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2日 星期一

外篇廿九 民意解讀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外篇廿九 民意解讀

學院內,社會科學探討了各種收集民意的方法,以及怎樣才能客觀反映民情。只可惜如果有人存心指鹿為馬,他可以在設計調查方法時做手腳,又或是演繹調查結果時,扭曲數字的意義,片面說出自己想說的一套。如此一來,表面科學和中立的調查,淪為造假工具,對了解真相毫無幫助。

要解讀政府在諮詢期收集得來的大批意見書,大家要先理解「樣本」的問題。做調查的首要功夫,是確保調查對象是從人叢中隨機挑選出來,這樣才能避免偏差。可是政府在各項事務的諮詢,並非科學化的民意調查,隨機抽樣地主動查問大眾,而是反過來要求市民給意見。於是政府收集得來的「民意」,大多來自政黨或利益攸關的團體,普羅大眾絕少會花時間閱讀諮詢文件,然後提交意見書。就算跟諮詢範疇有切身關係,人們還是喜歡在茶餘飯後嘮叨幾句,頂多致電電台烽煙節目討論一番,(近年則多了到互聯網討論區),不會依從官方途徑表達。

就是這樣,諮詢公眾有著先天缺陷,需要官員小心研讀意見內容和評估民情,不能從表面理解,更不可以此作為民意調查。事實上,這種諮詢安排可讓某些「有心人」「製造」民意,擾亂視聽。只要贊成或反對某項政策的一方,動員同一鼻孔出氣的群眾,以「一人一信」的分式,又或是化整為零地分裂成無數社團,紛紛向政府表達「民意」,便能夠在數量上和氣勢上壓倒另一方。譬如說,部份基督教信徒反對合法賭波,便鼓動信眾「勸教」政府,使官員收到的意見,九成都是反對的,跟主流民意大相逕庭。如果官員盲目相信這些意見的數目,否決賭波合法化的話,未免昧於現實。
這次廿三條立法,也出現上述缺陷,大批不知名的親共社團一窩蜂修書挺立法,圖把大律師公會等理性建議淹沒,製造民意擁戴的假象。事實上,這種做法並非初見,在還原惡法等事情上已是如此。同一時候,由於廿三條爭議巨大,反對聲眾,不僅親共份子動員起來抗衡,城中商賈也要以個人名義聲援政府,哪管這些權貴是被逼表態,還是乘機「擦鞋」,以博取北京信任。至於另一方的民主派,眼見「保皇黨」落力製造民意,他們沒有坐以待弊,在街頭拼命收集市民簽名。結果政府收集得來的正反意見,表態的居多,實際針對條文的意見較少(見圖表六十九B),連葉劉淑儀也如是說。至於兩大陣容各自遞交的簽名總數,則是八六年一百萬人簽名反對深圳大亞灣興建核電廠以來,最多的一次。

面對十萬份意見書和三十多萬個簽名,政府該如何處理才好呢?如果官員真的希望改良建議的條文,那麼他們應集中研究民間對條文的種種憂慮。然而這邊廂梁愛詩領導的律政司聽從部份民意,提出九項修訂,那邊廂葉劉淑儀卻無事生非,把各式各樣的民間意見書印製成《意見書匯編》(匯編),然後視諮詢結果為民意調查,聲稱擁護立法的人較多,完全忘記她曾說過她會對意見書「重質不重量」。但正如前面所說,諮詢不等於民調,政府不應該以意見書的多寡來武斷民情(《匯編》本身也說諮詢結果不代表全體市民意見)。再者,葉劉淑儀在詮釋結果時,刻意誤導公眾,一如居留權爭議時那樣玩弄數字,把十萬份意見書籠統地分為三大類--完全贊同政府、反對立法或政府建議、立場不明。這種非黑即白式的分類方法,既是粗疏,也反映了官員心底裡的敵我心態,要麼完全臣服於政府的建議,否則便是反對派,不留迴轉餘地。於是贊同立法但不滿條文內容的人,便推到對立的一方。此外,政府把意見書分類時,屢屢出錯,把眾所周知反對立法或不同意建議條文的知名團體,當作立場不明,有份起草《約翰內斯堡原則》的達蘇莎的意見書更淪為「補充資料」,還有一些反對陣營的意見書給漏掉,鬧出不小風波。

這還不止,葉劉淑儀為了營造民意附和政府的假象,把意見書分成四種--團體意見書、個人意見書、內容劃一的信件或預先印製的意見表格,以及簽名表格。然後她貶抑簽名表格的份量,即使一張簽名表格內有三十人署名反對,還是當作一把聲音而非三十位意見。如此一來,反對政府的數量便大大減少,因為反對條文的普羅大眾嫌麻煩,多數簽名了事,絕少修書郵遞給官府。政府這樣看待簽名表格,乃至第三類的預先印製表格,大大扭曲了諮詢結果。事實上,一些個人意見書的內容純粹表態,例如富豪李兆基只是說立法能維護國家安全,符合祖國利益,支持政府盡快落實細則而已,其意見跟簽名表態的平民沒有多大分別。偏偏商賈的「表忠信」卻尊為一個個的獨立意見,大批市民湧往民陣街頭攤檔的簽名,卻隨時給官員簡化為「一人」反對,藉此得出逾半意見贊同政府的結果。

更糟的是,葉劉淑儀為了指鹿為馬地宣稱支持政府的市民較多,竟暗示反對陣營的簽名不可靠,不是指有些簽名表格內只有姓名沒有簽署,像是從電話薄中抄出來,便是指有些簽名難以辨認,名字令人生疑,絕口不提一所親共學校(漢華中學)把中學生在課堂時的實用文練習,當作六十多封個人意見書,份量比六十位在同一張表格簽名反對的市民來得重(前者算作六十位意見,後者只當作一人)。另一方面,當葉劉淑儀在公佈刊印了《匯編》時,只是向記者講述本地意見書的諮詢結果,閉口不提逾九成反對政府的海外意見,以鞏固民意「擁戴」的效果。到了最後,她還掩耳盜鈴地,宣稱近九成意見對藍紙還是白紙草案沒有意見,但明明政府在諮詢文件內,從未討論過白紙草案問題,只是探求大眾對條文內容而非立法形式的意見,人們沒有提及白紙草案正常得很,更別說O二年底有六萬人上街,已說明了市民的想法。

到了這田地,葉劉淑儀為求「偽造」民意,已是無所不用其極。民主派要求政府重新整理諮詢結果,另找獨立機構分析這十萬份意見書。一些學者也看不過眼,成立「匯編研究組」,花了兩個多月時間整理意見書,撥亂反正地重新分類--不再粗疏的分成支持或反對,而是分清楚意見書之中,有哪些是原則上贊同或反對立法的,有多少人是純粹針對政府的建議內容,並更正了錯誤歸類的意見。與此同時,這些教授還替所有曾簽名表態支持或反對的市民,討回一個公道,不管寫下洋洋千字,還是簡單的簽下名字,通通當作獨立個體,繼而歸納出六成意見反對政府(圖表六十六B),推翻葉劉淑儀四個月前的說法。不管怎樣,一眾學者所做的功夫,只不過是還原諮詢結果的真貌,忠實地反映十萬份意見書的取態而已,卻同樣不可據此當作民眾意願。若真的要了解民意,最好來一次公投,由全體市民表態。奈何北京對「公投」二字甚為忌憚,一、兩年前才因為台灣計劃為「核四」公投而氣急敗壞,特區政府又豈敢讓香港人決定廿三條去留呢?

值得留意的是,O三年農曆新年期間發生《匯編》鬧劇後,不少「保皇黨」辯稱這是無心之失,是急於分類所致,值得體恤。既然政府讓歸類出錯的團體更正立場,事情便應告一段落,更何況需要糾正立場的意見書,寥寥可數,影響不了支持政府的整體「民意」。加上葉劉淑儀也道歉了,民主派不該窮追不捨,糾纏於「次要問題」,而是切實討論條文內容。不久以後,同一幫人便要用同一番說詞,替鬧出買車醜聞的梁錦松辯護,一邊說避稅金額不多,是無心之失,一邊說梁錦松已認錯道歉,眼下社會應集中精力滅赤,不要再追究(詳見第二章)。在高官頻頻失誤的董建華年代,做「保皇黨」可做的不是一件易事。

〔圖表六十七 政府演繹的民意〕 〔資料來源: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意見書匯編、政府新聞公告(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301/28/0128201.htm)〕
〔圖表六十八 學者演繹的民意〕
 〔資料來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公眾意見匯編研究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http://hkupop.hku.hk/chinese/columns/columns16.htmlhttp://hkupop.hku.hk/chinese/resources/bl23/bl23gp/report/app12.pdf)〕
〔圖表六十九 意見書的「質素」〕
 〔資料來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公眾意見匯編研究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http://hkupop.hku.hk/chinese/columns/columns16.htmlhttp://hkupop.hku.hk/chinese/resources/bl23/bl23gp/report/app12.pdf)〕
(283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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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節:4.15 第二回合
~暫別之言~


圖表六十七 政府演繹的民意(請click圖表放大)
註:政府指88%人對白紙或藍紙草案無意見, 是指88%的意見對此沒有表態, 不等於無所謂


圖表六十八 學者演繹的民意(請click圖表放大)


圖表六十九 意見書的「質素」(請click圖表放大)

2010年3月18日 星期四

4.15 第二回合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4.15 第二回合

諮詢期完結後,新一年終於到來,卻沒有丁點新氣象,經濟仍然凋敝,市民依舊絕望,政府還是老模樣,對立法的態度不變。

大遊行過後,政府首要決定的是應否改變初衷,公佈白紙草案。事實上,並非所有上街的人皆反對立法,至少牽頭上街的大狀純粹是要求政府制定能保障人權的廿三條,並採用白紙草案,一步步來。其時儘管官員在諮詢初期曾堅拒白紙草案,但正如陳日君所言,那麼多人遊行,很難相信政府冥頑不靈。即使高官本身,在遊行前夕也留有餘地,宣稱政府還未決定用藍紙還是白紙,甚至暗示藍紙草案刊憲前,他們會先行公佈法律條文,使人覺得此乃有實無名的白紙草案,以作折衷。豈料官員之言,只是緩兵之計,也是部份人一廂情願。O三年一月底(年廿六),政府昭告天下他們將會作多項修訂,但不肯再諮詢公眾,甚至叫人不要糾纏於白紙藍紙,保皇黨也說審議藍紙草案期間可召開聆聽會,人們仍有機會發表意見。於是白紙草案頓成泡影,此後民間若要刪除政府建議的魔鬼細節,只能倚賴橡皮圖章(立法會)審議草案時投票否決,形同妄想。經此一役,普羅大眾對廿三條更不信任--由始至終,一眾高官無法為拒納白紙草案,說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

更糟的是,政府在處理諮詢期收集得來的意見時失諸公正,教人認定政府是假諮詢,甚至歪曲民意。就在政府公佈多項修訂的同一天,葉劉淑儀同時發表《廿三條諮詢文件意見書匯編》(匯編),把十萬份意見書和三十多萬個簽名,印成厚厚的十九冊,並粗疏地分成三類--贊同、反對、未能歸類,繼而扭曲數字,將之演繹為超過一半的意見挺政府,以顯示她所做的一切,合乎民情(詳見外篇廿九)。可是她的說法,經不起考驗。先別說政府把意見書分成這三類有沒有問題,官員在點算數目時,把「保皇」人士化整為零地遞交的一封封措辭相近意見書,通通當作獨立個體,而在同一表格內簽名反對的眾多市民意見,卻壓縮為一把聲音。葉劉淑儀甚至質疑部份簽名筆跡相似,貶仰反對聲音,卻閉口不提政府竟把親共學校的中學生作文功課算作一份份的獨立意見。接下來,不少團體發覺他們的意見給錯誤歸類,大律師公會、記者協會等反對政府建議的組織,皆被當作無法分類,民主黨的例子更是笑話,他們提交的三份意見書,兩份歸納為反對意見,另一份卻是立場不明,益發叫人覺得諮詢過程一塌胡塗。

這還不止,《匯編》公佈後不久,一些團體發覺他們的意見漏掉了。原來政府收集民意時,只肯接納郵寄、傳真或電郵遞交到保安局的意見書,於是陳日君等人在傳媒和論壇的公開言論沒有羅列其中,逾期收到的九百多封意見書也丟到一旁,連一些團體出席立法會聽證會時,要求立法會職員轉交保安局的意見書,也通通石沉大海。尤有甚者,代表「新力量網絡」的教授張炳良親手把意見書交予葉劉淑儀,同樣消聲匿跡,翻遍十來冊的《匯編》也找不到。這一切一切,或許是倉卒下的失誤,卻叫人難以接受,畢竟政府無須趕緊在七月立法。偏偏絕大多數錯漏,均發生在反對陣營內的重要團體身上,沒有「保皇黨」因遺漏或錯誤歸類而吭聲(其實幾個保皇社團也弄錯了,但他們懶得大聲呼冤),在在顯示政府處事不公,沒有多少人相信葉劉淑儀辯稱此乃無心之失,是電腦技術問題。這時候,儘管葉劉淑儀肯「改過」,按照團體意願修改分類,並補回遺漏的意見書,更向張炳良致歉,可是特區政府已經失信於人,留下極壞印象。一些看不過眼的大學學者甚至親自動手,在沙士疫潮下日以繼夜地義務整理所有意見書,然後在五月底公佈「更正」的結果,反駁葉劉淑儀的說法--若把數十萬個簽名算成數十萬個獨立意見,將得出超過六成人反對政府的結果,而非三個月前她說的過半數人贊同政府。

《匯編》鬧劇過後,輪到主角藍紙草案粉墨登場。前面說過,政府在一月底公佈的多項修訂,並非有實無名的白紙草案,官員不打算展開第二輪諮詢,於是接下來的「戰場」,集中在議會之內。先是葉劉淑儀二月中在立法會簡介藍紙草案的一字一句,然後在二月底首讀法案,交予議員審議。驟眼看來,政府在草案內確實修改或界定了多處定義不清的字眼,也刪除了一些嚴苛的罪行,例如隱匿叛國罪、管有煽動刊物罪等,算是聆聽了民間聲音,可釋去公眾部份疑慮,特別是特區官員刻意刪去或釐清惹來商界憂心的某些條文。奈何事與願違,關注組的大律師還是不接受,因為「魔鬼細節」還未除盡。暫且不說律政司草擬的條例仍沒有刪盡所有殖民地字眼的枝節問題,政府在修改原先建議時,不是抱著討價還價的心態,便是牢牢抓緊關鍵之處,不作退讓。以警察搜查權為例,政府在諮詢文件建議警司級的警員可在緊急時候,授權下屬入屋搜查,無需法庭簽署手令,嚇怕所有人,於是葉劉淑儀決定把這項無限權力收緊至總警司級以上方可使用。在官員眼中,這已是「讓步」,聽從了民意,但人們卻不接受這樣子討價還價,壓根兒不想任何一位警察可逃避法院監督,任意闖進民居,使香港步向極權社會。其他各種各樣侵蝕自由的條文,則依然存在,好像政府始終不讓記者以公眾利益作竊取機密罪的抗辯理由,未能符合《約翰內斯堡原則》。如斯不湯不水的修訂,自然無法安撫一眾大狀和廣大市民。

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在取締組織一事上,堅持到底,猶如立法的關鍵所在。事實上,《基本法》廿三條只是針對外國人在香港的政治「活動」和「聯繫」,從沒要求特區政府「取締」整個團體,更別說要取締從屬大陸而非外國的本地組織(見外篇廿八和三十)。故此整個取締組織建議,根本是無中生有,不符合關注組的「低度立法」要求。及至藍紙草案公佈後,政府雖「澄清」被取締組織的會員不會遭起訴(除非他有份參與非法勾當),又取消原先建議的上訴審裁處,豈料葉劉淑儀突然提議被取締組織在法院上訴時,可以閉門審訊,以及缺席聆訊。這兩項聞所未聞的建議,頓時令公眾嘩然,特區政府明顯是秘而不宣,諮詢期內不肯如實相告,直到最後關頭才醜婦見家翁。這樣子的藍紙草案,縱使改善了多處地方,法律界仍無法接受。不管怎樣,特區官員明知取締組織的條文,非但惹來法律界反感,還使天主教會感到「生存威脅」,逼使陳日君吭聲,平白讓反對陣營多添一股勢力,卻仍執意草擬相關條文,無法不教人懷疑特區政府(北京?)的真正目的,是要取締天天針對中共的法輪功,又或是預防支聯會「井水犯河水」。

(231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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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7日 星期三

4.14 叫陣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4.14 叫陣

隨著諮詢期快要結束,支持和反對官方建議的陣營,均在最後一刻展示民眾力量。先是反對的一方組織大遊行,接下來是挺政府的在一星期後舉行大集會。頃刻間,社會因廿三條吵得鬧哄哄,還有滅赤帶來的爭拗,以及經濟疲憊導致的絕望,在在使香港人於O二年將盡時,煩擾不堪。

前面說過,當政府還未公佈諮詢文件時,不少人已屏息以待,數十個民間團體更在文件公開前半個月,成立「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民陣的目標雖是推動人權發展、壯大公民社會,但由於廿三條迫在眉睫,故此民陣自成立伊始,便埋首於反廿三條運動,收集市民簽名、舉辦論壇等,而「重頭戲」便是舉辦大遊行,以顯示民眾從根本上反對立法,或是要求政府推出白紙草案。從此恐懼廿三條的各方人馬,漸漸匯聚在一起,呼籲市民參加,例如教師工會(教協)號召教職員上街,主教陳日君則不斷公開發言,一邊訴說條例危險之處,一邊鼓勵全體信眾站出來。另一方面,多名參與公會事務的大律師、大學內的法律教授,以及個別政界人士,於十一月中組成「二十三條關注組」(關注組),不但頻頻上傳媒向公眾講解政府在「溫水煮蛙」,還跑到鬧市街頭派發自資十多萬元印製的傳單。由於人們覺得關注組並非慣常遊行的政黨組織,而是尋常的專業團體(關注組沒有加入民陣),連這類「中立」團體也呼籲群眾參與遊行,便打動不少人走上街頭。且別說《蘋果日報》從九月底開始,天天刊登討論廿三條的讀者來信,並詳細列舉條文的弊端,使人明白廿三條的禍患。在遊行當天,《蘋果》更在頭版呼喊:「我們要上街」,「煽動」群眾上街。當然不得不提的是,高官和親共人士三個月來連番失言,遊行前四天工聯會的梁富華還在議會內嘲諷陳日君是「病態聖徒」,火上加油地刺激遊行人數。

這還不止,遊行前更發生三宗懷疑政府打壓的事件。先是十一月底,一所天主教小學借出場地予民陣舉行論壇,卻遭警方多次查問。一星期後,另一場論壇突然取消,主辦者聲稱這是由於官員和民建聯代表未能出席,但人們懷疑此乃政府施壓所致。沒多久,一名小販管理隊揭發上司下令拆除馬路邊宣傳反廿三條的橫額,惹來不小的風波,政府亦承認他們「誤拆」。同一時候,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批評報業太庸俗,勸告報界自律和自愛,以免新聞自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平白捲進廿三條爭議,成為又一失言。就是這樣,大眾眼見官員在白紙草案上一意孤行,言詞又囂張,還發生上述打壓事情,只好上街抗議。有趣的是,董建華在遊行前數天到北京跑了一圈,只見總理朱鎔基吩咐他要減少點低層公務員的薪水,回來後亦只向區議員徵求滅赤意見,毫不為意民間快要創下十三年來最多人參加的遊行,大大超出原先估計的五千人十倍以上(共有六萬人),惹來警察警告。

十二月十五日,數萬人湧到銅鑼灣的維多利亞公園(維園)集合,浩浩蕩蕩的前往中環政府總部。遊行前一小時,陳日君跟參與遊行的基督徒一同祈禱,但他本人沒有隨行。不管怎樣,這次遊行可說是半年後的七一大遊行的熱身,兩者相似之處極多。不僅是遊行前的基督徒祈禱會,以及壹傳媒在維園一帶免費派發自製海報,參與遊行的市民也一樣守秩序,沒有鬧出事端,當中不少是貌似中產的一家大小,沒有被馬會一年一度的國際賽事吸引。此外,兩次遊行同樣因為人數遠超預計,要困在維園一段時間才能動身。值得留意的是,「愛國」陣營在兩次遊行期間同樣「搞小動作」,租借了維園的足球場舉辦活動,使參加遊行的市民要擠到一旁,教人不恥其所為。無論如何,六萬人上街已是一個警號,人數遠超所有人的估計。豈料官員視若無睹,葉劉淑儀更不把六萬人放在眼裡,指他們不過是羊群心理而已,警方甚至貶抑反對聲音,指參加遊行的只有一萬二千人,比不上一星期後有一萬六千人出席的挺立法集會。

說到底,特區政府有「愛國」人士撐腰護航。諮詢期間,這些親共份子總是跟質疑條文細節的人對著幹,責備他們不信任祖國,「別有用心」。按照這幫人的邏輯,人們要麼支持立法,並完完全全接受政府建議的一套,否則就是不愛國,危害國家安全,是「無理、無知、無良」的「民族敗類」。及後李柱銘到歐美「唱衰」廿三條,更是火上加油,刺激親共群眾痛罵他是「賣國漢奸」,招惹美國和英國駐香港領事在諮詢期快要結束時指手劃腳,在立法事上說三道四。最終一眾維護特區政府的社團,組織了「支持立法保障國家安全大聯盟」(大聯盟),以「國家安全,人人有責」為號召,跟民陣鬥搶市民簽名,並在諮詢期完結前兩天於維園舉行大集會,動員四萬人齊聲高歌《我的中國心》,頌揚葉劉淑儀為女中豪傑。

可笑的是,這四萬名參加者中,部份人被指在(學校)威逼或利誘(免費午膳)下才出席。除此以外,這次集會跟一週前的和平遊行相比,多了暴力場面。數名市民到集會現場派傳單,呼籲公投廿三條,惹來支持者辱罵:「你是否中國人?」。傳單隨即被人撕毀,一名中五女生的揚聲器更被搶去摔壞,遭斥喝去「做雞(妓女)」。警方見狀,迅即分隔開來,卻把一名「踩場」的反立法市民拉上警車。其實這幫被稱為「維園阿伯」的親共群眾,早有暴力前科,每當香港電台於維園舉行論政節目《城市論壇》時,經常不理三七二十一,用粗言穢語辱罵出席的民主派人士,高呼槍斃他們,群情洶湧下民主派議員要勞煩警員護送才能脫困,遂有「維園阿伯」之名。總而言之,主動參與大集會的人多被視為盲目「愛國」,政論家林行止便直言政府動員這些人抗衡,是「非常危險的一場『遊戲』」,隨時釀成騷亂,日後給七一大遊行壯觀場面嚇呆的人大劉佩瓊,亦指責官員發動「不用腦的人」支持立法。

值得留意的是,大集會舉行前後,董建華、曾蔭權、梁愛詩和葉劉淑儀,湊巧都病倒,沒有公開露面,其他高官也沒有出席集會,連自由黨等商界「保皇黨」也避之則吉(自由黨本是大聯盟的成員),剩下「土共」在維園搖旗吶喊。

(231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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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6日 星期二

4.13 家醜外傳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4.13 家醜外傳

既然政府對社會意見不愀不睬,那麼人們該如何是好呢?這邊廂,民間團體計劃在諮詢期完結前九天舉辦遊行,藉此表達民眾反對政府的立法建議;另一邊廂,個別民主派議員選擇到海外「唱衰」廿三條,遊說外國關注香港情況,以圖逼使北京和特區政府不敢胡來。剎那間,廿三條爭議成為主權移交以來,最受世界注目的香港新聞。

國際社會關注廿三條,不管是基於「人道立場」也好,是出自政治考慮也好,甚或經濟利益,總不希望香港開歷史倒車。因此多個國際傳媒、人權組織、工會,以及外國駐香港領事,均告誡特區政府應寬鬆立法。部份熱心人士甚至為此飛抵香港,例如有份撰寫《約翰內斯堡原則》(The Johannesburg Principles On National Security,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的達蘇莎(Frances D'Souza),便專程跑過來,勸勉特區政府只該規管暴力等行為,並容許記者被控竊取國家機密時,以公眾利益抗辯。面對世界各國無間斷的關注,梁愛詩、葉劉淑儀、法律政策專員區義國(Robert Allcock)等要費盡唇舌向外國人釋疑,又或是撰文反駁。但誰都知道,這幾位高官只會形容條文寬鬆得很,跟本地法律界的擔憂南轅北轍。最後民主黨主席李柱銘,聯同「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於十月走訪美國,向華府官員、國會議員、人權組織和當地記者力陳官方建議的廿三條內容嚴苛,損害香港的自由,希望他們能履行「道義」,監察特區政府別亂來。

但這下可教親共份子極其不爽,覺得李柱銘不該邀請外國干預內政。特別是李柱銘有機會到美國白宮會見國家安全顧問賴斯(Condoleezza Rice),湊巧四天後美國總統小布殊(George W. Bush)接見到訪的江澤民,小布殊便順道著江澤民要保障香港人的權利,使中國受「美帝」「欺壓」。基於「愛國」人士皆為擁護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者,日夜盼望中國在世界吐氣揚眉,因此他們極度不滿外國阻撓香港為國家安全立法。眼見李柱銘去完美國之後,流亡海外的大陸異見者吳弘達便叫嚷若果廿三條破壞一國兩制,美國應經濟制裁香港,取消貿易優惠,遂痛恨李柱銘「賣國」,行政會議成員梁振英更不點名斥責他「兜售疑慮」,撈政治本錢。連一些不贊同政府立法內容的民眾,也不同意李柱銘把「家醜」外傳,自家事該自己解決,無需外人插手。不過李柱銘卻覺得家醜外傳與否沒所謂,最重要是阻止政府弄出家醜,害苦香港,而且確立主權移交的《中英聯合聲明》曾獲聯合國確認,所以各國有「責任」監督香港情況。事實上,中國政府曾於九十年代在美國施壓下,釋放多名被捕的民運人士,所以外國壓力並非完全無用,可以叫北京稍為收歛。

就是這樣,李柱銘無懼別人批評,在美國回來後兩星期(十一月中),便聯同羅沃啟和黨友涂謹申踏上歐洲之途,走訪倫敦、布魯塞爾和日內瓦,要求英國和歐洲議會協助。期間李柱銘等人會見了英國外相施仲宏(Jack Straw)、歐洲議會主席、已轉作「歐盟對外事務專員」的前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乃至聯合國人權專員等,還成功游說到「英格蘭及威爾斯大律師公會」義務撰寫意見書,力陳官方建議的條文有什麼問題,並促使英國下議院和歐洲議會辯論廿三條。其時葉劉淑儀雖揶揄李柱銘在美國受「冷待」,但政府還是趁著他轉到歐洲「唱衰」之際,趕緊派區義國到美國「消毒」。及至李柱銘離開英國,財政司長梁錦松剛巧在下議院辯論廿三條期間,前赴倫敦招商,是否乘機為廿三條向商界解畫則不得而知,但當地人確曾向他查問立法情況。到了最後,特區官員始終無法叫外國人釋懷,國際社會還是相信李柱銘的說法--畢竟葉劉淑儀的希特拉比喻太過「獨特」,教西方人噁心不已。

另一方面,世界知名的報章和雜誌打從諮詢期開始,莫不呼籲特區政府別要制定損害香港的條文。看到國際輿論不住批評和聽到本地法律界接連警告後,香港商界也開始察覺廿三條的弊端,不禁害怕立法後自己會不小心踩進廿三條陷阱,例如洩露國家機密、管有煽動刊物等等,增加了做生意的風險,跟台灣人打交道更要格外留神。此外,廿三條將限制資訊自由,使企業難以掌握社會脈搏,因而受損。舉個例說,不少大陸政府擁有的國家企業(國企)在香港上市,人們若要查核國企的財務狀況,乃至報導國企高層調動的話,很容易牽涉國家機密,犯下廿三條罪行。北京亦可能藉誣告洩露機密來嚇怕評級機構、股票分析員、記者等不敢揭發國企壞消息。如此下來,股東隨時因消息被封鎖而蒙受損失,嚴重妨礙香港發展為亞太金融中心。於是商界對廿三條留下陰影,那些表態支持政府的老闆,私底下卻是另一副模樣,不斷在權貴場合追問官員條文會否影響做生意,並要求政府立法時要交出清晰條文,以免無辜惹禍。去到最後,一向「保皇」、但曾不滿匆忙通過問責制和《反恐條例》的議員李國寶,亦不得不代表銀行界,罕有地開腔批評特區政府建議的條文有問題,足見商人心裡也懼怕廿三條。

奈何財大氣粗的中國副總理錢其琛,對此通通不以為然,直言只要香港仍有錢可賺,外資不會撤走的。既然京官毫不理會西方國家議會的關注,漠視國際輿論的批評,聽不進商界的憂慮,特區官員更是有恃無恐。到了這田地,香港人只能靠自己,才能規勸政府接納民意。

(198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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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15日 星期一

4.12 對罵

第四章 衝冠一怒為紅顏
4.12 對罵

早在O二年初,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家傑已預言,廿三條立法將全面暴露一國兩制的矛盾,並從根本討論人權、自由等概念。果然不出所料,政府宣佈立法後不僅帶來激烈討論,還掀起一場罵戰,連官員亦因此頻頻失言,留下至今難忘的「名言」,使民間討論廿三條的氣氛更熾熱。

也許由於天性倔強,葉劉淑儀在議會和大大小小的論壇推銷廿三條時,嘴裡總不肯服輸,結果頻頻失言,給人逮個正著,刺激民眾反對立法。政府公佈諮詢文件才兩天,她在立法會上解釋為何政府不願多走白紙草案這一步時,直言的士司機、酒樓侍應、麥當勞服務員都不會對條文有興趣,「難道他們會跟我辯論每項條文嗎?」。這句話隨即被人揪住,說她蔑視小市民的意見,直到現在人們仍忘不了。一個月後,她跑到城市大學的論壇。席上學生問她打倒一黨專政,算是顛覆還是革命,葉劉淑儀卻不怕肉麻地頌揚中共贏得人民支持才能奪權,是「波瀾壯闊的革命」、「順天應人」、「以有道廢無道」。不僅如止,有論者在同一場合倡議政府應先普選才立法,以防掌權者利用廿三條鎮壓異己,葉劉淑儀卻反駁民主並非萬應靈藥,並拿希特拉(Adolf Hitler)憑選舉上台作例子,鬧出軒然大波,國際側目。再過半個月,葉劉淑儀在中文大學被人連番質問,她以慈母的口吻,勸勉學生放長雙眼,長大後定能體會「葉局長是沒有騙你們的」。這句話日後同樣不斷被提起,質疑她口講無憑,政府提議的草案仍是過度嚴苛。

葉劉淑儀或會覺得傳媒和反對者對她有欠公允,總愛反覆提及的士司機、希特拉等失言,連她出席大學戶外論壇時的裝束也挨罵,說她穿上紅衣戴墨鏡,態度囂張,跟條例好壞沾不上邊,實是動輒得咎。大學生亦「只有激情和噓聲」,夾道「歡迎」她出席論壇時,不是送她斬除刁民的「尚方寶劍」,便是贈她「精忠報國」錦旗。然而撇除人們對她的各種指罵,她也不見得願意聆聽法律界的意見,依然要威脅公眾的自由,也就難免外界對她口誅筆伐。不管怎樣,去畢中大後,碰了多次釘子的葉劉淑儀學乖了,開始避免公開發言,頂多撰文反駁她沒有硬銷,免得再口舌招尤,挑起更大民憤。除了「自己人」舉辦的閉門論壇外,葉劉淑儀幾乎推卻所有團體和大學的邀請,改由下屬頂替,連帶梁愛詩也要「退隱」一會兒。事緣梁愛詩在十月中曾坦言,廿三條本來就是每個人頭上的「一把刀」,還說當年席揚不肯透露消息來源,等同「偷」竊國家機密。此語一出,即時惹來傳媒反彈,明言記者有責任保護消息來源,不該受廿三條限制,而且他們揭發政府秘密,不過是為了公眾利益而已,就像美國水門事件(Watergate Scandal)那樣。

當兩位高官絕跡公眾場合後,討論廿三條的氣氛並未戛然而止,因為輪到「愛國」人士接棒登場。正如前述,親共份子一向以北京立場為馬首是瞻。當中央下達了立法任務,他們便紛紛為廿三條鳴鑼開道,聲言立法是「國家主人的光榮使命」,若果「沒有國,哪有家」呢?他們還引用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上任時說的:「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來提醒香港人有責任為國家安全立法。至於條文會否侵害各種自由,甚或讓特區政府藉機箝制內部的異議而非原先針對的外敵,則顧不得了那麼多,一於盲目支持到底,不容人們置喙。任何質疑條文的人,通通被視為「大逆不道」。例如人大譚惠珠在十月底,矢言任何反對立法的法律工作者,都不配做中國公民。中國副總理錢其琛也覺得立法是天經地義之事,擔心廿三條的人都是「心裡有鬼」,完全不顧市民的憂慮。這種非友即敵的態度,把任何同意立法但不同意條文內容的普羅大眾和法律界,悉數趕到政府的對立面。

這還不止,「土共」發動「人海戰術」,為廿三條立法造勢。他們動員大批關係密切的社團在報章登廣告支持政府,撰寫措辭相近的意見書予官員,前仆後繼地到立法會聽證會挺立法。事實上,這種技倆並非首見。兩年前便有什麼「大埔兒童合唱團」、「優質育雞促進會」等不知名團體,湧到立法會支持政府拒絕修改《公安條例》,半年前亦有「保健體育會」之類的組織盲從附和問責制,皆叫人側目。這次廿三條立法也不例外,親共人士樂此不彼的號召大批社團,到立法會的聽證會聲援特區政府,並在諮詢期內寄出大量意見書,以圖在氣勢上壓倒對方。到了最後,本地商界亦為勢所逼,四大商會皆表態贊同立法,以免得罪北京。到了最後,中共扶植的工聯會緊隨特區政府立場,讓葉劉淑儀馬上多了數十萬人相挺,並奢言贊成立法的人較多。但問題是,三十一萬會員之中,不少人只是被收費低廉的興趣班(如外語班、舞蹈班、烹飪班)利誘入會,不等於他們也贊同政府的立法建議,於是社會上一度就此談論工聯會以廉價招徠會員的做法。

及至十二月中,立法會一連兩天討論廿三條,「保皇黨」在議會內跟民主派針鋒相對,留下更多「口實」。一直以來,雙方在議會辯論時,除了以理據駁斥對方,也間歇用上尖酸言詞。例如O三年初談論普選時,民主派的李卓人揶揄民建聯主席曾鈺成因染上「曾狀病毒」而患上「老人癡呆症」,忘記了他曾說過要爭取普選。議會之外,「爭取修改公安法聯席」的發言人史文鴻,亦曾以「狗官」來辱罵葉劉淑儀,招來對方反駁後又貶斥她「豬狗不如」。故此這類情緒式謾罵,在政界早已有之,只是「愛國」人士一向較多,而工聯會的梁富華更成為箇中焦點。當天他在議事堂內以「憂慮症」來形容民主派,法輪功和支聯會是患上「驚恐症」,新聞界受「妄想症」困擾,而陳日君則有了「老人癡呆症」,終日沉迷反對之中,可能成為「病態聖徒」。這種挖苦梁富華早有前科,兩年前他曾以「逼害妄想症」來形容要求修改《公安條例》的議員,豈料他再次用類似比喻來揶揄陳日君之後,卻犯下眾怒,給「敵對陣營」抓住。其黨羽見狀,立刻為梁富華言論降溫,解釋他不是針對整個教會和全體信徒,以免刺激更多市民在數天後上街。奈何覆水已是難收,連帶梁富華本身的議員生涯也因這次失言,要在任期結束後黯然告終(見第八章)。

這時候,人們在理性上看到政府漠視白紙草案等要求,不顧大眾的憂慮,感性上則聽到官員和親共政客一連串使人氣憤的說話,逼使「沉默的一群」要做點事情,向政府嗆聲。

(241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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