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罷田北俊等人不大正確的引用數字後，經友人提點，我終於看到一篇正確根據數字而評論政府庫房的文章。
有關數字部份，雷鼎鳴教授十分正確，亦詳細解釋了為何「銀行體系結餘」和「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這一兩年暴漲的原因，值得大家去看看。我跟他在這方面的分別是字眼的不同，雷教授文中的「基金權益」，跟拙文的「外匯基金累計盈餘」，是一模一樣的。只要翻查金管局的帳目，大家不難發覺「基金權益」之中，僅有「累計盈餘」一項。理論上兩者是有點分別的，但在金管局不大複雜的帳目中，兩者可視為一樣。至於該文的「貨幣基礎」，其實也就是我在拙文所指的「外債」，持有者非香港市民／政府。因此「有關的資產也是不能動的」，只可作投資的本金，不能貿然用於開支。
值得補充一點的是，雷鼎鳴一文以「某人若本來身無分文，但向別人借來100元後便變為擁有資產100元，但同時也欠債100元，我們可以認為他比前富有嗎？」，來比喻我們（田北俊）不應以資產數目來衡量政府身家，我個人一向比較喜歡用買樓的例子作比喻，從而分開資產數目之中，有些是外債，有些是本身擁有的財富。
最可惜的是，雷教授同樣沒有討論到「基金權益／累計盈餘」竟然在十三年內，從不足2千億暴漲至5千多億，這點其實更值得人討論。一直以來，我覺得財金官員最愚民的正是他們絕口不提這部份，任由這筆錢暴漲累積，頂多靜悄悄的在金融海嘯時撥一點過去填補財政儲備（這種調撥更證明這筆錢是可挪用到日常開支）。
雷教授文章的另一要點是如何更善用「基金權益／累計盈餘」這部份儲備，在我而言那是另一課題，可交由公眾討論。但前題是，我們必須認識政府庫房多至滿瀉，絕非官員口中說的那麼緊絀。故此拙文的目的只是釐清這第一點，如何善用儲備則是第二步，奈何迄今還有不少人仍未了解。
補充：至於為何有學者如蘇偉文，只盯著「財政儲備」這部份，我就不得而知了。我猜那是因為西方國家並不流行儲有大量外匯儲備，也就不會有大筆資金去炒賣，繼而帶來龐大投資收入，上繳到庫房。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外儲不及香港的一半，但美國經濟體系卻是那麼巨大，外儲帶來的投資收入（若有投資的話）相信是微不足道，於是外國政府的稅收基本上只是從民間的經濟活動中收取，尤其是外國稅率那麼高。既是如此，外國衡量一個地方的財政健全情況，只會盯著財政儲備這部份，影響所及，一些本地學者便依樣畫蘆的只看財政儲備，沒想到香港情況有別。
2010年9月21日星期二
雷鼎鳴
雷鼎鳴: 香港政府應如何善用儲備？
信報 2010年9月13日
田北俊撰文論及政府不應當守財奴，可多用儲備，在社會上頗引起了一些議論。
這個議題其實絕不是今天才提出，九年前我便寫過一篇〈港府應怎樣運用財政儲備？〉的文章（收錄在拙著《替香港經濟把脈》中）。我翻看舊作，覺得觀點經得起時間考驗，毋須修改，但數據及背景卻有更新的必要。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理財第一步是搞清自己有多少「身家」。香港政府自 1979年起，便把財政儲備交給外滙基金管理。報章上近日屢屢提及的 22300億元的儲備，其實是今年6月底外滙基金管理的總資產。這筆資產，在1998年底吸納了當年的土地基金後，大幅上升至9000多億元，從1998 至2006年，一直都在1萬億元水平上下輕微波動。2007年後開始轉勢，08年金融海嘯後更急劇上升，前年6月，儲備才14000億元，短短兩年便增加 58％。
兩年增八千億內有文章
香港這兩年雖沒有被金融海嘯打沉，但經濟表現差強人意，新增的8000多億元儲備（等於香港半年的GDP）從何而來？是否政府的「吸星大法」功力驚人，民間財富源源不絕湧入政府庫房，以致「國」富民窮？
我不懷疑政府對增加收入頗感興趣，但若說政府有此迅速為自己「創富」的能力，卻絕無此事，只要細看政府歷年的財政收支便可知究竟。
從1998年春至2010年春總共十二個財政年度，政府有五年出現赤字，七年盈餘。2001至04年的財政赤字還大得驚人，隨時觸犯了《基本法》 「量入為出」的條文，有留意經濟消息的港人應對那幾年的風雨飄搖記憶猶新。十多年來政府財政儲備的總成績如何？1998年底土地基金悉數撥入財政儲備的賬目，後者當時即達4250億元。
為了減去季節性收支不同的因素，我們可用2009年但同樣是年底的數字作比較，當時財政儲備為5040億元，十一年來總共只增加790億元。若非財 政儲備本身也被用作投資，不斷有收益（或虧損）入賬，今天的財政儲備恐怕比1998年的還要低。由此可知，政府自回歸後，財政儲備的表現只是勉強可符合 《基本法》要求的「量入為出」而已，外滙基金新增的8000多億元儲備，基本上與政府的財政政策無關。
要明白外滙基金的資產為什麼會增加，我們不可忘記資產上升的背後同時也有着負債的上升。某人若本來身無分文，但向別人借來100元後便變為擁有資產 100元，但同時也欠債100元，我們可以認為他比前富有嗎？外滙基金的主要負債是所謂的「貨幣基礎」及財政儲備；後者是外滙基金欠政府的，但卻是政府的資產，可以不計，真正要注意的是「貨幣基礎」為什麼上升了及這意味着什麼。
「貨幣基礎」主要包含三個部分︰「負債證明書」、「外滙基金票據及債券」和「銀行體系結餘」。「貨幣基礎」在2008年8月金融海嘯發生前，總數才 是3270億元，但今年7月已上升至10250億元，不到兩年內，增加幾乎7000億元！難怪金管局總裁陳德霖目前對此坐立不安，多次示警。
要了解政府有多少餘錢可用，分析「貨幣基礎」上升的原因是必須的。按照香港聯繫滙率制度（或稱鈔票局），每100美元的外幣流入銀行體制內，發鈔銀行可用這100美元向金管局換取一份「負債證明書」，然後才獲准多印780港元的鈔票。「負債證明書」在以前是構成「貨幣基礎」的重要部分（四五成左右），但在今年7月，它總共2130億元，只佔「貨幣基礎」的兩成一。這筆欠債不算多，不足以解釋「貨幣基礎」上升的原因，但支持它的2000多億元資產 卻絕不能動，否則香港的貨幣體制會瓦解。
外資湧入令資產負債齊升
「貨幣基礎」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外滙基金票據及債券」。自金融海嘯開始後，外來資金洶湧而至，這筆錢若不作處理，香港的貨幣量可能會大幅上升幾 倍，造成嚴重通脹。金管局的做法似乎是把這筆錢直接或間接地借走，2008年8月，外滙基金票據及債券才1470億元，但今年7月已增至6550億元，上 升5000多億元，這正是「貨幣基礎」或外滙基金負債上升的主因。
因外資流入，外滙基金的資產及負債都同樣上升。這筆資金的來源可能是國內企業在港向國際集資，但資金流入後，卻未有回歸國內作其原本的投資用途，反 而滯留香港。這類的資金往往來去如風，一旦流出，金管局便要用手上的資金還債，還原到資金未流入前的情況。因此，支持這6000多億元債券的資產，也是不 能用掉的。
第三個組成部分是「銀行體系結餘」，今年7月有1480餘億元。這筆錢的數額波幅可以很大，從幾十億到3000多億元都出現過，它的主要用途本是作 銀行同業交收之用，但1998年的所謂「任七招」後，性質更加複雜，銀行若要向金管局借錢，必須通過這個在金管局開的戶口的結餘，若手上有外滙基金票據及債券，亦可以此作抵押向金管局借入更多的錢，存入自己的戶口。多年來我對這種安排屢有論述，不贅。我們只要知道有關的資產也是不能動的便可。
政府身家不如表面般豐厚
從上可知，1萬多億元支持「貨幣基礎」的儲備根本動不了，香港的身家並非如想像中豐厚。可以考慮動用的，只有5000餘億元的財政儲備，以及一筆現時有5300億元「基金權益」。
以香港2003年財政儲備一度急劇下滑至2000餘億元的往績，財政儲備這部分可動用的空間十分有限，餘下可真正考慮的只是「基金權益」。這筆錢是自1935年香港從銀本位轉至鈔票局制度以來歷年外滙基金投資所賺到的一些回報的積累所得，是香港人的資產，不是負債。但這筆錢可用多少？
從捍衞聯滙制的角度來看，最穩健的做法是一毛不拔，這樣可把香港政府出現破產的機會降至近零，大家不用擔心香港變成歐豬五國。但這當然會有人認為是 過於保守。若是不動這筆錢，把它每年的投資收益當作是政府收入（或虧蝕）的一部分，應該也是穩健可行而不損聯滙制的。按每年4％的回報率計算，這筆「基金 權益」可多帶來200億元的收入。
這額外的200億元可以有什麼用？一是增加開支，二是減稅。我們若注意一下香港人口將會急劇老化的趨勢，當會知道政府醫療與老人福利開支的壓力必會增大，而工作人口比例減少，將來稅收也可能停滯不前。香港政府的財政前景其實頗有隱憂。這200億元必要小心使用，用得其所。
撥二千多億私有化三大學
香港十多年來社會經濟一些困局的主要根源是經濟停滯不前。貧富雖然懸殊，但正如我在本報多次以事實論證，貧富差距並未惡化。經濟停滯不但拖住社會發 展的後腿，而且大大減慢社會流動的機會。政府用派糖的方法雖可以稍稍紓緩社會中的焦慮，但卻不會真正解決問題，我們考慮怎樣使用「基金權益」的投資收益 時，應把眼光放在如何推動香港經濟增長之上，這樣對整體社會都有好處。
有兩點是要注意的。經濟增長一靠資本的投資，二靠人力資本的投資。過去五十年，香港的本地資本投資率平均佔GDP 25％，但近年持續下滑低企，只佔GDP不足21％，這反映出工商界認為在港投資已不見得怎麼吸引。這種趨勢必須扭轉，否則大事不妙。社會應仔細考慮「基金權益」所帶來的收益是否可以支持減稅或其他方法使在港投資更加吸引。
投資教育對提升草根階層的往上流動最有利，亦可推動經濟增長。政府用在教育上的經費佔GDP的比例在發達經濟體中差不多是世界最低的；每年200億元收益的部分資金，或可用作改正誤失。
在教育投資上，「基金權益」尚可有另一用途。香港每年大學教育開支有百餘億元，政府若在基金中撥出2000餘億元，可足夠把兩三間大學私有化，以後 政府再不用每年為這些大學支付開支，省回的錢可作其他用途。大學獲得基金後，財力可與國際上著名的私校（耶魯、麻省理工等）一爭長短，未來發展的空間也較 大。與其像現在般把「基金權益」用作買美國債券，支持美國人揮霍，何不把它投資在回報率更高、對香港發展更有利的教育上？
信報 2010年9月13日
田北俊撰文論及政府不應當守財奴，可多用儲備，在社會上頗引起了一些議論。
這個議題其實絕不是今天才提出，九年前我便寫過一篇〈港府應怎樣運用財政儲備？〉的文章（收錄在拙著《替香港經濟把脈》中）。我翻看舊作，覺得觀點經得起時間考驗，毋須修改，但數據及背景卻有更新的必要。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理財第一步是搞清自己有多少「身家」。香港政府自 1979年起，便把財政儲備交給外滙基金管理。報章上近日屢屢提及的 22300億元的儲備，其實是今年6月底外滙基金管理的總資產。這筆資產，在1998年底吸納了當年的土地基金後，大幅上升至9000多億元，從1998 至2006年，一直都在1萬億元水平上下輕微波動。2007年後開始轉勢，08年金融海嘯後更急劇上升，前年6月，儲備才14000億元，短短兩年便增加 58％。
兩年增八千億內有文章
香港這兩年雖沒有被金融海嘯打沉，但經濟表現差強人意，新增的8000多億元儲備（等於香港半年的GDP）從何而來？是否政府的「吸星大法」功力驚人，民間財富源源不絕湧入政府庫房，以致「國」富民窮？
我不懷疑政府對增加收入頗感興趣，但若說政府有此迅速為自己「創富」的能力，卻絕無此事，只要細看政府歷年的財政收支便可知究竟。
從1998年春至2010年春總共十二個財政年度，政府有五年出現赤字，七年盈餘。2001至04年的財政赤字還大得驚人，隨時觸犯了《基本法》 「量入為出」的條文，有留意經濟消息的港人應對那幾年的風雨飄搖記憶猶新。十多年來政府財政儲備的總成績如何？1998年底土地基金悉數撥入財政儲備的賬目，後者當時即達4250億元。
為了減去季節性收支不同的因素，我們可用2009年但同樣是年底的數字作比較，當時財政儲備為5040億元，十一年來總共只增加790億元。若非財 政儲備本身也被用作投資，不斷有收益（或虧損）入賬，今天的財政儲備恐怕比1998年的還要低。由此可知，政府自回歸後，財政儲備的表現只是勉強可符合 《基本法》要求的「量入為出」而已，外滙基金新增的8000多億元儲備，基本上與政府的財政政策無關。
要明白外滙基金的資產為什麼會增加，我們不可忘記資產上升的背後同時也有着負債的上升。某人若本來身無分文，但向別人借來100元後便變為擁有資產 100元，但同時也欠債100元，我們可以認為他比前富有嗎？外滙基金的主要負債是所謂的「貨幣基礎」及財政儲備；後者是外滙基金欠政府的，但卻是政府的資產，可以不計，真正要注意的是「貨幣基礎」為什麼上升了及這意味着什麼。
「貨幣基礎」主要包含三個部分︰「負債證明書」、「外滙基金票據及債券」和「銀行體系結餘」。「貨幣基礎」在2008年8月金融海嘯發生前，總數才 是3270億元，但今年7月已上升至10250億元，不到兩年內，增加幾乎7000億元！難怪金管局總裁陳德霖目前對此坐立不安，多次示警。
要了解政府有多少餘錢可用，分析「貨幣基礎」上升的原因是必須的。按照香港聯繫滙率制度（或稱鈔票局），每100美元的外幣流入銀行體制內，發鈔銀行可用這100美元向金管局換取一份「負債證明書」，然後才獲准多印780港元的鈔票。「負債證明書」在以前是構成「貨幣基礎」的重要部分（四五成左右），但在今年7月，它總共2130億元，只佔「貨幣基礎」的兩成一。這筆欠債不算多，不足以解釋「貨幣基礎」上升的原因，但支持它的2000多億元資產 卻絕不能動，否則香港的貨幣體制會瓦解。
外資湧入令資產負債齊升
「貨幣基礎」的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外滙基金票據及債券」。自金融海嘯開始後，外來資金洶湧而至，這筆錢若不作處理，香港的貨幣量可能會大幅上升幾 倍，造成嚴重通脹。金管局的做法似乎是把這筆錢直接或間接地借走，2008年8月，外滙基金票據及債券才1470億元，但今年7月已增至6550億元，上 升5000多億元，這正是「貨幣基礎」或外滙基金負債上升的主因。
因外資流入，外滙基金的資產及負債都同樣上升。這筆資金的來源可能是國內企業在港向國際集資，但資金流入後，卻未有回歸國內作其原本的投資用途，反 而滯留香港。這類的資金往往來去如風，一旦流出，金管局便要用手上的資金還債，還原到資金未流入前的情況。因此，支持這6000多億元債券的資產，也是不 能用掉的。
第三個組成部分是「銀行體系結餘」，今年7月有1480餘億元。這筆錢的數額波幅可以很大，從幾十億到3000多億元都出現過，它的主要用途本是作 銀行同業交收之用，但1998年的所謂「任七招」後，性質更加複雜，銀行若要向金管局借錢，必須通過這個在金管局開的戶口的結餘，若手上有外滙基金票據及債券，亦可以此作抵押向金管局借入更多的錢，存入自己的戶口。多年來我對這種安排屢有論述，不贅。我們只要知道有關的資產也是不能動的便可。
政府身家不如表面般豐厚
從上可知，1萬多億元支持「貨幣基礎」的儲備根本動不了，香港的身家並非如想像中豐厚。可以考慮動用的，只有5000餘億元的財政儲備，以及一筆現時有5300億元「基金權益」。
以香港2003年財政儲備一度急劇下滑至2000餘億元的往績，財政儲備這部分可動用的空間十分有限，餘下可真正考慮的只是「基金權益」。這筆錢是自1935年香港從銀本位轉至鈔票局制度以來歷年外滙基金投資所賺到的一些回報的積累所得，是香港人的資產，不是負債。但這筆錢可用多少？
從捍衞聯滙制的角度來看，最穩健的做法是一毛不拔，這樣可把香港政府出現破產的機會降至近零，大家不用擔心香港變成歐豬五國。但這當然會有人認為是 過於保守。若是不動這筆錢，把它每年的投資收益當作是政府收入（或虧蝕）的一部分，應該也是穩健可行而不損聯滙制的。按每年4％的回報率計算，這筆「基金 權益」可多帶來200億元的收入。
這額外的200億元可以有什麼用？一是增加開支，二是減稅。我們若注意一下香港人口將會急劇老化的趨勢，當會知道政府醫療與老人福利開支的壓力必會增大，而工作人口比例減少，將來稅收也可能停滯不前。香港政府的財政前景其實頗有隱憂。這200億元必要小心使用，用得其所。
撥二千多億私有化三大學
香港十多年來社會經濟一些困局的主要根源是經濟停滯不前。貧富雖然懸殊，但正如我在本報多次以事實論證，貧富差距並未惡化。經濟停滯不但拖住社會發 展的後腿，而且大大減慢社會流動的機會。政府用派糖的方法雖可以稍稍紓緩社會中的焦慮，但卻不會真正解決問題，我們考慮怎樣使用「基金權益」的投資收益 時，應把眼光放在如何推動香港經濟增長之上，這樣對整體社會都有好處。
有兩點是要注意的。經濟增長一靠資本的投資，二靠人力資本的投資。過去五十年，香港的本地資本投資率平均佔GDP 25％，但近年持續下滑低企，只佔GDP不足21％，這反映出工商界認為在港投資已不見得怎麼吸引。這種趨勢必須扭轉，否則大事不妙。社會應仔細考慮「基金權益」所帶來的收益是否可以支持減稅或其他方法使在港投資更加吸引。
投資教育對提升草根階層的往上流動最有利，亦可推動經濟增長。政府用在教育上的經費佔GDP的比例在發達經濟體中差不多是世界最低的；每年200億元收益的部分資金，或可用作改正誤失。
在教育投資上，「基金權益」尚可有另一用途。香港每年大學教育開支有百餘億元，政府若在基金中撥出2000餘億元，可足夠把兩三間大學私有化，以後 政府再不用每年為這些大學支付開支，省回的錢可作其他用途。大學獲得基金後，財力可與國際上著名的私校（耶魯、麻省理工等）一爭長短，未來發展的空間也較 大。與其像現在般把「基金權益」用作買美國債券，支持美國人揮霍，何不把它投資在回報率更高、對香港發展更有利的教育上？
2010年9月18日星期六
政府庫房是否儲備過多？（回應田北俊等人）
２０１０年９月初，田北俊在明報發表了一篇文章，直指政府死抱儲備太多，導致民間仇富。一時之間，政界鬧得熱哄哄，但注意力卻轉到第三屆特首角逐戰、社會仇富現象等等，偏離了儲備是否過多這問題。
田北俊的結論，我自然是支持，因為敝網誌早已指出政府儲備實在太多。只可惜田北俊一文列舉的數字有斟酌之處，看在金管局和庫務署等財金官員眼中，少不免淪為笑話，遭輕易反駁。因此要直指政府儲備過量，提出的數字理據不得有誤。故此在下早前撰文投稿，欲提醒田北俊數字有誤。以下就是拙文內容：
這陣子樓市熾熱，不少人在爭論政府應否復建居屋。雖然本人只是一介草民，卻私下研究過董建華時期的經濟狀況，正擬撰文向報章投稿，討論當年樓市與聯匯的關係，以及聯匯的利弊。湊巧看到田北俊先生寫了一篇長文，力指特區政府成守財奴，害苦了商界。這項結論，本人並無異議，我亦在我的草稿中列明維持聯繫匯率的其中一個代價，正是政府需要扣住大量儲備，犧牲了民生，最後更導致官員養成怪癖，無休止的累積儲備，出現儲備豐厚但貧富極端懸殊的怪現象。
很可惜，田北俊先生所引的數據和歷史，有必要修正一下。
首先，田先生在文中指政府有著龐大的外匯儲備，自主權移交以來，從6367億，暴增至2.2萬億元。這兩個數目，實在有必要釐清。只要比較九七和九八年的數字，不難發覺九八年的外匯儲備總額，一下子躍升至9123億，然後在1萬億上下浮沉多年。那麼九八年究竟發生何事，讓外匯儲備暴漲呢？原來九七年以前，北京為了給特區留下儲備，要殖民地政府設下獨立的土地基金，惟恐庫房給英國人掏空。到了特區年代，土地基金的資產便於九八年十一月合併至外匯基金裡頭的財政儲備，使田先生列出的外匯儲備數目（亦即外匯基金資產）在該年一下子躍升2千多億。故此若要比較的話，九七年的數字最好把土地基金也加上去，這樣才較合理。
至於今年的2.2萬億外匯儲備，更是問題的所在。要知道這2.2萬億，其實是外匯基金的資產，裡頭卻包含了不少負債，這包括三間發鈔銀行發行港幣時，存放在金管局的1990億負債證明書，還有2646億的銀行體系結餘，以及5364億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等等。這些「外債」，加起來高達1萬億，持有者皆非特區政府。難道我們有權充公銀行放在金管局的存款、沒收外匯基金票據持有者嗎？這個當然不可能吧，除非香港實行共產主義。事實上，只要比較田先生文中○八和○九年的外匯儲備總額，便透露了箇中端倪。○八的外匯基金數目，是15603億，但翌年卻飆升至21494億。難道金管局那年大發神威，一年回報率高達 38%？任志剛和陳德霖才沒有那個能耐呢，那是大量國際熱錢湧進香港的結果，使銀行體系結餘暴漲，金管局要發行大量票據去吸納，兩者分別飆升1000億和 3700億。就是這樣，外匯基金資產馬上多了數千億元，但外債卻同時多了相同數目，而香港人是無權擁有這數千億資產的，純粹是金管局多了一筆資金去投資，有機會為香港人賺取更大回報。
那麼外匯基金裡頭，有多少錢是屬於香港市民呢？外匯基金主要分作三部份，分別是財政儲備、外匯基金累計盈餘，以及上述負債。這三部份之中，前兩者便是屬於香港人。財政儲備是來自每年稅入減去開支的歷年滾存，每年財政司司長談及預算案時所論及的儲備就是這部份。一如田先生文中的數據，這筆錢在九七年的時候高達四千多億（把土地基金算進去），○三年時候只剩下兩千餘億，然後回升至今天的五千多億。這裡看來，十三年只上升一成多，不算很多。但問題是另一部份的外匯基金累計盈餘，這筆盈餘，是每年金管局上繳部份投資收入後的滾存利潤，從九七年底不足兩千億元，狂飆近200%至五千多億（金融海嘯前曾漲至六千多億，之後上繳部份過去財政儲備）。要知道即使經濟不景，不等於投資一定虧損。○三年是香港經濟最惡劣的一年，金管局卻賺了五百多億，無怪乎這筆錢越滾越大。偏偏特區財金官員總是絕口不提金管局暗藏的「小金庫」！
因此香港市民真正擁有的，只有5000億的財政儲備（政府作為把盈餘存進金管局的存戶）和5500億的累計盈餘（政府作為金管局的股東）。大家若要針對官員過份吝惜，指責官員死抱儲備不放，便得先撇除外匯基金內的1萬億外債，不能錯誤地把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看成是「左袋右袋都是港人的錢」。否則的話，個別傲慢的財金官員是會瞧不起大家，一句也聽不進耳的。至於真正屬香港市民的儲備的上升速度，沒有田北俊所說那麼多，非由6367億狂飆250%至22279 億，但終歸也暴升逾七成，由6235億升至10812億。
另一方面，田先生指歷任財政司司長叫足十年「狼來了」，這點在下不敢完全苟同。若說曾蔭權當財政司司長時是出了名的「管理期望」，那麼梁錦松當日真的是面對財政緊絀問題。他負責的兩份預算案，正值每年虧損600億巨額赤字的日子。若按照那個速度，財政儲備這部份真的會在數年內敗光，因此他急於滅赤，最後更因此加稅而觸發買車醜聞，黯然下台。儘管在下認為若計及上述的累計盈餘，梁錦松不用那麼焦急處理赤字，但若只按照政府「慣例」，只計及財政儲備的話，其憂慮並非無的放矢。
無論如何，雖然在下覺得田先生所引述的數字和歷史值得斟酌，但我是絕對同意田先生的結論，特區政府確實儲有過量的1萬億儲備，更從來沒有好好向公眾說清楚庫房另有數千億的「小金庫」。看著財金官員斤斤計較、不理民間死活的模樣，實在很氣人。既然他們對開支那麼著緊，竭誠避免亂花公帑，倒不如先炒掉大部份無甚作為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吧，我相信七百萬香港市民也會舉手贊成的。不知田先生意下如何？
（附加財政儲備數目和外匯基金累計盈餘）
____________財政儲備______外匯基金累計盈餘_____合計
1997________4332.7________1902.3_______________6235.0
1998________4245.6________2422.5_______________6668.1
1999________3922.1________2908.6_______________6830.7
2000________4171.6________3071.0_______________7242.6
2001________3806.0________3025.9_______________6831.9
2002________3016.7________3271.7_______________6288.4
2003________2523.0________3848.8_______________6371.8
2004________2800.9________4233.8_______________7034.7
2005________2970.9________4431.5_______________7402.4
2006________3245.3________5077.1_______________8322.4
2007________4645.9________6169.8______________10815.7
2008________5313.7________4804.9______________10118.6
2009________5041.2________5534.6______________10575.8
2010________5258.3________5554.6______________10812.9____(至7月31日)
後記:
以上便是我最初投稿到明報的原文，很可惜對方沒有採納刊登。不過這議題沒有就此停下來，往後該報刊登了數篇相關討論，由蘇偉文教授、劉健儀議員以及葉健民教授撰寫，為此我亦大膽點評一下。
先說蘇偉文教授一文。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引用了ＩＭＦ的標準，指香港財政儲備水平應界乎4900億至8160億之間，以現時5千多億的數目去衡量，「現時香港的財政儲備水平只是剛好合格！」
只可惜他沒有留意兩點。第一，他跟很多人一樣，沒有計及我在拙文提及的「外匯基金累計盈餘」這部份。這部份屬政府／香港人所擁有，其數目更自主權移交以來，大升192%，上漲至比財政儲備還要多。因此我們應去疑問，為何這筆錢可以暴漲得這麼厲害？這筆錢應該如何運用？應否像企業賺了大錢那樣，發放更多股息（上繳更多投資收益）給股民（政府）呢？事實上，只要把兩筆數目加起來，便超過1萬億港元，超越了ＩＭＦ的標準上限。
至於蘇教授文末提及鄧樹雄教授的研究，我也下載了來看（http://net2.hkbu.edu.hk/~ied/publications/wp/WP200807.pdf）。該研究是討論香港財政儲備的由來和演化，「外匯基金累計盈餘」既非文章要旨，著墨的地方自然不多，只蜻蜓點水地說財政司司長有權把這盈餘撥作財政收入，但司長拒絕這樣做，是認為這樣會違反量入為出等原則，遂任由金管局總裁累積，僅此而已。鄧教授並沒有深究這筆錢竟然在十三年間暴漲兩倍，而我認為要全面理解政府庫房多寡，不應只看財政儲備，須同時留意「外匯基金累計盈餘」這部份。事實上，鄧教授文中曾說到前金管局副總裁曾撰文指聯匯在05年改動後已很完備，「毋須再以財政儲備來支援聯繫匯率的穩定」。鄧樹雄教授更直言「財政儲備並非愈多愈好，重要的是如何善用儲備，較理想的方法是在不違反財政儲備的最低標準時，善用儲備來促進經濟的轉型和發展，提高及改革各種民生福利開支」。這樣看來，蘇偉文這位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看法比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鄧樹雄教授保守得多。
另一篇就是劉健儀議員的文章。說來真的很失望，眾所周知，自由黨是傾向商界的政黨，結果不論是單獨行事的田北俊先生，還是有整個黨作支援的劉健儀主席，同樣未能看懂金管局的帳目。她說「各項負債約有1.6萬億至1.7萬億」，真的不知她這筆數是從何而來。若是從金管局7月底的帳目來看，裡頭確有1.6萬億的「負債」，但這筆負債之中，其一就是5千多億的財政儲備（政府把財政儲備寄存在金管局之中，因此金管局視之為負債，一如你到匯豐銀行開帳戶，裡頭的存款將被視為匯豐的負債，儘管你同時也持有匯豐股票，是匯票的股東老闆）！且別說她在文中的一句「2003年度財赤更高達401億元」，顯然不知道03/04年度的財赤已改善不少，最差的是先前連續兩年的600億以上，純粹直覺地以為03年經濟最差，該年的赤字一定最嚴重，益發突顯該黨對政府帳目認識不多！
接下來就是蘇偉文教授第二篇文章。他在文中以金融風暴的經驗作例子，當時政府動用了港元貨幣基礎的3.11倍作彈藥，打跑外來炒家。現時外匯儲備只是貨幣基礎2倍左右，因此若要有「高枕無憂的維護聯繫匯率的穩定性，這個外匯儲備水平還是有提高的需要。」。
蘇教授的結論，是從技術層面出發，但若果我們宏觀一點看，就不得不從整個聯匯制度，去衡量香港是否值得繼續為了這制度，扣住一大筆儲備不放。雖然我沒有數字在手，但以我所知，國際間的熱錢在過去十多年暴漲，資金極其氾濫。要是為了防範他們來犯，無休止的追求累積庫房積蓄，你追我趕的，這樣是否太累了？事實上，政府已有力有不逮，按照蘇教授所指，金融風暴時香港用貨幣基礎的3.11倍去對抗炒家，但現在香港的彈藥卻僅剩下1.98倍，追不上貨幣數目的暴漲。要滿足蘇教授的要求，特區政府還要斂財多1萬億元呢！這樣你覺得合理嗎？
說到底，現在的情況就像一個窮小子，起先勤奮工作，累積財富，但努力了廿年，已經置業娶妻生兒了，很自然會問自己，這樣朝七晚十一的工作模式是否值得呢？需否繼續努力工作儲錢而不去探望病臥在醫院的母親呢？在我看來，當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加劇，政府庫房卻在十二年內暴增七成，已是去到一個臨界點，好好反思整個制度，從管理儲備方式乃至聯匯制度的存廢。
事實上，當初香港設立聯匯，目的就是為了穩定港元，避免港元大瀉。然而聯匯是否世上唯一穩定港元、保住港元幣值的方法呢？誰也不能抹煞聯匯對港元的貢獻，但誰也更不能否定香港為聯匯付出過不少代價，既有經濟興旺時期的泡沫，還有董建華時期的通縮深淵。要深度討論儲備是否過多這課題，實在不能不討論聯匯這根本制度，否則只會見樹不見林，活像曾蔭權、曾俊華這樣的技術官僚。
還有的是，蘇教授以技術層面來分析儲備數目，我倒寧願從現實世界去想：當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高達兩萬多億美元，而且還在高速增長，遠遠拋離世界其他國家（排第二名的日本及不上中國大陸的一半，剛逾一萬美元），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必北京出手相助，那兩萬億儲備已有震懾效果，誰還會來香港「撒野」？且別說人民幣升值帶動亞洲多國貨幣上升（金融海嘯前的狀況），香港哪來的貶值危機（現在有的倒是升值壓力）？可別忘記，只有某地貨幣有貶值危機，才會招惹外來炒家衝擊，豐厚的外匯儲備只是用來死撐抵擋市場的力量。
最後一篇則是葉健民的文章，內容沒有討論儲備數字，只說大家要有深入的思考，以及提出一些疑問。我就沒有什麼東西要補充了－－畢竟人微言輕，在下無意完整地討論整個香港稅制，有時間研究一下股票更化算，對不？
田北俊的結論，我自然是支持，因為敝網誌早已指出政府儲備實在太多。只可惜田北俊一文列舉的數字有斟酌之處，看在金管局和庫務署等財金官員眼中，少不免淪為笑話，遭輕易反駁。因此要直指政府儲備過量，提出的數字理據不得有誤。故此在下早前撰文投稿，欲提醒田北俊數字有誤。以下就是拙文內容：
這陣子樓市熾熱，不少人在爭論政府應否復建居屋。雖然本人只是一介草民，卻私下研究過董建華時期的經濟狀況，正擬撰文向報章投稿，討論當年樓市與聯匯的關係，以及聯匯的利弊。湊巧看到田北俊先生寫了一篇長文，力指特區政府成守財奴，害苦了商界。這項結論，本人並無異議，我亦在我的草稿中列明維持聯繫匯率的其中一個代價，正是政府需要扣住大量儲備，犧牲了民生，最後更導致官員養成怪癖，無休止的累積儲備，出現儲備豐厚但貧富極端懸殊的怪現象。
很可惜，田北俊先生所引的數據和歷史，有必要修正一下。
首先，田先生在文中指政府有著龐大的外匯儲備，自主權移交以來，從6367億，暴增至2.2萬億元。這兩個數目，實在有必要釐清。只要比較九七和九八年的數字，不難發覺九八年的外匯儲備總額，一下子躍升至9123億，然後在1萬億上下浮沉多年。那麼九八年究竟發生何事，讓外匯儲備暴漲呢？原來九七年以前，北京為了給特區留下儲備，要殖民地政府設下獨立的土地基金，惟恐庫房給英國人掏空。到了特區年代，土地基金的資產便於九八年十一月合併至外匯基金裡頭的財政儲備，使田先生列出的外匯儲備數目（亦即外匯基金資產）在該年一下子躍升2千多億。故此若要比較的話，九七年的數字最好把土地基金也加上去，這樣才較合理。
至於今年的2.2萬億外匯儲備，更是問題的所在。要知道這2.2萬億，其實是外匯基金的資產，裡頭卻包含了不少負債，這包括三間發鈔銀行發行港幣時，存放在金管局的1990億負債證明書，還有2646億的銀行體系結餘，以及5364億的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等等。這些「外債」，加起來高達1萬億，持有者皆非特區政府。難道我們有權充公銀行放在金管局的存款、沒收外匯基金票據持有者嗎？這個當然不可能吧，除非香港實行共產主義。事實上，只要比較田先生文中○八和○九年的外匯儲備總額，便透露了箇中端倪。○八的外匯基金數目，是15603億，但翌年卻飆升至21494億。難道金管局那年大發神威，一年回報率高達 38%？任志剛和陳德霖才沒有那個能耐呢，那是大量國際熱錢湧進香港的結果，使銀行體系結餘暴漲，金管局要發行大量票據去吸納，兩者分別飆升1000億和 3700億。就是這樣，外匯基金資產馬上多了數千億元，但外債卻同時多了相同數目，而香港人是無權擁有這數千億資產的，純粹是金管局多了一筆資金去投資，有機會為香港人賺取更大回報。
那麼外匯基金裡頭，有多少錢是屬於香港市民呢？外匯基金主要分作三部份，分別是財政儲備、外匯基金累計盈餘，以及上述負債。這三部份之中，前兩者便是屬於香港人。財政儲備是來自每年稅入減去開支的歷年滾存，每年財政司司長談及預算案時所論及的儲備就是這部份。一如田先生文中的數據，這筆錢在九七年的時候高達四千多億（把土地基金算進去），○三年時候只剩下兩千餘億，然後回升至今天的五千多億。這裡看來，十三年只上升一成多，不算很多。但問題是另一部份的外匯基金累計盈餘，這筆盈餘，是每年金管局上繳部份投資收入後的滾存利潤，從九七年底不足兩千億元，狂飆近200%至五千多億（金融海嘯前曾漲至六千多億，之後上繳部份過去財政儲備）。要知道即使經濟不景，不等於投資一定虧損。○三年是香港經濟最惡劣的一年，金管局卻賺了五百多億，無怪乎這筆錢越滾越大。偏偏特區財金官員總是絕口不提金管局暗藏的「小金庫」！
因此香港市民真正擁有的，只有5000億的財政儲備（政府作為把盈餘存進金管局的存戶）和5500億的累計盈餘（政府作為金管局的股東）。大家若要針對官員過份吝惜，指責官員死抱儲備不放，便得先撇除外匯基金內的1萬億外債，不能錯誤地把財政儲備和外匯儲備看成是「左袋右袋都是港人的錢」。否則的話，個別傲慢的財金官員是會瞧不起大家，一句也聽不進耳的。至於真正屬香港市民的儲備的上升速度，沒有田北俊所說那麼多，非由6367億狂飆250%至22279 億，但終歸也暴升逾七成，由6235億升至10812億。
另一方面，田先生指歷任財政司司長叫足十年「狼來了」，這點在下不敢完全苟同。若說曾蔭權當財政司司長時是出了名的「管理期望」，那麼梁錦松當日真的是面對財政緊絀問題。他負責的兩份預算案，正值每年虧損600億巨額赤字的日子。若按照那個速度，財政儲備這部份真的會在數年內敗光，因此他急於滅赤，最後更因此加稅而觸發買車醜聞，黯然下台。儘管在下認為若計及上述的累計盈餘，梁錦松不用那麼焦急處理赤字，但若只按照政府「慣例」，只計及財政儲備的話，其憂慮並非無的放矢。
無論如何，雖然在下覺得田先生所引述的數字和歷史值得斟酌，但我是絕對同意田先生的結論，特區政府確實儲有過量的1萬億儲備，更從來沒有好好向公眾說清楚庫房另有數千億的「小金庫」。看著財金官員斤斤計較、不理民間死活的模樣，實在很氣人。既然他們對開支那麼著緊，竭誠避免亂花公帑，倒不如先炒掉大部份無甚作為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吧，我相信七百萬香港市民也會舉手贊成的。不知田先生意下如何？
（附加財政儲備數目和外匯基金累計盈餘）
____________財政儲備______外匯基金累計盈餘_____合計
1997________4332.7________1902.3_______________6235.0
1998________4245.6________2422.5_______________6668.1
1999________3922.1________2908.6_______________6830.7
2000________4171.6________3071.0_______________7242.6
2001________3806.0________3025.9_______________6831.9
2002________3016.7________3271.7_______________6288.4
2003________2523.0________3848.8_______________6371.8
2004________2800.9________4233.8_______________7034.7
2005________2970.9________4431.5_______________7402.4
2006________3245.3________5077.1_______________8322.4
2007________4645.9________6169.8______________10815.7
2008________5313.7________4804.9______________10118.6
2009________5041.2________5534.6______________10575.8
2010________5258.3________5554.6______________10812.9____(至7月31日)
後記:
以上便是我最初投稿到明報的原文，很可惜對方沒有採納刊登。不過這議題沒有就此停下來，往後該報刊登了數篇相關討論，由蘇偉文教授、劉健儀議員以及葉健民教授撰寫，為此我亦大膽點評一下。
先說蘇偉文教授一文。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引用了ＩＭＦ的標準，指香港財政儲備水平應界乎4900億至8160億之間，以現時5千多億的數目去衡量，「現時香港的財政儲備水平只是剛好合格！」
只可惜他沒有留意兩點。第一，他跟很多人一樣，沒有計及我在拙文提及的「外匯基金累計盈餘」這部份。這部份屬政府／香港人所擁有，其數目更自主權移交以來，大升192%，上漲至比財政儲備還要多。因此我們應去疑問，為何這筆錢可以暴漲得這麼厲害？這筆錢應該如何運用？應否像企業賺了大錢那樣，發放更多股息（上繳更多投資收益）給股民（政府）呢？事實上，只要把兩筆數目加起來，便超過1萬億港元，超越了ＩＭＦ的標準上限。
至於蘇教授文末提及鄧樹雄教授的研究，我也下載了來看（http://net2.hkbu.edu.hk/~ied/publications/wp/WP200807.pdf）。該研究是討論香港財政儲備的由來和演化，「外匯基金累計盈餘」既非文章要旨，著墨的地方自然不多，只蜻蜓點水地說財政司司長有權把這盈餘撥作財政收入，但司長拒絕這樣做，是認為這樣會違反量入為出等原則，遂任由金管局總裁累積，僅此而已。鄧教授並沒有深究這筆錢竟然在十三年間暴漲兩倍，而我認為要全面理解政府庫房多寡，不應只看財政儲備，須同時留意「外匯基金累計盈餘」這部份。事實上，鄧教授文中曾說到前金管局副總裁曾撰文指聯匯在05年改動後已很完備，「毋須再以財政儲備來支援聯繫匯率的穩定」。鄧樹雄教授更直言「財政儲備並非愈多愈好，重要的是如何善用儲備，較理想的方法是在不違反財政儲備的最低標準時，善用儲備來促進經濟的轉型和發展，提高及改革各種民生福利開支」。這樣看來，蘇偉文這位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看法比浸會大學經濟系前系主任鄧樹雄教授保守得多。
另一篇就是劉健儀議員的文章。說來真的很失望，眾所周知，自由黨是傾向商界的政黨，結果不論是單獨行事的田北俊先生，還是有整個黨作支援的劉健儀主席，同樣未能看懂金管局的帳目。她說「各項負債約有1.6萬億至1.7萬億」，真的不知她這筆數是從何而來。若是從金管局7月底的帳目來看，裡頭確有1.6萬億的「負債」，但這筆負債之中，其一就是5千多億的財政儲備（政府把財政儲備寄存在金管局之中，因此金管局視之為負債，一如你到匯豐銀行開帳戶，裡頭的存款將被視為匯豐的負債，儘管你同時也持有匯豐股票，是匯票的股東老闆）！且別說她在文中的一句「2003年度財赤更高達401億元」，顯然不知道03/04年度的財赤已改善不少，最差的是先前連續兩年的600億以上，純粹直覺地以為03年經濟最差，該年的赤字一定最嚴重，益發突顯該黨對政府帳目認識不多！
接下來就是蘇偉文教授第二篇文章。他在文中以金融風暴的經驗作例子，當時政府動用了港元貨幣基礎的3.11倍作彈藥，打跑外來炒家。現時外匯儲備只是貨幣基礎2倍左右，因此若要有「高枕無憂的維護聯繫匯率的穩定性，這個外匯儲備水平還是有提高的需要。」。
蘇教授的結論，是從技術層面出發，但若果我們宏觀一點看，就不得不從整個聯匯制度，去衡量香港是否值得繼續為了這制度，扣住一大筆儲備不放。雖然我沒有數字在手，但以我所知，國際間的熱錢在過去十多年暴漲，資金極其氾濫。要是為了防範他們來犯，無休止的追求累積庫房積蓄，你追我趕的，這樣是否太累了？事實上，政府已有力有不逮，按照蘇教授所指，金融風暴時香港用貨幣基礎的3.11倍去對抗炒家，但現在香港的彈藥卻僅剩下1.98倍，追不上貨幣數目的暴漲。要滿足蘇教授的要求，特區政府還要斂財多1萬億元呢！這樣你覺得合理嗎？
說到底，現在的情況就像一個窮小子，起先勤奮工作，累積財富，但努力了廿年，已經置業娶妻生兒了，很自然會問自己，這樣朝七晚十一的工作模式是否值得呢？需否繼續努力工作儲錢而不去探望病臥在醫院的母親呢？在我看來，當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加劇，政府庫房卻在十二年內暴增七成，已是去到一個臨界點，好好反思整個制度，從管理儲備方式乃至聯匯制度的存廢。
事實上，當初香港設立聯匯，目的就是為了穩定港元，避免港元大瀉。然而聯匯是否世上唯一穩定港元、保住港元幣值的方法呢？誰也不能抹煞聯匯對港元的貢獻，但誰也更不能否定香港為聯匯付出過不少代價，既有經濟興旺時期的泡沫，還有董建華時期的通縮深淵。要深度討論儲備是否過多這課題，實在不能不討論聯匯這根本制度，否則只會見樹不見林，活像曾蔭權、曾俊華這樣的技術官僚。
還有的是，蘇教授以技術層面來分析儲備數目，我倒寧願從現實世界去想：當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高達兩萬多億美元，而且還在高速增長，遠遠拋離世界其他國家（排第二名的日本及不上中國大陸的一半，剛逾一萬美元），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不看僧面看佛面，不必北京出手相助，那兩萬億儲備已有震懾效果，誰還會來香港「撒野」？且別說人民幣升值帶動亞洲多國貨幣上升（金融海嘯前的狀況），香港哪來的貶值危機（現在有的倒是升值壓力）？可別忘記，只有某地貨幣有貶值危機，才會招惹外來炒家衝擊，豐厚的外匯儲備只是用來死撐抵擋市場的力量。
最後一篇則是葉健民的文章，內容沒有討論儲備數字，只說大家要有深入的思考，以及提出一些疑問。我就沒有什麼東西要補充了－－畢竟人微言輕，在下無意完整地討論整個香港稅制，有時間研究一下股票更化算，對不？
葉健民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７日
葉健民﹕仍停留在 「開倉派米」思維
仇富情緒是否正在社會蔓延，見仁見智，但田北俊這個一直以商界代言人自居的政客日前撰寫的文章，卻值得細味。令我感到興趣的，倒不是田文所提的商界「被屈食死貓」的觀點，篇幅所限，我也不打算對文中所提的「取之於商，卻未有用之於民」——彷彿社會財富全賴商人努力創造的狹隘觀——作出回應。值得深思的，倒是文章反映出對公共財政政策哲學的反思。
「積極不干預政策」 為己奠下防火牆
政府審慎的理財哲學，源自殖民地時期思維，這當中有兩個原因。第一，大英帝國對個別殖民地的干預程度，與當地的財政情掛鹇，倘若殖民地連年財赤，甚至要靠倫敦予以援手，宗主國對其公共財政管理以至預算制訂，都會有高度的參與。港英自二戰後的理財有道，成功地使財赤幾乎成為了絕響，也使香港在這方面享有較高的自主權。為了保持在這個關鍵環節上的自由空間，歷任港督都以平衡預算為指導思想，但這種思維也有更為重要的內部考慮。
既然要控制財政開支，自然無法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這也有中國因素考慮在背後，因為港英一直憂慮良好的福利制度會吸引更多內地人士偷渡來港），但要平衡階級矛盾，政府也必然要堅守一條線，就是至少要在表面上做到不會厚此薄彼，不會令人覺得一方面壓縮對勞苦大眾的福利支援，但另一方面卻為商界提供各種好處、政策優惠。所以，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說穿了就是要為自己奠下一道防火牆，說明政府可以修橋築路投資基建，但斷不會如其他亞洲國家一樣以工業政策形式與直接扶持個別行業，以杜絕商界的諸多需索。這些考慮，鞏固了政府保守的公共財政思維。而這個觀點，也為《基本法》所確認，以具體訂下「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為特區政府的基本理財原則。
然而，政府的理財哲學也並非一成不變。1990年代至今，政府設立的對個別行業直接予以輔助多不勝數的基金，其涉及公帑數目恐怕數以百億計。成立這些基金的動機，是要配合經濟發展以及轉型需要，以財政誘因去加速改變。曾蔭權的六大產業概念本身，就是對特定行業予以政策傾斜，這也與舊思維大相逕庭。故此，要求政府的公共理財哲學要配合社會發展，因時制宜，也是合情合理之舉。
輿論沒有提出深入的思考
然而，當前輿論所關心的，仍是「開倉派米」的思維，焦點只是如何應付眼前的民怨和短期的公眾情緒，但卻沒有提出深入的思考。樓價高企，大家忽然間視新加坡為理想國度，但沒有想過當地公眾要承擔的強制供款水平，以及個人經濟自由上的代價；另一邊廂，也有人大聲疾呼因為大眾生活艱難又或無力買樓，主張可以提前使用部分強積金，但卻無視這種改變可能對這個千辛萬苦爭取回來的退休保障制度的嚴重破壞，到最後有人因此晚年無所依靠，政府是否真的可以袖手旁觀置身事外？又或者，大家都說政府過分依靠土地相關收入以至處處受制於地產商，但還記得當年政府提出銷售稅建議時，政客眾口一詞全力反對，連公眾諮詢都要中止嗎？
政府應該做多做少，財政儲備水平怎樣才算合理，自然無法三言兩語說清楚，但要解決社會分配問題，尋求一個較合理的社會秩序，覑實要求我們有勇氣去對不少艱難兼具爭議性的問題作深入的討論。簡單稅制是否真的依然百利而無一害？以低稅率去滿足發展國家水平的公共服務期望是否現實？公共財政應該在社會發展和財富創造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沒有這些討論，任何關於公平分配的爭議只是空談。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葉健民﹕仍停留在 「開倉派米」思維
仇富情緒是否正在社會蔓延，見仁見智，但田北俊這個一直以商界代言人自居的政客日前撰寫的文章，卻值得細味。令我感到興趣的，倒不是田文所提的商界「被屈食死貓」的觀點，篇幅所限，我也不打算對文中所提的「取之於商，卻未有用之於民」——彷彿社會財富全賴商人努力創造的狹隘觀——作出回應。值得深思的，倒是文章反映出對公共財政政策哲學的反思。
「積極不干預政策」 為己奠下防火牆
政府審慎的理財哲學，源自殖民地時期思維，這當中有兩個原因。第一，大英帝國對個別殖民地的干預程度，與當地的財政情掛鹇，倘若殖民地連年財赤，甚至要靠倫敦予以援手，宗主國對其公共財政管理以至預算制訂，都會有高度的參與。港英自二戰後的理財有道，成功地使財赤幾乎成為了絕響，也使香港在這方面享有較高的自主權。為了保持在這個關鍵環節上的自由空間，歷任港督都以平衡預算為指導思想，但這種思維也有更為重要的內部考慮。
既然要控制財政開支，自然無法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這也有中國因素考慮在背後，因為港英一直憂慮良好的福利制度會吸引更多內地人士偷渡來港），但要平衡階級矛盾，政府也必然要堅守一條線，就是至少要在表面上做到不會厚此薄彼，不會令人覺得一方面壓縮對勞苦大眾的福利支援，但另一方面卻為商界提供各種好處、政策優惠。所以，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說穿了就是要為自己奠下一道防火牆，說明政府可以修橋築路投資基建，但斷不會如其他亞洲國家一樣以工業政策形式與直接扶持個別行業，以杜絕商界的諸多需索。這些考慮，鞏固了政府保守的公共財政思維。而這個觀點，也為《基本法》所確認，以具體訂下「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為特區政府的基本理財原則。
然而，政府的理財哲學也並非一成不變。1990年代至今，政府設立的對個別行業直接予以輔助多不勝數的基金，其涉及公帑數目恐怕數以百億計。成立這些基金的動機，是要配合經濟發展以及轉型需要，以財政誘因去加速改變。曾蔭權的六大產業概念本身，就是對特定行業予以政策傾斜，這也與舊思維大相逕庭。故此，要求政府的公共理財哲學要配合社會發展，因時制宜，也是合情合理之舉。
輿論沒有提出深入的思考
然而，當前輿論所關心的，仍是「開倉派米」的思維，焦點只是如何應付眼前的民怨和短期的公眾情緒，但卻沒有提出深入的思考。樓價高企，大家忽然間視新加坡為理想國度，但沒有想過當地公眾要承擔的強制供款水平，以及個人經濟自由上的代價；另一邊廂，也有人大聲疾呼因為大眾生活艱難又或無力買樓，主張可以提前使用部分強積金，但卻無視這種改變可能對這個千辛萬苦爭取回來的退休保障制度的嚴重破壞，到最後有人因此晚年無所依靠，政府是否真的可以袖手旁觀置身事外？又或者，大家都說政府過分依靠土地相關收入以至處處受制於地產商，但還記得當年政府提出銷售稅建議時，政客眾口一詞全力反對，連公眾諮詢都要中止嗎？
政府應該做多做少，財政儲備水平怎樣才算合理，自然無法三言兩語說清楚，但要解決社會分配問題，尋求一個較合理的社會秩序，覑實要求我們有勇氣去對不少艱難兼具爭議性的問題作深入的討論。簡單稅制是否真的依然百利而無一害？以低稅率去滿足發展國家水平的公共服務期望是否現實？公共財政應該在社會發展和財富創造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沒有這些討論，任何關於公平分配的爭議只是空談。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成員
蘇偉文２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５日
蘇偉文﹕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太多？
早前有意見表示香港的外匯儲備水平偏高，政府可以動用外匯儲備來回饋社會，以減低社會「仇商」的情緒。但據筆者的觀察和粗略的統計，香港社會並不「仇商」；縱使有所謂「仇商」情緒的可能，解鈴還須繫鈴人，也是要商界多花努力，與動用外匯儲備應扯不上關係。
話說回來，究竟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太多？據金管局網站的數據顯示，香港在今年7月底時的外匯儲備是港幣20,246億元，以700萬港人來算，平均每人的外匯儲備接近29萬元，這是一個很驕人的數字，和去年香港生產總值的16,330億元比較，香港的外匯儲備也遠較生產總值高。
學理上還沒有對合理的外匯儲備水平作權威的定義，然而就香港的情來看，我們目前的外匯儲備在絕對值上是不少，但在相對值來說，香港的外匯儲備並非過多，甚至乎有增加的需要。
7月底外匯儲備是貨幣基礎1.98倍
首先我們要明白香港匯率體制的獨特之處。自1983年以來，香港匯率體制實行貨幣發行局制度，港元是和美元以聯繫匯率方式掛鹇。為了保證港元兌美元匯價停留在7.8的水平，香港是需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美元），以應付外圍金融動盪對香港的影響，和港元可能面對的狙擊。據金管局的數據顯示，香港在今年7月底時的貨幣基礎是10,238億港元，相對於外匯儲備的20,246億元來算，香港外匯儲備是貨幣基礎的1.98倍。在理論上來說（強調是理論上），要維持港元幣值的最低外匯儲備要求，就是香港的貨幣基礎，所以在數字上，香港只需要10,238億港元的外匯儲備便足夠。
亞洲金融風暴 港元保衛戰
花上最低外匯儲備要求3.11倍
但在實際的操作裏，光靠最低水平的外匯儲備並不足以維持聯繫匯率的穩定性。我們以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為例，當時的港元貨幣基礎是950億元，以 7.8的港元兌美元的匯率計算，理論上要捍衛聯匯，香港只需122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便足夠。但當時對畄基金來犯，港府和金管局在港元的保衛戰上，總共花上 38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註：見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2001年文章），是理論上最低外匯儲備要求的3.11倍！所以理論上的最少要求，在實際環境下便不可行，在兵臨城下的情下，龐大的外匯儲備可防止香港金融體制的風險。而在實戰上，都表明香港這個外向經濟體所面對的外圍衝擊，除了經歷97亞洲金融風暴外，2003年的SARS、2008年的環球金融海嘯，香港可安然面對，龐大的外匯儲備起了一定的作用。
外匯儲備還有提高的需要
明白到這一點，我們再細看現時香港外匯儲備大約是貨幣基礎的2倍左右，這個外匯儲備的安全系數仍是不低，但若果高枕無憂的維護聯繫匯率的穩定性，這個外匯儲備水平還是有提高的需要。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會說中央政府會無條件支持香港的，我們大可花掉儲備，有狀時「阿爺」自會給香港埋單，又或者香港乾脆解除聯匯便可一了百了。筆者想表示，若果香港理財不善，胡亂花費而要內地政府幫香港善後，這是不負責任的想法；至於聯匯的去留，在經歷了多次的經濟震盪，港元還是免受衝擊，聯匯自是有其貢獻，至於貿然改變聯匯只為花錢的提議，筆者未敢苟同。
註：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2001年文章可詳見《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足夠？》一文（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fa/papers/a1022c02.pdf）。
作者是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
蘇偉文﹕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太多？
早前有意見表示香港的外匯儲備水平偏高，政府可以動用外匯儲備來回饋社會，以減低社會「仇商」的情緒。但據筆者的觀察和粗略的統計，香港社會並不「仇商」；縱使有所謂「仇商」情緒的可能，解鈴還須繫鈴人，也是要商界多花努力，與動用外匯儲備應扯不上關係。
話說回來，究竟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太多？據金管局網站的數據顯示，香港在今年7月底時的外匯儲備是港幣20,246億元，以700萬港人來算，平均每人的外匯儲備接近29萬元，這是一個很驕人的數字，和去年香港生產總值的16,330億元比較，香港的外匯儲備也遠較生產總值高。
學理上還沒有對合理的外匯儲備水平作權威的定義，然而就香港的情來看，我們目前的外匯儲備在絕對值上是不少，但在相對值來說，香港的外匯儲備並非過多，甚至乎有增加的需要。
7月底外匯儲備是貨幣基礎1.98倍
首先我們要明白香港匯率體制的獨特之處。自1983年以來，香港匯率體制實行貨幣發行局制度，港元是和美元以聯繫匯率方式掛鹇。為了保證港元兌美元匯價停留在7.8的水平，香港是需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主要是美元），以應付外圍金融動盪對香港的影響，和港元可能面對的狙擊。據金管局的數據顯示，香港在今年7月底時的貨幣基礎是10,238億港元，相對於外匯儲備的20,246億元來算，香港外匯儲備是貨幣基礎的1.98倍。在理論上來說（強調是理論上），要維持港元幣值的最低外匯儲備要求，就是香港的貨幣基礎，所以在數字上，香港只需要10,238億港元的外匯儲備便足夠。
亞洲金融風暴 港元保衛戰
花上最低外匯儲備要求3.11倍
但在實際的操作裏，光靠最低水平的外匯儲備並不足以維持聯繫匯率的穩定性。我們以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為例，當時的港元貨幣基礎是950億元，以 7.8的港元兌美元的匯率計算，理論上要捍衛聯匯，香港只需122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便足夠。但當時對畄基金來犯，港府和金管局在港元的保衛戰上，總共花上 38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註：見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2001年文章），是理論上最低外匯儲備要求的3.11倍！所以理論上的最少要求，在實際環境下便不可行，在兵臨城下的情下，龐大的外匯儲備可防止香港金融體制的風險。而在實戰上，都表明香港這個外向經濟體所面對的外圍衝擊，除了經歷97亞洲金融風暴外，2003年的SARS、2008年的環球金融海嘯，香港可安然面對，龐大的外匯儲備起了一定的作用。
外匯儲備還有提高的需要
明白到這一點，我們再細看現時香港外匯儲備大約是貨幣基礎的2倍左右，這個外匯儲備的安全系數仍是不低，但若果高枕無憂的維護聯繫匯率的穩定性，這個外匯儲備水平還是有提高的需要。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會說中央政府會無條件支持香港的，我們大可花掉儲備，有狀時「阿爺」自會給香港埋單，又或者香港乾脆解除聯匯便可一了百了。筆者想表示，若果香港理財不善，胡亂花費而要內地政府幫香港善後，這是不負責任的想法；至於聯匯的去留，在經歷了多次的經濟震盪，港元還是免受衝擊，聯匯自是有其貢獻，至於貿然改變聯匯只為花錢的提議，筆者未敢苟同。
註：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2001年文章可詳見《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足夠？》一文（http://www.legco.gov.hk/yr00-01/chinese/panels/fa/papers/a1022c02.pdf）。
作者是恆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兼金融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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