人綻放的人性光芒，照耀不到他們身上。

不管怎樣，政府的冷漠，無礙民間自發抗疫活動。人們堅信自己的力量，高呼「We Shall Overcome」。有私家醫生義務到醫院幫手，以及發起「一校一醫生」計劃以照顧復課的學生，甚至創作教導洗手的歌曲。一些團體成立熱線，為前線的醫護、焦慮的市民和停課的學生，提供心理輔導，並組織義工為老人清潔家居，提醒他們怎樣預防沙士。有人發起「微笑行動」，嘗試在沉鬱的氣氛中帶來笑臉，高唱勵志歌曲。至於飽受蹂躪的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為死去的居民超渡、為倖存的住戶舉辦電影欣賞會、遊船河等，藉此開解情緒，另有團體免費修葺導致大爆發的Ｅ座排污渠。在風雨飄搖的日子，自然少不了各大宗教的份兒，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等莫不為病人和香港祈禱或誦經，佛教甚至舉行放生法會，道教則聯同鄉議局重演傳統驅除瘟疫的儀式，多次舞動火龍。

與此同時，跟政府關係良好的自願團體發起「心連心．全城抗炎大行動」，策劃大型清潔運動、夥同傳媒組織籌款活動、草擬「衛生約章」、在機場舉辦宣揚香港克服沙士的推廣活動等（事後傳出董趙洪娉霸佔機場廁所的醜聞）。不過最叫人難忘的，是演藝人協會為「茁壯行動」舉辦的「１：９９演唱會」。這場演唱會難得在大球場舉行，破除了噪音規限，差不多所有歌星都參與其中，播送到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湊巧演唱會在世衛撤銷旅遊警告翌日（五月廿四日）舉行，也是首次全城「零感染」的日子。當這個好消息在演唱會途中宣佈時，觀眾都歡呼起來。值得留意的是，演藝人協會主席梅艷芳在摯友張國榮自殺後一個月，終於抖擻精神，一手策劃這場演唱會，贏得公眾致敬，獲選為「抗ＳＡＲＳ傑出人士」之一。可惜當晚她只在後台打點一切，沒有公開演唱，更未意識到她的生命正在倒數，僅剩下兩百多天。

隨著沙士接近尾聲，各類抗炎活動告一段落，只有個別企業仍向大學捐款，資助學者研製沙士疫苗。十多位導演和一眾演員義務拍攝一系列關於沙士的短片在八月拍畢時，已是明日黃花。這時候，人人都在等待七月的驕暑天，一起向董建華政府嗆聲。

（２２６７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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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９　生離死別

2010-02-18T00:05:00.002+08:00

第三章　沒有硝煙的戰爭
３．２９　生離死別

八位殉職醫護的事蹟固然叫人惋惜，其他沙士病人亦有本身的悲慘故事。故事的結局有悲有喜，有的家破人亡，有人僥倖生還，有些苟延殘喘，一輩子承受肉體的創傷。沙士不僅影響了病人及其親友的餘生，人生觀亦可能從此改變。

一千七百多名沙士患者中，不乏一家大小悉數感染的個案，例如住在榮瑞樓的一家六口皆中招，四個月大的女嬰亦不能倖免。有時候一戶之中，僅有一人可避過浩劫，其餘皆被送院，只有自己一個因隔離令而困在家中乾焦著急，終日提心吊膽，惟恐醫院通知趕去見最後一面，而他的家人卻不一定在同一間醫院留醫，可能是一個在聯合，一個在瑪嘉烈，彼此天各一方，美好家庭剎那間被硬生生拆散。分開的最後變成永訣，有人給死神召喚，有人逃出生天，餘生帶著傷痛。要命的是，死去的病人可能是家裡的經濟支柱，遺下曾中招但倖存的寡婦孤兒。這些生還者甫捱過病毒的折磨，出院後便要接受喪失至親的事實，還要面對生計的困難。對他們來說，沙士猶如天塌下來一樣。相比之下，因為去過沙士高危區而不敢跟家人見面和擁抱的尋常百姓（如醫護人員），其痛苦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現實中便有一對小姊妹在父親去世後出書來掙點生活費。

這還不止，由於專家擔心治療沙士的藥物「利巴韋林」可能令胎兒畸型，使中招孕婦憂慮性命之餘，多添一重打擊。若果病人懷孕時間不長，便一定要流產，把肚中骨肉打掉。只有懷孕廿多週以上的孕婦，才可以在服用藥物前剖腹產子。沙士期間，共有十二名孕婦不幸中招，約有半數要承受流產之痛，餘下的則順利誕下體重過輕的早產嬰，但終究還是有三位孕婦不敵病毒去世。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淘大Ｅ座的郭氏一家三口，孕婦病倒了，丈夫卻沒事，被送到隔離營。期間妻子要剖腹生產，但她的身體在兒子出世後急速惡化，半個月後不治。由於父親曾致電電台抗議不准探望，並向高永文哭訴妻子的狀況，這家人的故事因此被廣泛報導，最終激發四位女高官為一眾「沙士孤雛」成立基金，連溫家寶六月底訪問香港期間，也親自上門探望郭氏一家，手抱失去母親的早產嬰孩。基於流產和喪命的風險，全城孕婦焦慮萬分，催使大機構和政府在三月底准許懷孕員工無限期放假。偏偏醫管局或因人手問題（每年約一千名員工懷孕），一律不准放假，只把他們調離高危區而已。可是低危區往往潛藏著隱形病人，加上真的有懷孕護士受感染而被逼墮胎，經歷多天拉鋸，高層終於向員工和輿論妥協，容許懷孕十四週以下的員工放假（十四週胎兒的器官已齊全，不會成為畸胎）。不過鄭經翰繼續為其他仍要上班的懷孕員工爭取假期，逼得高永文淚灑電台，惹來一些人投訴。

當病人承受肉體痛楚之際，其親友亦同時受盡心理煎熬。早在三月廿七日，醫管局便禁止親友到沙士病房探望，即使病人已在彌留，亦只能隔著玻璃窗遠遠送別。一星期後，因聯合醫院發現隱形病人，嚇得醫管局連普通病房也設下規限，每天只准一人於指定兩小時內探望，使非沙士病人亦受牽連，探訪時間和人數大減，發燒病人更是完全被隔離，有病人抑鬱得自殺身亡。從此患者家屬只能向醫護查詢親人的病情，偏偏醫護跟病者家人曾有溝通欠佳的前科，疫症爆發前夕有遺屬投訴醫護在病人死後四天才告知死訊，以及把病人「嚇死」的事件。到了兵荒馬亂的沙士時期，醫護被指病情說得不清不楚，往往太遲通知親屬病危的消息，來不及見最後一面，只能穿上保護袍，站得老遠瞻仰包裹在透明袋裡的遺體，然後立即火化。

如此一來，病人送院的一刻，便可能是告別至親的時候。當這樣的情況一再發生後，社會上興起裝設視像會議的念頭，好讓病者跟家人見個面，以慰揪心之苦。一些電訊公司欲到病房裝上設備，奈何醫管局態度猶豫，要先在個別醫院「試驗」一下，不肯推廣至所有醫院，寧可放寬病房禁用手提電話的規限，讓病人致電回家。誠然，即使裝設了視像會議，很多沙士患者在病榻上因呼吸困難而不能講太多話，會透不過氣來，遑論在深切治療部昏迷的病者。但即使這樣，家屬還是能瞄一瞄至親一眼，不用抱憾終生。不少家屬欲見病人一面，只能趁他們病況較輕，仍可站立的時候，一邊在醫院外的街道上，用望遠鏡看著走到玻璃窗前的家人，一邊用手提電話訴說近況。

除此以外，憂心忡忡的親屬亦替病危中的家人想盡辦法，挽救他們的生命。有人公開哀求康復者捐出血清，有人四出奔走，要求當局試用中藥治療，皆惹人同情。與此同時，一些親屬因家人去世而內咎不已或憤憤不平，前者是由於他們把生病的年長父母送院治療，豈料醫院爆發交叉感染，無辜染上沙士，等於親手送家人上黃泉路，後者則不滿醫生錯誤診斷親人感染沙士，服用了沙士藥物，直到死後才驚覺弄錯，但大錯已鑄成。事實上，曾有嬰孩被誤診為沙士，平白承受沙士藥物的折騰，最後宣告不治。總而言之，親屬在這段日子一點也不好過，只有強硬挺董的人大代表鄔維庸可能是例外－－在威院當醫生的兒子剛沙士康復出院，他竟表示最擔心的是董建華因疫情失控而被群眾追究責任。

至於院內的沙士病人，儘管沒有人能前來探訪，但至少他們仍能講手提電話，收到子女送上的打氣圖畫，聽著錄音機傳來的親友鼓勵說話，凝望手上的全家福照片，還得到前線醫護的勉勵。無錯，醫護有時會忙得團團轉，被病人家屬質疑失救，然而一些醫護還是會替病人打氣加油，部份康復者不諱言醫護的說話，鼓舞他們克服病毒和藥物帶來的痛楚，對出院保持信念。此外，多位劫後餘生的病人接受訪問時，均聲稱沙士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觀，覺得世事福禍難料，跟家人患難見真情，慶幸自己尚能活於世上。部份中招醫護則表示因為在病房內角色調轉，更能體會病人的需求，聲言日後照顧病者時不再視之為流水作業，有份搶救沙士患者的中大教授沈祖堯也說自己學會珍惜與家人相處的時光。在沙士非常時期，就算是普羅大眾亦覺得家庭和健康比金錢事業重要。只是這種想法不一定能維持下去，兩年後香港便發生近萬名股民因失去賺錢機會，集會聲討阻撓領匯上市的鄭經翰，恐嚇說要斬去這個「幕後黑手」。無怪乎集會後三個多月，沈祖堯便慨嘆人們忘記了沙士的教訓，回到只顧買股票賺錢的舊日子了。

（２４０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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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篇廿三　英雄的背後

2010-02-16T00:20:00.002+08:00

第三章　沒有硝煙的戰爭
外篇廿三　英雄的背後

人文學科教授李歐梵在沙士時期，曾介紹法國人卡繆（Albert Camus）的小說《瘟疫》，教人明白「瘟疫期間不存在英雄或聖人」。不過香港人還是視醫護人員為英雄，特別是殉職的前線醫護，很多人爭著去悼念他們，借他們的事蹟和犧牲來教育下一代。政府也向六名死去的公立醫院員工追頒勳章，成立「弘揚抗疫精神諮詢委員會」來籌劃活動表揚他們。無疑香港的醫護人員在保護衣物不足的情形下，仍緊守崗位，值得人們尊敬，不像有些地方那樣，要用金錢、子女升學特權等來威逼利誘前線醫護留下。可是在殉職醫護親屬心裡，死後的光榮、巨額的賠償，能彌補失去至親的哀痛嗎？

在賠償方面，六名逝世的公立醫院醫護都得到政府三百萬至三百六十萬元的援助。這筆款項來自Ｏ二年初政府設立的「向捨身救人者家屬提供經濟援助計劃」，目的是希望幫助一些因主動救人而捨命的遺屬。當時民主黨的議員李華明還因為事前沒有醞釀及諮詢，視之為董建華競逐連任的招數。不管怎樣，這六名醫護遺屬成為這個計劃的首批「受惠者」，還因為人數太多，花光儲備，要趕緊向立法會追加撥款。醫管局也為每名殉職員工遺屬，另外支付上百萬元的賠償、數百萬元的額外特惠金、十萬元的恩恤金，並替他們支付所有殮葬費用，以及為他們的子女成立兩百多萬的教育基金。雖然有人覺得部份醫護（如鄧香美、劉錦蓉）因份屬合約員工，在「同工不同酬」下薪金少了一截，計算出來的賠償金額跟公務員（如王庚娣）有一段差距，但至少他們的待遇比另外兩位同樣因沙士犧牲的私家醫生來得好。後者非但沒有得到政府頒贈什麼榮譽，其中一人的遺屬申請這項經濟援助計劃時更遭拒絕，嫌死者生前並非「主動」拯救病人。

到了後來，即使不把兩名私家醫生計算在內，Ｏ三年仍是近年殉職公務人數最多的一年。高級督察梁寶明在沙士仍未退卻的五月五日，因拯救一名被洪水圍困的村民而被沖走溺斃。他跟六名殉職醫護一樣，從援助計劃中得到三百萬元的經濟援助。及至八月底的時候，一架直升機出勤時撞山墜毀，機上兩名飛行服務隊成員罹難，死後也獲在浩園厚葬。這一年的事兒，確實太多了。

以下是八名殉職醫護人員的事蹟。

劉大鈞（五十六歲）
於尖沙咀開設診所的私家醫生劉大鈞，在官員還未承認沙士在社區擴散、市民仍未恐慌之際，便給病人傳染沙士。他在三月二十日病發，兩天後到瑪嘉烈留院，不到兩個星期便宣告不治（四月三日），成為首位去世的醫護人員。其時疫情爆發沒多久，而劉大鈞是在公眾對沙士仍懵然不知的期間中招，因此社會對劉大鈞去世的消息沒有多大留意，更談不上傷感。

雖然他的家人極力掩住劉大鈞生前的事蹟，秘密舉行喪禮，累及傳媒連他的照片也不易找到，但他身故後還是惹來一些爭議。例如政府一直冷待他，地位不及別的殉職公立醫院醫護，其親屬申請上述經濟援助時也被婉拒，指他沒有「自願」拯救他人。可是當天他得悉感染沙士的病人到瑪嘉烈被拒留院後，曾親自將病人轉送浸會，說不定劉大鈞剛好在轉送病人的途中被傳染。除此以外，當劉大鈞本人病發到瑪麗醫院求診時，跟他的病人一樣被拒留院，逼使他轉到瑪嘉烈求醫。於是劉大鈞的遺孀於Ｏ六年入稟控告醫管局，指瑪嘉烈拒收診所病人，讓丈夫被傳染，並同時指控瑪嘉烈再次疏忽，使她本人到醫院探望丈夫時中招。值得一提的是，西醫工會在劉大鈞留院翌日（三月廿三日），便告知傳媒他可能中招的消息，衛生署卻要多等四天，才呼籲曾到劉大鈞診所看病的人聯絡他們，此乃無疑是政府處事慢吞吞的又一證據。

劉永佳（三十八歲）
第一個掀起群眾愁緒的殉職醫護是四月廿六日去世的護士劉永佳。其時人們得知威院、聯合和瑪嘉烈充斥沙士病人，不少前線醫護中招，卻萬料不到最先逝世的兩位公立醫院醫護，竟來自病人較少的屯門醫院，惹來立法會在日後重點調查。最初傳媒披露有淘大居民逃離家園後病發，跑到老遠的屯門醫院求診時隱瞞真正住址，改用另一區的地址來登記，最終成為隱形病人，傳染兩位殉職醫護。然而醫管局即時否認，並在不久之後，抖出兩人是被一名中年婦人所感染。這名婦人正是三月十五日在前往北京旅行的航班上，被曾到威院８Ａ病房探望親戚、原居於北京的老翁所傳染，當天她跟丈夫正好坐在老翁的前排。還未回到香港，兩人便已病發，數天後到屯門醫院留醫。

三月廿八日早上，該名婦人病重（後來病逝），要送往深切治療部。由於深切治療部病床已滿，需要騰空位置給她，於是她被「滯留」在普通病房片刻，並提前進行插喉和「人工泵氣程序」。原本替她進行這兩項高危治療的是醫生陳遠馨，但期間她先在八時多找來一名護士頂替一會兒，以便填寫紀錄，然後在九時半另找一名醫護代為操作儀器，讓她追問深切治療部準備好病床了沒有。究竟被她找來幫忙的兩人是誰，陳遠韾本人在立法會聆訊時已想不起來，只記得謝婉雯曾在九時正主動提出幫忙。不過另一名護士在作供時，則聲稱目睹謝婉雯有份幫手。就是這樣，劉永佳和謝婉雯是否在該天雙雙被那名婦人傳染，成為不解之謎，連立法會也無法肯定－－畢竟陳遠馨當天長時間替病人治療卻沒有中招，只不過頂替五至十五分鐘的劉永佳和謝婉雯卻反而在剎那間感染沙士，實屬稀奇，遑論兩人是否真的有幫忙過。無論如何，人們追查兩人死因的時候，不但揭發有淘大居民入院時隱藏身份，還抖出一名留院的威院護士曾拒戴口罩，又不肯留在隔離病房，無視同僚的勸告。人們甚至懷疑屯門醫院唯一一位呼吸系統科顧問醫生曾放假十一天，間接連累謝婉雯臨時「上陣」，繼而喪命。但事實上，該名醫生開始放假的時候，謝婉雯已臥在病床十天了。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三月十九日何兆煒還未病倒、淘大仍未爆發之際，已經有屯門醫院的醫護家屬到電台投訴，指上司不准下屬戴口罩，連到外面買一個也不行，以免引起恐慌。

不管怎樣，劉永佳的死訊公佈後，社會驚覺他們眼中的「英雄」，仍有倒下來的時候。政府和醫管局高層隨即紛紛慰問其家人，醫院也為公眾準備了弔唁冊，開追思會，並替遺屬開設銀行戶口接受市民捐款。區議會數天後亦提議以他的名字來為新街道命名，港大也宣佈成立「劉永佳獎學金」予護士系學生，有銀行更為劉永佳的三歲兒子設立「教育信托基金」。及至出殯那天，董建華率領部份高官和所有醫管局高層出席喪禮，並准予劉永佳下葬最高榮譽的浩園墓地。如此一來，劉永佳死後得到的榮譽，遠遠超過先前離世的劉大鈞，可是這些虛榮能平復劉永佳遺孀的心情嗎？雖然她在丈夫死後第三天，曾勇敢地在電台答謝和鼓勵其他醫護人員，但她在十月三日卻跑到九龍醫院天台，企圖跳樓自殺，幸被勸服下來。湊巧事發前一天，政府公佈專家調查報告，內容沒有點名批評任何高官，楊永強乘機拒絕辭職。兩件事是否相關，只有當事人才能知曉。其後她在受勳儀式也好，死因庭聆訊也好，通通沒有露面，前者由劉永佳的母親代為出席，後者則只願書面作供，避過親身出庭時記者的鎂光燈。

謝婉雯（三十五歲）
劉永佳死後半個月，疫情日漸平復，在全面復課指日可待之際，卻又傳來前線醫護殉職的噩耗－－死後被譽為「香港女兒」的醫生謝婉雯，於五月十三日凌晨病逝。由於她生前言行善良，還有著不平凡的經歷，感動了許多香港人。在充斥壞消息的沙士時期，猶如一沐春風，讓人覺得即使身處艱難的困境，人生還是有美麗的一面。

其實謝婉雯之死對她身邊的人來說，並不突然，因為她待在深切治療部已有好一段日子，昏迷多時，身邊的人早有心理準備，只盼奇蹟出現，連傳媒也有報導她病危的消息。及至謝婉雯真的魂歸天國，各大傳媒鋪天蓋地報導她近乎完美的一生，她生前的好友、同事、老師、牧師以及被她診治過的病人，一致讚揚她是一個溫文爾雅、不發脾氣、外表柔軟但不肯向病毒低頭的堅強女子，套用一名牧師之言，謝婉雯是一個「孝敬父母的女兒、品學兼優的學生，做醫生時不斷進修，又是不簡單的妻子」。不止性格完美得毫無瑕疵，其事蹟也令人感動。身為基督教徒（新教）的謝婉雯，中學時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中大，畢業後到屯門醫院工作，期間認識了丈夫，還影響他接受信仰。無奈她的丈夫患上血癌，需要移植骨髓，但謝婉雯對他不離不棄，仍然跟他在ＯＯ年底結婚。只是好景不常，丈夫在Ｏ二年癌症復發，旋即在五月不治，謝婉雯成了年輕的寡婦。

一年以後，沙士爆發。鑑於她沒有丈夫和子女，沒有牽掛，遂自動請纓到沙士病房幫忙，盡顯無私精神。本來她打算在沙士病房工作一段日子後，跟同事到台灣旅行散心，但她在出發前夕（四月三日）發燒留院，從此步向天國之門。最初她的病情尚算穩定，但後來變得惡化，於四月十五日送到深切治療部，需要儀器呼吸。其後她陷入昏迷，哪怕袁國勇和沈祖堯為她會診，試盡不同的藥物，又不斷播放親友的鼓勵錄音，謝婉雯還是返魂乏術。

死訊傳出後，人人得知謝婉雯生前完美的事蹟，無不哀慟。不少市民把心意卡、花籃等送到醫院，又或是親自到追思閣弔唁。高官紛紛發表悼念之詞，還把培訓醫護的基金以她的名字來命名，中大也以她的名義成立兩個獎學金。她所屬教會（敬拜會荃灣堂）的牧師，則代表遺屬打點喪禮事宜。從逝世到出殯，整整一個星期，全城都在談論她。有人在她死去翌日便創作了名為《一首傳世的歌》的歌曲，後來由歌星容祖兒唱出來。電視台和電影公司也爭著要以她的事蹟來開拍電視劇和電影，最終由基督教的「影音使團」搶先開拍，死後三天便宣佈參演的演員名單。至於她生前最愛的聖詩《彩虹下的約定》（也是她婚禮的進行曲和丈夫葬禮的輓歌）和《愛是不保留》，更是傳遍四方，歌手林志美在疫後亦翻唱了這兩首歌。至於基督教則藉此宣揚教義，吸引信眾，並製作了紀錄片《雨後彩虹》，免費播放給過萬人欣賞。此外，他們還拍攝了福音電影《天作之盒》，於Ｏ四年初上映，票房收入多達六百餘萬，文字版小說更在翌年選入「中學生好書龍虎榜」。還有一名記者在Ｏ四年書展上推出《愛是不能埋》一書，記述謝婉雯的一生。

這樣看來，謝婉雯之死，可說是化作春泥更護花，感染沙士倖存的大眾。可惜的是，儘管謝婉雯的父親和家翁在Ｏ三年的父親節（六月十五日）前夕，透過教會分享她和丈夫生前慶祝父親節的舊事，雙方家長卻在三年後（Ｏ六年二月）對薄公堂，謝婉雯的父母入稟控告她的家翁和家姑，要求後兩者交出謝婉雯在丈夫死後，有權獲得的約三百萬元遺產。不知那些曾被謝婉雯事蹟感動過的人，看到這宗不起眼的花邊新聞後，有何感想呢？

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謝婉雯入院前，曾計劃到台灣旅行，因出發前一天開始病發才取消行程。倘若她早一天起程，那麼她便會把沙士病毒帶到當地，不被台灣人罵個不停才怪。事實上，台灣一名醫生就是這樣，診治完沙士病人後，放假到日本旅行，甚至去泡溫泉。後來他在當地病發，激起日本人大大不滿，一些旅館不但拒絕接待台灣人，連帶香港在內的華人亦一併拒諸門外。要是謝婉雯去完台灣的溫泉才病發，不知香港人有何反應呢？還會否歌頌為「香港女兒」呢？

鄧香美（三十六歲）
相比起一生完美無瑕的謝婉雯，鄧香美是一個平凡的故事。沒有高學歷的鄧香美，在經濟不景的年頭，被公司裁掉，然後接受政府再培訓課程，改行去當醫院病房助理。在聯合醫院幹了一年後，合約於Ｏ三年三月底屆滿。其時醫管局跟政府一樣，從早到晚都在喊滅赤，一班同事以為鄧香美在合約完結後要離開，便為她舉行歡送會。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醫管局因沙士爆發，於三月底臨時跟她續約，讓她能夠保住職位。旋踵她就被院內的隱形病人交叉傳染，於香港人最悲痛的愚人節那天病發留院。半個月後，本身有長期病患的鄧香美情況惡化，要搬到深治切療部。此後她在那裡捱了一個月，連廣州派來的中醫也參與治療，終究返魂乏術，於五月十五日去世。她離世的那天，董建華正在立法會宣佈楊永強將會「自己查自己」，並斥責民主派議員「膚淺」和「唱衰」香港，著他們要「與時並進」（詳見第四章）。與此同時，鄧香美逝世的時間跟謝婉雯相距僅兩天，由於全城都在傳頌謝婉雯的故事，不少人也因此一同為鄧香美哀傷。

出殯期間，陳馮富珍送到殯儀館的花牌竟然把鄧香美寫錯成「鄭」香美，翌日官員解釋這是花店不小心弄錯所致。是耶非耶，由閣下自行判斷。

劉錦蓉（四十七歲）
鄧香美死後，差不多兩星期都沒有傳出醫護殉職的消息，但由五月廿七日起，六天之內突然死去四名醫護人員，不可謂不嚇人。只是由於人們悼念謝婉雯已有好一段日子，加上討論廿三條立法的氣氛日漸熾熱，於是四人的去世令人有點「麻木」，傳媒報導的篇幅亦大大減少。即使這樣，還是有人呼籲大眾不要忘記病房助理的功勞－－五月廿七日逝世的劉錦蓉跟鄧香美一樣，都是聯合的病房助理，她們同樣要處理病人的便溺和嘔吐物，清潔病床，跟沙士患者有密切接觸，因而比高高在上的醫生和護士更容易中招。

至於同僚口中和藹可親的劉錦蓉感染沙士的情形是這樣的：她跟早前去世的鄧香美同樣在聯合醫院工作，其時院內的沙士病人已集中起來，她倆工作的病房本該只有非沙士病人。但由於隱形病人關係，兩人相繼中招，而劉錦蓉更把沙士傳染給兒子。後來她比鄧香美晚一天留院治療，一個多星期後轉到深切治療部。最後連廣州的中醫也救不了她，於五月底鄧香美在殯儀館設靈的前一天，宣告不治，遺下丈夫和一對子女。劉錦蓉的離世，一度讓家人傷心不已，她的女兒曾受不了刺激而要送院。幸而她的兒子從沙士中康復過來，他們一家的心情也慢慢平復下來，其丈夫更在死因庭宣判裁決後，向記者說比起那些承受後遺症煎熬的康復者，妻子的病逝可能是「幸福」，而她的女兒在三年後也向記者說，她為母親的犧牲精神感到驕傲。

張鍚憲（五十八歲）
除了劉大鈞之外，張鍚憲是另一名因沙士病逝的私家醫生。張鍚憲是在四月廿二日病發，兩天後入院治療。後來即使專家用上各種新嘗試的藥物，他還是沒有反應，並於五月卅一日去世。由於張鍚憲生前是香港醫學會活躍成員，為醫學會落力籌款，並有份始創「香港醫學會管弦樂團」作慈善演出，於是醫學會在他離世後，發起紀念他的活動，於會址設置弔唁冊。在黃色暴雨警告的下雨天（六月十日），張鍚憲的靈堂上不止有醫學會的管弦樂團為他演奏古典樂曲，還有他任校董的真鐸啟喑學校的弱聽學生，為他獻唱天主教的聖詩。儘管一些人替張鍚憲抱不平，覺得政府虧待因沙士去世的私家醫生，但張錫憲的家人對此沒有表達不滿，而他的女兒在父親中招前也剛繼承了衣缽，和父親一樣當上耳鼻喉科醫生。

要留意的是，特區政府為了保障所有沙士死者的私隱，在新聞稿裡從來不肯提及他們的名字，於是官員在醫護殉職後發出的悼念聲明中，言詞彆扭得很。例如董建華提及謝婉雯時，便以「該名醫生」來稱之，就是不肯道出他們的名字。偏偏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卻特別發表悼念張鍚憲的聲明，甚至不怕私隱避諱，破例說出張鍚憲的名字。這個不尋常的舉動原因很簡單：張鍚憲和何志平私底下是相識多年的好朋友，兩人都是「醫學會管弦樂團」的成員。為了老友，何志平顧不了那麼多的「繁文縟節」和官場典章制度。

王庚娣（五十三歲）
張鍚憲去世的同一天，在威院當病房助理近廿載的王庚娣同時離世，惟後者因為在晚上才不治，遂計入翌日的統計數字。王庚娣中招的時間，可追溯至三月初沙士仍未爆發之際。其時威院源頭病人在京華酒店被傳染後病發，在８Ａ病房留醫，傳染一百多人，而王庚娣就是其中一人。更不幸的是，她是在三月七日才調到８Ａ病房工作，豈料她在那裡僅幹了一天的活，便給源頭病人傳染。接著她開始發燒病倒，並證實中招，一星期後（三月廿二日）病情急轉直下，轉送深切治療部。此後她在鬼門關前掙扎了兩個多月，還是無法撿回一命。就是這樣，同事眼中做事認真、熱心助人、二十年來從來沒有請過一天病假的王庚娣，成為第七名殉職醫護人員。一年之後，她的兒子在死因庭上說他和家人的心情已平復下來，無意聘請律師向醫管局要求什麼賠償。

鄭夏恩（三十歲）
相比之下，最後一名殉職醫護鄭夏恩的雙親卻未能短時間走出女兒病逝的陰影，在Ｏ四年十月為六名死去的公立醫護展開的死因庭上，她的父親為愛女申冤，表現激動。事實上，終年三十歲的鄭夏恩是家中經濟支柱，貧苦的父母好不容易把她供養上大學，當上了醫生，卻突然撒手塵寰，使他們接受不了殘酷的現實。更何況鄭夏恩工作的大埔醫院只屬療養醫院，若非新界東聯網擠滿了病人，她哪有機會被隱形病人傳染呢？

除了沒有患癌的丈夫之外，鄭夏恩的背景跟謝婉雯十分相似，兩人都是基督教徒（新教），在同事、好友、病人眼中是一名勤奮、文靜的女生，而鄭夏恩也是憑藉優異的成績考進大學，畢業後她甚至還在進修深造文憑。當兩人臨終時，傳媒都有透露她們病危的消息，親友也都憂心忡忡地替她們祈禱。至於鄭夏恩病逝的過程是這樣的：四月初那打素因為擠滿了沙士患者，威院又沒有位置接收他們，於是部份沙士及非沙士病人一併轉到大埔醫院隔離治療。其時鄭夏恩自告奮勇，願意轉到院內沙士病房工作。豈料她還未上到「戰場」便出事未捷，在普通病房內給一名那打素轉過來的隱形病人傳染。接下來她先在四月十七日病發，四天後轉到那打素診治，不到兩星期便要送進深切治療部。最終她緊接在張錫憲和王庚娣去世的第二天（六月一日）宣告不治，成為最年輕的殉職醫護。在她死後，她曾唸過的中學成立了以她命名的獎學金。

Ｏ四年底，死因庭為六名殉職的公立醫護舉行聆訊，通通裁定死於「自然」。不過除了鄭夏恩外，其餘五人都是陪審團一致達成這個裁決。在鄭夏恩的案例中，五名陪審中有四人同意她是死於自然，一人持相反意見。

鍾待政（沙士時五十六歲，最後康復的病人）
說完八位因沙士去世的醫護人員，也順帶簡述一下最後一位康復出院的沙士病人鍾待政。鍾待政是一名私家醫生，在北角開設診所。他的女兒則是一名醫科學生，也就是疫症初期在威院８Ａ病房裡中招的十多名中大醫科生之一。當女兒病倒後，鍾待政曾到威院探望，結果惹上了沙士，三月十七日開始在威院留醫。三天以後，他的情形已經惡化到要轉送深切治療部，逗留了足足四個月。期間他一度命危，昏迷了兩個月，體重也丟掉數十磅，並嘗過血清治療，腸臟也因為細菌感染而要動手術切除，卻尚未到蒙主寵召的時刻。由於他臥床時間太久，肌肉萎縮，當他在七月底轉回普通病房後，要接受長期康復療程，例如重新學習進食、拄著枴杖步行等。一直到Ｏ四年一月中，在醫院待了十個月的鍾待政才可以出院回家，後來他還計劃幫助其他沙士康復者。

（７２４３字）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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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

2010-02-13T14:55:00.000+08:00

祝各位網友虎年身體健康、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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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５ 第二回合

４．１４ 叫陣

４．１３ 家醜外傳

４．１２ 對罵

外篇廿八 諮詢文件的魔鬼細節

４．１１ 第一回合

外篇廿七 七百一十四位精英

４．１０ 橡皮圖章

４．９ 天國與凱撒

４．８ 不理性的傳媒

４．７ 理性的大狀

４．６ 還原惡法後

外篇廿六 一六七的真相

４．５ 強悍的巾幗

外篇廿五 首次釋法的始末

外篇廿四 八大案例

４．４ 天外有天的裁決

４．３ 陰霾

４．２ 沸點

４．１ 楔子～青蛙與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